贵州
大多数人的印象中，进士必是通过院试、乡试、会试、殿试这几个阶段一路晋级的，而事实上清代的科举名目有很多，其制度之严密与完善也是超过历朝历代。在科举名目上，清代也以各种方式扩大官吏的选择面，为更多的人提供入仕的机会。大致来看，在常科（即进士科）之外主要还有以下几种方式：
制科
制科是在进士科之外的一种选拔方式，唐代尤其常见，宋、金也经常沿用。自元、明以后国家专用进士科，不设制科。
康熙时期为了招揽人才恢复制科，康熙十八年（1669年）首开博学鸿词科，凡是有学问的读书人，不论已仕还是未仕，都可以通过举荐参加考试。是科，取中一等20人，二等30人，全部授予翰林院官。乾隆初年，第二次开博学鸿词科，取中者也全部授予翰林院官。
自康熙朝博学鸿词科之后，雍正帝继位又开孝廉方正科，曾两次下诏各省府州县举孝廉方正。雍正二年（1724年），浙江、直隶、福建、广西各举二人，全部以知县用。此后的乾隆朝，也都举行孝廉方正科。
至清末时，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已经不太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故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下诏举行经济特科，取中一等9人，二等18人，全部以知县、知州用。
除了以上几种制科外，还有召试一项。康熙、乾隆、嘉庆三帝历次出巡，屡有召试之举。比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两次南巡，召试士子73人；乾隆帝第六次南巡，召试85人；嘉庆帝东巡召试16人，这些召试的人中，后来有不少人登进士，入词林，乃至官居侍郎、尚书。
恩科与加科
凡遇万寿、登基等各种庆典而加开的乡、会试称为恩科。清代万寿恩科始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以六十万寿首开恩科；登基恩科始于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以选贤良“佐朕之新政”，特开恩科。此后万寿、登基开恩科沿以为例。
正科的时间是固定的，有的时候就会与恩科重叠，所以每次举行恩科适逢正科，则以该年为恩科，正科或提前一年，或推迟一年举行。
所谓的加科就是在正科之外额外增加一科，顺治二年（1645年）清代首开科举取士，但是第二年又以“天下初定，广收人才”为由加科；顺治十六年（1659年）以云贵新附，再举行礼部试。
清代共开112科，其中正科84，恩科26，加科2。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的士子是通过恩科、加科而考中进士的，这个比例确实不低了。
明通榜、中正榜
明通榜是清代科举制度中特有的内容，始创于雍正朝，而推行于乾隆朝。它是会试后再行公布的录取榜，目的是让一部分会试落第者也有入仕的机会。
雍正五年（1727年），首次拣选当年会试落选举人中文理明通者，以知县、知州委署试用；雍正十一年（1733年），特颁上谕：“针对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六省举人赴京会试，邮程路远，非近省可比。朕意于落卷中，择其文尚可观，而人材可用者，添取数人，候旨录用，以昭朕格外加恩之意。”
乾隆元年（1736年）也照着雍正朝例，在会试落卷中续出一榜，上榜者可以一体参加殿试。这两次针对南方六省落第举子所出之榜，就是史料中所称的“明通榜”。
明通榜的实行有一定的政治用意，就是要通过对边远省份读书人的特殊照顾，以发展该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同时也是皇帝拉拢人心的一项重要举措。
此后乾隆皇帝又在明通榜的基础上推而广之，将范围扩大到全国各省，规定大省40人，中省30人，小省20人，凡是上榜者由吏部带领引见，以学正、教谕即用。
自从明通榜成为定制，而在这一制度的影响下，中正榜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开始推行，所谓的中正榜就是在会试落第举子中，挑选文理通顺且书法尚佳者，以誊录用，录取后主要在各史馆负责誊录工作。在经过一定年限并通过考察后，也可以选为知县。左宗棠会试落第后，就上了中正榜被选为誊录，但是他没看上，仍然坚持回籍。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明通榜被和珅奏请停止，此后只剩下中正榜。尽管明通榜实行的时间不算太长，但也还是为一些会试落榜者提供了入仕的机会。
以上几类科举名目是针对所有读书人的，既包括汉人也包括满蒙旗人。此外，还有两类科举名目是专门为旗人而设的。一是宗室科目，适用的对象仅限于宗室子弟，其目的就是为了照顾那些无爵无职的宗室闲散人员；二是翻译科，主要是为了培养满文、蒙古文翻译类的人才。其实，翻译科也是八旗士子入仕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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