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2026年6月20日，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金石学在陕西展开幕。作为系列展览的上篇，以“追金”为主题介绍陕西地区自商周至清代民国时期发现的青铜器，斯文在兹，金石不朽——
7月4日中午，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我参观了这个展览。这里位于第六展厅，以不同时期特色的青铜钟贯穿整个展览线路，分为“吉金渊薮”“礼乐重光”“楮墨传古”“文脉延芳”四个部分，金石之声穿越千年，礼乐文明传承不绝。
1.吉金渊薮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陕西是周秦汉唐文化的核心区，礼乐制度的发轫之源，金石学问的渊薮之地。据不完全统计，陕西省内博物馆收藏商周青铜器近两万件。
1985年，在宝鸡市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的西周晚期逨钟拉开展览的序幕。作为西周时期的都城，长安和周原一带多次发现青铜器窖藏，如岐山京当乡礼村窖藏、长安张家坡窖藏、岐山董家村窖藏、扶风庄白窖藏等。
商周时期的墓葬主要分布于关中腹地的渭河流域，文化内涵丰富，区域特征明显。在等级严格的礼仪制度下，为了显示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墓葬出土的青铜器非常注重礼器的组合和摆放的位置。
1971年至1991年，在咸阳市泾阳县高家堡，先后两次发掘六座商周时期的墓葬。这里出土44件青铜礼器，其中26件铸有铭文，包括8件戈形族徽。戈氏是夏朝移民，保留商人的习俗，有腰坑和殉狗。
2.礼乐重光
从汉代开始，陕西人以青铜器为载体，持续传承华夏礼乐的精神。王莽改制，恢复九鼎，唐代寺院和宋代吕氏家族墓地均出土过商周时期青铜器，元代墓葬盛行仿铜陶礼器。
1982年，在西安市东郊三殿村，发现一座西汉时期竖穴土圹墓，印章表明墓主是“王许”。在棺椁的两侧，摆放着4件西周晚期青铜盨和1件春秋晚期蟠螭纹铜钟。西汉时期，已经发现商周青铜器，并且受到人们的珍藏。
宋元时期，陕西成为金石学研究重镇，蓝田吕大临编著《考古图》开创青铜器“图、铭、释、评”的著录体系。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遗风，标志着金石学真正发展成为“格物致知”的学问体系。
明代晚期，陕西学者赵崡和郭宗昌合称“关中汲古二士”。清代初期，注重实地考察碑石，以毕沅、刘喜海、吴大澂最具代表性。清雍正二年（1724年），川陕总督年羹尧为西安孔庙铸造全套青铜祭器和礼乐器。
3.楮墨传古
传拓之术，起源于东汉，唐代发展成熟。宋代，初立器物学，金石学家拓印文字以便交流研学。清朝末期，马起凤首创立体拓，也称“全形拓”和“器物拓”。墨色浓淡，线条虚实，再现器物神韵。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54件全形拓。其中，有14件附有题跋，清代晚期和民国时期各一半。清代题跋，注重铭文的考释和断代定名，详细记述器物的出土和收藏脉络；民国题跋，引入考古学方法，关注器物的流传、功能和族属。
4.文脉延芳
金石学的发展促进文人雅士追求个人素养，衍生出“尊古”“崇古”“慕古”“悦古”之情，古代青铜器从庙堂重器演变成为书斋的清雅陈设。明清时期，商周礼器均被仿制，乃文人“与古为徒”的精神寄托。
在展览的结尾处，再现了金石雅趣和生活美学，铜盘贮花，铜瓶生春。南北朝时期，佛教供养仪式中，往青铜器内注水，再插入花朵和枝叶。格古创新，物我同春，古老的青铜器重新焕发光彩，悠久的金石学再次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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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申威隆，陕西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的“非优秀”毕业生，著名的90后“陕西文博一哥”，被领导和同事们称为“申局”。长按下方二维码，关注《关中拍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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