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两届格莱美得主Pete Ganbarg，曾在1997年到2001年期间，担任Arista唱片公司的高级总监一职。正是在那里，他开始了一段与音乐界泰斗Clive Davis共事的岁月。
对于Ganbarg而言，那是一段独一无二的经历。他参与制作了Santana那张全球销量超过3000万张、并在2000年斩获九项格莱美大奖的专辑。Davis于6月22日离世后，Ganbarg将我们带回了那些传说中的A&R会议现场，揭示了一种如今几乎已经绝迹的工作方式。在他眼中，Davis把A&R人员视为公司内部的“保护动物”，因为他们深知，如果A&R无法为整个系统提供可用的弹药，后面的所有环节都将无从谈起。
这种会议的特别之处，首先在于它毫无章法的时间表。你永远不会在前一天收到一封措辞严谨的邀请函，只会在某个早上九点半接到一个简短的通知。会议可能在十点开始，也可能就在当下。一旦踏入那扇门，就意味着你当天剩余的时间全部归零。Ganbarg回忆，你会坐在那里，从上午十点一直待到午夜。如果你本来有其他安排，只能全部取消。那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会议，而是沉浸在Clive Davis日常中的一整天。他们会一起接通艺术家的电话，听着小样，同时在旁边递纸条，交换想法。
在那个尚未被算法和短视频统治的年代，选歌是一项极其原始的体力活。由于很多合作的大牌艺人并不自己写歌，出版公司和词曲作者会源源不断地把作品寄来，供Whitney Houston、Aretha Franklin或是正当红的偶像们挑选。那时还是实体介质的最后黄金期，所有歌曲先是被刻录在磁带上，后来又换成了CD。这些碟片被仔细地用歌词页包裹好，分门别类地放入不同的文件夹里。当Davis决定“今天就聊Whitney”的时候，大家就会拿出对应的文件夹，里面通常塞着七八张CD。每个人都摊开一张歌词页，所有人一起安静地听。
随着时间推移，Ganbarg渐渐明白了Davis在听大家意见时的真实意图。他并不是要靠下属的判断来校准自己的判断，因为他心里早就有了定论。他把在场的A&R人员当成了最直接的观众样本。在这种高压环境下，他不要任何模棱两可的形容词，他只需要残酷的数字。游戏规则简单粗暴：零到十分，没有零分也没有十分。六分意味着淘汰，七分意味着可以塞进专辑凑数，而八分，才意味着这是一首真正的热门单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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