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苏联飞行员劫机叛逃至我国，被判8年，释放后却无比感谢中国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两台拖拉机横在一架苏联客机前面。

地点不是机场。

是黑龙江甘南县长吉岗农场东北约一千米的麦田。

那天十四时三十分左右，长吉岗农场副场长刘国亿和嫩江国营农场管理局办公室主任黄敏，远远看见一架飞机落下来。机身上的标识看不清，落点却实在反常：种牛场的麦田，冬天的黑土地，四下空旷。

人赶到跟前，才看明白。

这是一架苏联民航客机。

语言不通，机上人不肯下机。干警留下监护，场里马上向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和嫩江国营农场管理局报告。

事情一下变了。

这不是普通迫降。

十七时三十分左右，机上有个人走了下来。翻译赶到后，他报出自己的名字：沙米利·哈吉——奥格雷·阿利穆拉多夫，苏联国籍，列兹金族，三十三岁，原是雅库茨克市民航局联合飞行队副驾驶员。

他承认，飞机是他劫来的。

机上还有三十八名乘客，五名机组人员。飞机是安—二十四型，机号四七八四五，执行一〇一／四三五航班任务，本来从雅库茨克飞往伊尔库茨克。

一架载着四十多人的客机，被副驾驶改了航向，越过边境，落在中国农场的麦田里。

麦田上没有跑道。

也没有塔台。

只有赶来的干警、农场干部，还有越来越冷的天。

阿利穆拉多夫不是临时起意。

他一九五二年生于苏联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巴库市，大学文化，当过飞行员。这个职业在当时不低，收入、地位、技术身份，都足够让旁人羡慕。

可他和单位领导长期不合。

公开材料里写得很清楚：他对职务安排不满，经常与领导争吵，受到批评；领导认为他精神不正常，先后五次把他送到精神病院检查。

五次。

这两个字落在档案里很轻，落到一个人身上很重。

从一九八〇年起，他向上级一直写到苏共中央，寄出五十多封上告信。可结果不是复职、补偿、调查清楚，而是一九八三年十二月被解雇。

他想过别的路。

他曾企图进入美国驻苏联大使馆请求避难，也曾申请出国，均未能实现。

门都没开。

一九八五年五月，他恢复工作，但原来的矛盾没有解决，降职和解雇期间的经济损失也没有补偿。更要命的是，当他把外逃的念头告诉妻子后，妻子反对，并与他离婚。

这一下，最后一根绳也断了。

一九八五年十月初，他开始准备劫机。先买了两把折叠刀，后来又想过用斧子。十月上旬执行飞行任务时，他把刀和一块长条形钢块带进驾驶舱。

那一次，他没动手。

原因很简单：航班由白天改成夜间，他怕飞到中国后无法降落。

十二月十九日，机会又来了。

北京时间七时三十分左右，飞机载客三十八人起飞。十二时三十分左右，飞机飞到苏联境内东经一百一十八度零六分、北纬五十二度四十分上空。

领航员去上厕所。

阿利穆拉多夫借口客舱出现机械故障，把机械师骗出驾驶舱，随即锁上驾驶舱门，伸手去扭自动驾驶仪。

机长阿布拉米扬发现不对，惊问：“你要干什么？那边是中国！”

他踩下报警信号。

阿利穆拉多夫拿出刀，逼机长关闭信号，改变航向。法院案卷中留下了那句威胁：“你老实点，不然的话，我杀死你。”

这句话一出口，性质就定了。

不是投奔。

是劫机。

苏方地面站追问飞机为什么改变航向，又通过另一架空中飞行的图—一五四客机无线电询问：劫机者是谁，要求什么。

机长答：劫机者要求去中国海拉尔。

地面站让机长骗他说油料不够，要在边境机场降落加油，不降落都得死。机长回了一句：飞机被副驾驶员劫持，骗不了他。

半小时后，飞机从额尔古纳河上空越入中国领空。

十四时三十分许，安—二十四落在长吉岗农场种牛场麦田中。

它没有翻覆。

机上人也没有伤亡。

可机舱里的恐惧没有立刻散去。中方一再劝说乘客和机组人员下机取暖、吃饭，机上人员仍拒绝离开。他们坚持要等苏联外交代表到场，并得到允许后才下飞机。

黑龙江的冬夜很冷。

发动机已经关闭，温度急剧下降，旅客还没吃饭。中方人员两次登机，送去饮料、食品和大衣，又派医生检查身体。

两台拖拉机横在飞机前，防止飞机擅自起飞。

劫机者被隔离。

水果刀被交出。

十二月二十日，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戴秉国带中央工作组赶到现场，黑龙江省副省长何首伦、苏联驻华使馆人员也先后抵达。

一直到飞机降落后二十九个半小时，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才走下飞机。

他们去了齐齐哈尔湖滨宾馆。当地政府设宴招待，还向乘客和机组人员赠送羽绒服，给儿童赠送玩具。

十二月二十一日，除劫机者外，全部乘客和机组人员离开哈尔滨，安全返回苏联。

阿利穆拉多夫留下了。

这才是这件事最容易被误读的地方。

他把飞机劫到中国，并不等于中国会把他当作“政治避难者”放走。中国加入过有关国际反劫机公约，飞机又降落在中国境内，行为结果发生在中国，中国依法享有管辖权。

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他有翻译，也有中国律师辩护。法庭查明，他携带折叠刀和重二点八公斤的长条锰钢，胁迫机长改变航向，使民航客机飞入中国领空。

判决落下：以劫持飞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他没有上诉。

三天后，他明确表示服从判决。

从麦田到法庭，阿利穆拉多夫想要的是逃离苏联，可中国给他的不是自由通行证，而是一份判决书。

八年。

这个数字看上去像惩罚，也确实是惩罚。因为他劫持的是民航客机，机上有四十多人，任何一个环节失控，都可能变成空难。

可多年后再看，他又躲过了另一种命运。

如果当时被直接交回苏联，他面对的就不只是劫机问题，还有叛逃问题。到他服刑结束、获释离开中国时，苏联已经走到终点，阿塞拜疆也成为独立国家。

他想逃离的那个国家，没了。

他为此付出八年刑期，也因此没有被匆忙推回旧轨道。所谓“感谢中国”，不是因为中国纵容了他的劫机，而是因为中国把这起事件放进法律程序里处理：乘客安全送回，飞机归还苏方，劫机者依法审判。

麦田上的飞机后来飞走了。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日，苏方接收小组来到齐齐哈尔，在中方配合下，那架安—二十四从临时停落的农田起飞，经哈尔滨取道国际航线飞回苏联。

长吉岗农场又安静下来。

冬天的麦田里，拖拉机挪开，飞机轮印留在冻土上；那个三十三岁的副驾驶员，被押往哈尔滨，手里再也没有刀，面前只剩一纸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