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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遭到侵蚀的司法部,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特朗普追击政敌的行动吸引了所有目光,这并不难理解。杰罗姆·鲍威尔尚任美联储主席时,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便动用司法部对付他,金融市场为之震惊。上周,司法部因为《纽约时报》记者揭示卡塔尔向总统赠送一架飞机一事的真相,向这些记者发出了传票,新闻自由的捍卫者纷纷斥责此举不当。但特朗普这种由个人积怨驱动的议程,还远不是问题的全部。
特朗普想让曾为自己辩护的律师出任司法部长。这足以说明,在他眼里,司法部俨然就是自己的私人律师事务所。参议院本周将开始举行托德·布兰奇的提名听证会;布兰奇现任代理司法部长。但应当感到担忧的,并不只是那些被特朗普列入“敌人名单”的人。总统还在以一些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方式侵蚀司法部。这些做法虽不显眼,危害却丝毫不亚于那些备受关注的行动,其后果可能十分深远。
司法部既是联邦政府的法律代表,也是法律的守护者,自水门事件以来尤其如此。2019年,时为特朗普司法部长人选的威廉·巴尔说,美国人“必须知道,政府中总有一些地方由法治而非政治主导”,司法部“必须成为这样的地方”。特朗普根本不把这一原则当回事。第二任期尚未过半,他已让司法部不再为法律效力,转而成为总统权力的强力延伸。
首先,大幅调整司法部的工作重点,本来属于总统的正当权限;但特朗普往往通过设定模糊公共政策与党派政治界线的目标来调整重点,这就并不正当。例如,司法部在加利福尼亚州和明尼苏达州等民主党主政州,格外卖力地追查医疗保健欺诈。在这些州,这类调查可以被用来抹黑特朗普的对手,其中包括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和明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司法部也成了特朗普推进自己政治议程的得力工具。司法部正把越来越多的资源耗在选举舞弊调查上,并非因为选举舞弊确实构成现实问题,而是因为它已成为总统的执念。司法部已经起诉多个州,要求取得这些州的选民登记名册。今年1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佐治亚州人口最多的县查扣了数百箱选票及其他文件,这是调查2020年总统选举的一部分。最近,FBI又调派约260名分析人员细查佐治亚州的相关档案,要求他们在7月17日前审完这些记录。至少,这些做法会动摇选民对选举的信任,而这或许正是背后的险恶盘算。
真正关系公共利益的事务却无人理会,任其搁置。司法部约四分之一的律师已经离职。负责调查加密货币欺诈和公职腐败的部门日渐萎缩。司法部总部及曼哈顿检察官就金融欺诈案件提出的刑事起诉,数量比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低30%。约300名专门从事国家安全事务的特别探员已经从FBI离职,随他们一起流失的,还有数十年积累的反恐和网络战经验。
司法部也变得愈发混乱。司法部经办的案件屡屡在法庭上出现问题,但究竟是工作人员粗疏大意,还是有人心怀恶意、故意为之,很难分辨。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的14个月里,司法部近100次向法院提供不准确信息。美国联邦政府竟在本国法庭上失去了法院通常给予政府一方的基本信任,实属罕见。
在押移民提出的6.1万多份人身保护令申请,已使法院不堪重负,也令法官和联邦检察官疲于应付。联邦检察机关不得不从刑事部门抽调律师增援。截至去年9月,FBI约有五分之一的探员已被抽调参与移民执法。
与此同时,总统的权力还在扩大。在上月裁决的“特朗普诉斯劳特案”(Trump v. Slaughter)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总统可以解雇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机构的负责人。这使总统有能力迫使这些机构同司法部联手行动。试想一场由多个部门协同展开的施压行动:司法部发起反垄断调查,FTC调查侵害消费者的欺诈行为,SEC调查企业信息披露事项。
不幸的是,即便布兰奇正式出任司法部长,情况恐怕也不会有任何好转。在推动特朗普追诉政敌、庇护亲信的议程上,布兰奇堪称最积极的推手之一。这种一手惩敌、一手护友的做法,足以让人听命于特朗普。在布兰奇主持下,司法部最近甚至威胁各州选举官员:若明知选民名册上仍有非美国公民,却任其继续留名,这些官员将面临刑事起诉。
民主党人和1200多名前司法部律师已经要求参议院否决布兰奇的提名。参议院如今面临选择:确认其任命,因而显得是在为特朗普更广泛的议程背书;或者阻止任命,以罕见的方式明确回绝总统。遗憾的是,即使提名遭到否决,实际作用恐怕也很有限。特朗普可以让布兰奇继续担任数月代理司法部长,也可以提名一个同样听命于他的人。
未来两年,美国人所能抱有的最大希望,就是法院能够守住防线。迄今为止,法院总体上遏制了司法部最为过火的冲动。7月7日,一名联邦法官阻止司法部通过传票索取佐治亚州选举工作人员的姓名。7月13日,另一名联邦法官宣布一项由司法部促成的和解协议无效。这项协议旨在解决特朗普提起的一宗民事诉讼,原本将使总统及其家人免受税务审计。
走上被告席
即使美国人今后选出一位有意修复司法部的总统,已经造成的破坏也很难逆转。特朗普的追随者会把清退这些党派色彩浓厚的律师视为一场“政治猎巫”,并以此为他们日后重新掌权时发动下一轮清洗提供理由。一旦每届新政府上台都照例伴随着新一轮解雇,重视法治的专业人士在决定是否加入司法部时,就会再三权衡。水门事件后,正是凭借政治家的远见与担当,以及两党的共同努力,现代司法部才得以塑造。如今,利害之重大不减当年,任务却更加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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