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5年10月，陈仪在台北中山堂接受日本投降，台湾省正式回归祖国。
但国民政府在台湾设立的管理机构，却与大陆各省截然不同，不是省政府，而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有权发布署令、制定台湾单行条例。这是一个军政合一的特别体制。
为什么是这种安排？
国民政府内部本来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照大陆各省设立省政府，另一派主张因应台湾“情形特殊”而设立行政长官公署。
蒋介石接受了后者，台湾刚脱离日本殖民，需要强力管控。但不到两年，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
各界对行政长官公署制度强烈不满，4月22日行政院会议决议撤销长官公署，改组为台湾省政府。5月16日省政府正式成立，魏道明出任首任省主席。
陈仪由此成为台湾唯一的行政长官，魏道明则开启了长达47年的官派省主席时期。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是，省政府主席由中央指定，必须服从中央安排。
行政层级上，台湾省政府的管辖范围与“中央政府”完全重叠，台北是“中央政府”所在地，但也是台湾省的省会。一个地盘，两套班子，叠床架屋的结构就此形成。
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接任。他上任后推动民主化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地方自治。
1994年7月通过省县自治法和直辖市自治法；当年12月就举行了首次省长和直辖市长选举。
国民党的宋楚瑜以472万票、60%的支持率当选首任民选省长，台北和高雄的市长则分别由陈水扁和吴敦义当选。
省长有了民意基础之后，中央对省政府的管控能力被大大削弱。宋楚瑜全省三百多个乡镇走透透，声势如日中天。李登辉开始担心，省长手握重权、站在施政第一线，长此以往可能架空领导人。
1997年，李登辉主导第四次修宪，将省政府从地方自治团体改为行政院的派出机关。省政府只设委员九人，其中一人为主席，全部由行政院院长提请领导人任命。
省议会则改为省咨议会，议员全部由行政院院长提请任命，不再民选。1998年12月20日，宋楚瑜任期届满，省政府业务移交中央各部委接管。
宋楚瑜成为台湾唯一的民选省长，此后台湾回到官派省主席时期，但此时的省政府已经没有实权了。
此后二十年，台湾省政府几乎成了一个空壳。但即便是这个空壳，民进党也不愿保留。
2018年6月28日，时任行政院院长赖清德宣布，自该年7月1日起，省政府人员与业务全部移交行政院国发会，不再派任省主席和省咨议会。
台湾省级机构的七十年变迁，核心遗产是“叠床架屋”的结构性矛盾及其不断被消解的过程。
从行政长官公署到省政府，从官派省主席到民选省长再到虚级化，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同一个困境，当“中央政府”与省政府管辖范围完全重叠时，两个政府必然摩擦不断。
这个困境贯穿始终，所有改革都在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让两套班子并存而不互相掣肘。它折射了一个跨越时代的逻辑，制度设计一旦脱离实际治理需求，迟早会被修正或淘汰。
行政长官公署因二二八事件被废除，民选省长因权力过大而被“冻省”，空壳省政府因政治象征意义而被“归零”。
每一次“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动机，但每一次调整也确实回应了当时的结构性张力。
这套逻辑在今天依然生效，只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省级机构就永远是一个绕不开的政治符号。
民进党不敢在法律上废除“台湾省”，因为那意味着迈出法理台独的关键一步；但又不愿保留任何实质性的省级机关，因为“省”这个建制本身就暗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局面，省级机构在法律上存在，在现实中消失。这个矛盾不会因为预算归零而消失，它只是被暂时搁置了。
一个行政层级从建立到虚化再到实质性消失，表面上看是制度调整，背后却是两岸关系的根本定位在持续拉扯。省级机构的命运，从来不是单纯的行政效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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