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训黑手伸向成年人！亲生父母花钱绑人，荒诞遭遇戳痛无数人？

特训学校的触网，伸向了成年人。

今年5月，正在看店的21岁男子梁宇突遇三名自称网安部门的人员造访。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对方径直上前控制住他的身体，使用暴力将他带上一辆面包车。

梁宇从贵州省毕节市一路被“押送”至重庆市永川区的一所封闭式特训学校。彼时，他才得知荒诞的真相：这场堪比绑架的强制抓捕，并非执法办案，而是亲生父母花费3万元，委托机构为他定制的“熬夜矫治套餐”。

近期，多起成年人被送入封闭式特训机构的事件引发热议。多名当事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他们在这类所谓“特训学校”中被强制管控，时间短则数日、长至数十天。

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们均认为自身遭遇非法拘禁，可事发之后，相关责任方却始终无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一位豫章书院非法拘禁案的举报者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豫章书院被查处时，他曾短暂感到欣慰，可近年来却更多的是无力感，“这些机构坐拥高额暴利，并且他们不需要任何法定程序就可以‘抓人’，规模越来越大了”。

父母授权抓人

“他们说我涉嫌信息泄露，需要到重庆永川区的一个街道办事处接受调查。我让他们出示证件，他们说在车里，让我先上车。我想报警，其中一个女的抢走了我的手机。” 梁宇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被“掳走”的情景，来者两男一女，两名男子体格较壮，他因此反抗未果。

随后，他被强行带上一辆面包车，过程中他的双手被绳子反绑，身体多处受伤。

梁宇称，中途他曾在服务区尝试逃跑，他死死地拉住高速路边围栏，但是对方用绳子拉扯他，手腕被绳子勒得血肉模糊，之后对方又抓他头发，最后还是把他抬到车里面。

这一切是在梁宇父母的授权下进行的。据梁宇的母亲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梁宇经常熬夜至凌晨一两点，夫妻俩因此向特训机构支付了3万元，打算让梁宇入校接受为期半年的矫正。该学校是她在永川区搭乘出租车时听司机介绍的，“说能够矫正成年人”。

特训学校出现之初，一度与“戒网瘾”和“行为矫正”画上等号。而近年来，此类学校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广泛，包括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各类心理疾病乃至“不听父母话”等。

“凌晨一两点，四五个穿着迷彩服的大汉，直接闯进我的房间。”20岁的孙哲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去年3月的遭遇：几个人抬着他的手脚，将他从床上搬到家门口的轿车里，目的地是距家300公里的山西吕梁。

“他们说我有这么幸福的生活还不知道满足，好像我犯了什么大罪一样，说我不孝敬父母，不好好学习。”

孙哲在读初三时便确诊抑郁症。“起初父母还会陪我到医院就诊，那段时间我觉得特别宽慰，可后来他们不再认可我的病情，觉得我不过是青春期叛逆。”他后来才得知，为了“治好”自己，父亲每月付给特训学校15000元学费。

患有躁郁症的王敏有着相近的遭遇，“我父亲一开始也主动带我去医院，后边吵架了会骂我是精神病、不正常”。去年10月，她出门倒垃圾的间隙，两男一女趁机闯入家中。“他们一进门就质问我知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我刚想要报警，手机就被当场抢走。”

当时，王敏已经25岁，大学毕业多年，独居在家调整心理状态和作息。王敏与父母关系长期紧张，她认为根源在于父亲存在家暴行为。

据王敏讲述，在挣扎的过程中，她的身体多处磕碰。被强行拖拽下楼时，她曾向一旁打麻将的邻居呼救，对方仅仅回头望了她一眼，并未出手相助，最终她被几人押上一辆黑色轿车，从江西南昌被带去了湖北黄冈。在车上，她仍然被质问“好好想想你犯了什么事”。

“教官，我爱你”

孙哲所在的特训学校建在山上，四周环绕铁丝网，后方紧邻悬崖。刚到学校，他就被剃了光头、换上迷彩服。

当时，孙哲还在读高三，三个月后即将参加高考。一个自称心理老师的人来找孙哲谈话，孙哲说马上要参加高考体检了，“她却说人生有很多路，不一定要高考”。

按照孙哲的描述，入校后，所有人都要接受“矫正改造”：统一执行早睡早起的作息安排，参与体能训练、心理疏导，全程对教官保持绝对服从，与之相应的是一些体罚和辱骂行为，甚至是殴打。

“每天早上6点就得起床，上午的安排一般是十公里长跑，下午是俯卧撑、蛙跳等体能项目。”孙哲回忆，训练期间，他还被要求喊“教官我爱你”“父母我爱你”这类口号。

王敏则是被安置在一间由废弃教室改造的女生宿舍，“有十三张上下铺，里边三个老师守着，晚上十点熄灯”。

她刚到学校就被告诫“千万不要生病”，学校流传着一个说法：没待满一个月，生病了也不能去医院。她正在服用治疗心理疾病的药物，需要定期检测血药浓度调整药量，“但心理老师只是看着说明书就让我吃药”。

2019年，豫章书院非法拘禁案曝光，让封闭式特训学校乱象走入公众视野。当时该案卷宗记录的12名受害人中，有11人都是未成年。

到了去年，孙哲所在的基地共有百余名学员，除了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因为厌学、偷窃等被送来，还有二十名左右的成年人，年纪最大的三十多岁。

尤其让孙哲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正在读大学的男生，他和一名女生自由恋爱，女方意外怀孕后，男方父母反对二人交往，便将他送入特训机构强制改造。

几名受访的当事人均认为自己遭遇了非法拘禁，为争取离开的机会，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制造些“动静”出来。

王敏只在学校里待了4天。在社交媒体账号里，她将这段经历描述为“4天速通网戒”：她砸了学校的立柜空调、车辆后视镜、电脑主机、禁闭室海绵墙以及一套真皮沙发。最后，校长和一名男教官把她送回了家。

为了离开特训学校，孙哲喝了洗衣液，校方将他送往医院急诊，可他在诊室大声求救，旋即又被工作人员带回特训基地。此后他再度吞服洗衣液，还数次吞咽筷子，就此成为校方重点看管的学员。“当时只让我在大厅地上睡，旁边随时要有人看着我。”

直到那个因为恋爱被送进来的男生的遭遇在网上曝光，孙哲才找到了离开的机会，“学校松口放他走，我托他联系我的朋友代为报警”。

梁宇则采取了不同的反抗方式。他鼓动其他学员集体“造反”，直白告知校方绝不会就此了事。8天过后，他得以离校，临走前被要求签署一份谅解校方行为的协议书。

成年后依然无法为自己负责？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梁宇的母亲满心愧疚地谈及儿子，“初心是为了他好，但是没想到他们会用暴力，如果之前就知道，肯定不会让学校的人去接他”。

另一位母亲李梅也陷入同样的自责。2025年11月，她无法接受26岁的儿子长期在家做游戏代练，前后花费近6万元，将孩子送入戒网瘾特训基地，让他在那里度过了82天封闭生活。

上述老师还给李梅出了个主意，让她谎称带儿子前往重庆旅游。“孩子出门前特别高兴，早早就收拾好了行李。”李梅回忆道。

前述豫章书院的举报者注意到，这类特训机构的获客渠道已从早年的官方网站，逐步转移至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他们会把宣传视频包装得特别正能量，借此得到平台推荐。依托算法的用户画像，这些内容又会被精准推送到一些家长手机上。”

孙哲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他初到特训学校时，被带进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人正在直播，“镜头忽然对准我，向直播间里的人介绍起我的情况”。

将儿子从特训机构接回后，李梅向法院提起诉讼。今年5月，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解除双方服务合同，由机构向李梅退还对应费用。但法院同时认定，双方签署的《委托协议书》合法有效，且双方均不存在违约。随后李梅提起上诉，认为对方严重违约，要求退一赔三。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发现，多名受访当事人离校后，均以“机构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向当地警方报案。他们提供的报案回执显示，案件已被受理，但最终并未立案。部分案件因跨省市管辖划分问题受阻；李梅报案时，警方则告知，送学行为系家长自愿。

“豫章书院非法拘禁案”代理律师尚满庆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从法律层面来说，认定受害人遭遇非法拘禁不存在法理障碍，但往往因有父母参与而让情况变得复杂。

“在大众的观念里，并不会单纯以十八周岁作为独立与否的划分界限。举个例子，即便子女已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要仍在校求学，司法实践中仍认可父母负有相应抚养照料义务，这一点也有大量生效判决作为依据。” 尚满庆解释道。

他补充称，同时，受害者脱离机构后报警时普遍存在取证难题：入校时手机全部被没收，很难留存拘禁过程、身体伤痕等关键证据。

尚满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多家网瘾矫治机构内曾曝出性侵事件或针对学员的故意伤害案件，但最终承担刑责的大多只是一线教官，机构负责人极少被追责。

在尚满庆看来，成年群体被强制送入特训机构接受所谓“矫治”，还受制于当下的社会评价体系。

“我们曾接待过一名23岁年轻人的求助，仅仅因为他帮人打理货物，父母便认定这份工作不务正业，强行将他送去改造。”尚满庆举例。除此之外，不少家长认同体罚式管教，这些都导致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立案意愿偏低。

有地方成立整治专班

曾有受访者和朋友做过一个测试，他们把微信头像、昵称伪装成中年人，以家长的名义报给机构一个地址和名字，“他们根本不会核实亲子关系，有时候会收一些定金，有时定金都不收，就承诺可以上门抓人”。

在法律界人士看来，一些特训机构的运作链条几乎全部涉嫌违法：机构无正规矫治办学资质，抓捕时冒充公职人员，入校后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就梁宇描述的情况，涉事特训学校的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已主动配合警方调查。中国新闻周刊还尝试联系了孙哲、李梅儿子所在特训学校的工作人员，截至发稿未获回应。

近期，梁宇等人的遭遇曝光后，当地媒体7月6日报道，针对重庆市部分地区民办教育矫治机构存在无资质违规开展教育矫治类活动情况，重庆市网信、市场监管、教育、公安、民政、卫健等部门成立教育矫治类机构清理整治工作专班，从4月30日至9月30日，开展为期5个月的清理整治工作，目前共排查出涉及19个区县的违规教育矫治机构41家，已全部清理关停。

李梅送儿子去的那家特训学校，每次遭遇举报，就换个校区，变更机构名称，将原有学员统一转移至新场地，直到最后才关停。

多名受访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经历特训拘禁后，他们与父母的关系也随之恶化。

孙哲称，事发前他在省城看病，父亲以高考体检为由哄骗他回家。这场拘禁让他错过了去年高考。回家后他发现，父母早已将他的治疗药物全部丢弃。过去一年里，他大多独自居家消化心理创伤，同时尝试通过行政投诉、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目前，孙哲就自身遭非法拘禁一事，已对涉事机构提起民事诉讼，案件正等待开庭审理。

王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离开机构后，她去办理了精神病慢病补助，通过律师争取到了住在父母一套房子里的机会，但几乎和父母断绝往来。

李梅说，她曾和其他家长交流过，大家普遍觉得孩子没救了、没办法了，才“送进去”试一下。

现在，李梅已经不再干涉儿子做游戏代练。当被问到，她是不是依然觉得儿子贪玩，只是不愿再强加约束时，她想了想说：“本来就强迫不了。到他们这个年纪了，一个人的性格，不是所谓矫正教育就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