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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每一处地名,都是时光的印记,封存着一方水土的集体记忆。在灌南这片土地上,从灌河岸边的古渡到炊烟袅袅的集镇,每一个名字都不是凭空而来。它可能是先辈开荒拓土时留下的一条沟渠的印记,也可能是一段口耳相传、跨越百年的传说。这些名字听起来或许寻常,却串联起灌南的沧桑变迁。
自6月1日起,灌南发布推出专栏《读城•地名的记忆》,与您一起探寻灌南地名背后的故事。我们将跟随作者的讲述,循着地名的脉络,走进历史的深处,去寻访老人口中的陈年旧事,去翻阅地方志里的泛黄记载,去还原一个个地名诞生与演变的轨迹。
“二里”是一个地名,它在苏北农村,是我家60年代“下放”的地方。
二十年前的一天,我因参加“七五届高中毕业四十年同学会”,如梦一般,又回到了二里。那天下午,我站在一大片庄稼地的路边,站在春风里,这一处稍高的土地上,原本有我家的三间土坯瓦屋和西侧厨房,是当年政府出资,由生产队出人手帮助建造的。
屋子的东面,可以一眼看到我们生产队的队屋和牛房,屋前的大路直通公社的街上;屋子的西边,是一条流经南北的沂河,很宽大,每天河上有船拉着汽笛通过。如今,大河还是潮起潮落,我家的老屋子早已没有了,那年的一排香椿树更没了踪迹。
我向前走去,却找不到当年那条长满芦苇,通往张店中学的小径,曾经那路边开着不知名的草花,蝴蝶蜜蜂飞来飞去。打此流过的大河的一脉支流,曾经滋养过我,如今河水依然流淌着潮声,只是再也看不到有人像我过去那样,放学后用木桶从河里汲水挑回家使用。
曾经的石拱桥没有了,而岸边的芦苇依然举着芦花。我走在大河支流左岸,仿佛仍能听见桥上乡邻推着的独轮车,吱呀吱呀地响着,走向另一个村庄,或上街赶集。过去我家的大门,正对着这座小桥,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我一家人曾在这里生活了十年,我一直认为,它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如今这里全变了,从什么时候变的,我不知道。我是1975年离开的,整整四十年了。我家原来的老屋的身下,现在是一马平川的农田,东侧建起了一座公路桥,柏油路修得又宽又直,生产队的村民家大都盖起了楼房。原来沿村的小树,变得整齐高大,而我曾经抓鱼的小河也成了一片水田。一个村民走来,我们彼此相看却不相识,我被问及“师傅从哪来?”我只是笑而不答,因为说来话就太长了。
斜阳夕照,白云慢慢地飘过。恍惚间,我仿佛看到那年尚健的父亲,挑着山芋藤从河堤上走过,他被指派为生产队的饲养员,村民们称之为“猪头”。父亲是带工资的“下放干部”,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是只计“表现”不计工分的。他每天一早,要带着干粮和水,去野地打猪草,黄昏前挑回队里,用刀斩碎,掺和麦麸子喂猪,以确保猪茁壮成长,那可是生产队全体社员的年货啊!
母亲参加生产队劳动,和队里女社员一样出工收工。每次插秧收工回村,母亲都会和邻居相二娘、朱大姐一起在河边洗脚,水中倒映着母亲端庄的脸庞,相二娘说母亲长得好看,朱大姐说母亲的山东话口音好听……在那个年代,夸人是极为罕见的。
母亲有一台缝纫机,闲暇时为村民家裁剪新衣,而更多时候,是为邻里缝补衣服,给旧衣裤打补丁,或制作一些内衣。这种免费义务帮助,赢得了大家的欢喜。经常有女社员来串门、唠家常、送些山芋干,来来去去的日子里,母亲还促成过邻家儿女的亲事。
记得那亲事的主角叫张二标,他是我哥初中同学,书没念完就回队挣工分了,积极肯干,爱动脑筋,为队里解决过许多技术难题,先是被队里推举为记工员,后来又当上了会计。他喜欢工余时在塘边吹芦笛,曲调飘过,令人神往。据说,他后来当兵去了边疆。我一直感到不解,结过婚的人怎么还能当兵?
光阴荏苒,1975年我父亲被“改正”了,父母均被恢复了党籍。全家先是迁往县城居住,后来全家调回南京,父母都恢复了工作,直到退休。我1975年高中毕业离开二里的,之后,又去另一个公社的农场,当了“知青”,三年后又去当了兵,复员回到南京参加工作。
乘着时代东风,一切都在变,二里也在变,变得日新月异,变得锦上添花。
今年是2025年了,距重回二里又过去了十年整。时间沐风一样,春和景明,如梦如幻。近日有老同学来玩,又让我想起了那次在二里,我站在邻家一架子扁豆花前,那紫紫繁盛的花,就像开在我人生的一幅画卷。回想着当年,同小伙伴吹着柳笛爬树的情景,还有春天那些香甜可口的鲜豌豆,那些充饥的野菜,清香的槐花、野杏、酸枣、桑果,看来儿时尝过的那些味道,连着那月光下的乡村故事,是将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了……
柴门春联
60年代末,我家下放苏北农村,住在农民李大爷家腾出的一间厨屋里,村里为我们制作了崭新的柴门。寒冬腊月,不久就是农历新年了。柴门也要有春联,家父按照传统习惯,到集镇上买了一张红纸,裁成三条,写了:“下农村接受再教育,上田头努力庆丰收”,横批:劳动光荣。生产队会计是一名退伍军人,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路过柴门看到后,在当晚的社员会上,大声表扬家父写的春联,不仅意思好,字也好。在他的鼓动下,父亲一下子吃香起来,许多原本不贴春联的村民,也来讨要春联。老胡,你最近不要去喂猪了,满足一下乡亲们。队长指示了,父亲只得答应下来。
随后多年,每到腊月,村民们都络绎不绝上门来,有的腋下都夹着一张红纸,有的干脆说,我只要一副,意思就是我没纸。他们三三两两,或站,或蹲,说着些家长里短,夸着字好,把柴门里外挤得满满当当。其实,父亲只读过旧时初中,肚子里文墨并不多。一下子要写一个村子的对联,很让他费脑吃力,按照今天的标准,他写那些春联是不能称作联的。
但是,看到村民们期待的眼神,脸上洋溢的笑容,父亲还是硬着头皮写。他虽然不会楹联创作,但又不想太重复,他要每家每户写的都不一样。
记得有一次,他拿着蘸满墨的笔,问蹲着的一个人,你家大门上你想写什么呢?那人是村上敲钟人,就是每天早晨五点,准时敲响村子里那个生铁钟,召唤社员出工的王大爷,王大爷不爱言语,嘿嘿笑两声,回道:他们喊我老准,你写什么?老准,是村民们对他的戏称,他有一次,早晨四点就敲响了钟,社员们纷纷出门上工,却一起骂他像周扒皮,说他敲钟提前了一小时。他却说,是准时敲的。原来是他家的小钟坏了,停在了准四点上。家父就写:铁钟和金鸡一起报晓,红梅与晨光共同报春,横批:金钟不老。王大爷很喜欢,到处告诉人说,老胡写了金钟不老!
有一年,家父给我家门上写的是“丰衣足食连年好,向阳花木又一春。”直白明了,村民们看到,都说这个接地气,都要求也写这个。可是父亲觉得,还是要有变化,否则全村人家门上都贴一样的太单调,于是干脆自己买了红纸,写了一批,任由村民们来选取。“红梅发光迎春到,绿叶生动跟鸟飞”“花果盛放丰收乐,岁月飞速不可追”“吉祥云彩千门照,姹紫嫣红春意浓”“迎春农家共团圆,春色大好福寿全”“梅花飘香丹桂灿,春日富贵喜自来”,还有清爽好记的:“新年吃鱼肉大餐,除夕穿花布棉袄”“囤子藏米粮,大锅炖鱼肉”“孩子学习向上,老人福寿健康”……父亲说,直白明了,村民好懂。
一般来说,在贴“福”字时,往往是把它倒过来贴。这样说起来,听起来都是“福倒了”,小孩、家人、亲戚、乡邻说句“你家福到了”也是讨好口彩,吉利话。但是,当年的生产队李队长,却要求家父,把“福”不要写成行书体,一定要写成正楷体。他说,我家的福必须正写正贴,是给儿子们看的,要求他们必须立着,站正了。他的说法当时影响了许多村民,那年,就有一半村民家门上的“福”字,是正着贴的。
全村人家,几乎家家门上都贴着家父写的春联,这些联句寄托着人们对大自然的感恩与敬畏,对生活愿望和理想的期盼。正月里不出工,村民们一改平日的忙碌与简朴,怀着满满的幸福感,在村与村之间玩着,或串门走亲戚,人人都穿上新衣裳,人人都有大鱼大肉吃,除了放鞭炮,喜气洋洋外,又另添着一副春联红火的跃动!
家父当时是从南京到农村的“下放干部”,其工作是在生产队养猪,被村民称为“猪头”,每年腊月,他都会用写春联余下的红纸,为自己工作的猪舍之门,写上“六畜兴旺猪长胖,五谷丰登人吉祥”。村民们看了都喜欢得不得了。
菜窖里的年味
20世纪70年代,寒冬腊月的苏北农村,似乎再难买到蔬菜,往往“炒山芋丝”也当是菜。平时还能过着,可到了年里,再遇冰天雪地,就显得要紧了,总不能铁锅里全是“肉炒山芋丝”吧。那时,我家初下农村,不知就里,村里热心的王大爷告诉家父,要想吃到新鲜蔬菜,在十一月份就得在自己家的自留地里挖个菜窖,把大白菜存储在窖里,过年吃。
大白菜,是当地的主要蔬菜,过冬必备。那时的生活普遍不好,主食是玉米面和山芋,或山芋干。山芋除了切山芋干外,好一些的,也必须窖起来。副食都供应不上,过年按计划供应的鱼肉等年货,偶尔有苹果、梨子,基本都是冻藏过的;而孩子们喜欢的糖果极少,要吃,只有自己家用山芋土法制作。
窖菜、山芋,首先要挖地窖,就是在自家房屋的东南较高的空地上,先划一个长方形的窖形状,然后挖下去。我家那块地是含沙的土地,好挖。挖下去一米半的样子,人下到窖里,把白菜根朝下,叶朝上,一棵挨着一棵摆好。一窖可以装四五十棵白菜。如果菜多,窖可挖得大一些。摆好菜、山芋,再用一些檩子、竹竿之类的横木,放在窖口上方,铺上事先准备好的一些草苫子、苇帘子,往往还要盖些麻袋片、油草防寒防雨,最后在上面压上土,打实。一个菜窖,就在冰天雪地里等待春节了。
因为我家是城里来的,生产队出于关心,起初是派一个农民来我家帮助挖,说好,挖窖并把白菜和山芋放妥,封好,队里给一天十分工。记得那年,村民陈二舅(我喊他二叔)被队里派来挖窖,他干活儿麻利,很快就挖好了。因为他家在我家后面,距离较近,随后,他又为自家挖了一个。一并到生产队里取来檩子、竹竿之类的横木使用……这事后来不知怎么被队长知道了,认为他以公代私活儿,吩咐队里记工员小张,扣除了他那天的工分。“工分”就是劳动的报酬,相当于工钱。
后来,家父学会了挖菜窖,每年早早把菜窖好。时光荏苒,冬日天短。进入腊月二十七,家父会拿一把镐和铁锹,连刨带铲,去除掉窖上的冻土和覆盖物,打开窖盖,下到地窖里去,铲出几棵白菜来,放在屋里,等待用于做菜。深秋放进去的菜、山芋,这时都还是鲜嫩的样子,非常喜人,做菜时,剥去三五片外叶,不用洗,就可直接切了。
而地窖里的山芋,还可以做成“芋膏糖”,和民间传统的梨膏糖类似。记得我读初二那年寒假,年关了,又是下雪天,我到邻居陈二舅家玩,他儿子陈军和我是同学。我俩看着大人兴致勃勃地打开地窖,捡出一篮子山芋。老人家也手脚麻利,把越过半冬的山芋直接削皮,切成薄片,倒入他家大铁锅内蒙盖烧煮。“等着给你们解解馋!”我们两个顽皮地往灶膛里添柴。“小伙子火旺,加柴,日子旺!”——老人总爱这么说。
中午时分,山芋完全煮烂像一锅粥,老人把山芋汤滤掉,留下浓浓的黄汁,又加上半碗大麦芽,继续在锅里熬,眼看着浓汁逐渐粘稠,颜色加深。上灯时分,原先的山芋块被熬成了糖稀。糖稀离开热锅,不一会儿就降温成了饴糖,老人将饴糖倒在事先炒熟的豆粉上,压成饼状,再把炒熟的芝麻撒上,用刀切成小块,就成了可爱的“芋膏糖”果了。此时的我们,眼里全是糖果,早已忘记了地窖的功劳,还忘记了山芋原本的模样……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与晚辈人说起,在苏北农村度过的岁月,点滴往事,皆含温馨,贫困艰辛的日子,如冬藏的大白菜,依然带有青绿之色;那浓香味甜的“芋膏糖”,依然甜在我不老的记忆中……
又见槐花香
我年少的时候,在苏北农村生活过多年,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即便是万物生长的乡土,可以吃的东西也不多。但我还是因为嘴馋,私下里吃过许多春天的美味。例如,放学后跑到豌豆地里,摘鲜嫩的豆荚,正灌浆时的豆荚,清脆溢香,放嘴里细嚼,甜丝丝的。
然而,我吃的最多的还是洋槐花。总记得雨后,我用草绳缠在腿上,爬到几人高的洋槐树上,捡一根够粗的枝干站稳,再用一根长长的树枝,勾住那绿叶间挂着的一串串洋槐花,把它们拉入自己的怀抱,撸下洁白饱满的花朵,装进书包。然后下来,走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吃,那馥郁香甜的花呀,味道真是解馋极了。
有一次放学早,我去撸了整整一书包,路上不可能吃完,就带回了家。母亲闻到了香味,查看我的书包,她一边怪我不应该爬树,说这很危险;一边将洋槐花倒在面盆里,把花清洗两遍,又用盐水浸泡。再放进烧开的水里焯水,然后加入两碗小麦面粉,让每一朵花都被面粉包裹好。加盐油搅拌均匀,放到铁锅里蒸煮,制成了一锅槐花饼,一家人吃得很香!
但是饭后母亲严肃地告诫我,只此一次!她坚持认为,爬树是危险的事,万一掉下来不值当。所以后来的岁月中,虽然洋槐花依旧年年开,虽然它依然令我嘴馋,但是我再没有爬过树采花。但我知道了,洋槐花是春天的馈赠,可当正食。
后来我进了城,每到洋槐花开的季节,我总会到公园去寻访,希望能有一缕槐花的香气扑面而来,让我再次一睹它的芳容。我就想,洋槐花的花期是不等人的,十天,最多半个月,就谢了,可能连蜜蜂都找不到了。所以总是懊恼,自己平时干嘛不多留心一点呢?
近日,在城南秦淮河边散步,偶然间闻到了一缕槐花香,于是寻香找去,一抬头发现了一树的串串白,玲珑可爱。久别重逢的惊喜,让我差点眩晕,众里寻它千百度,原来它陪我散步。哈哈!我请一位正在扫街的大婶,找来竹竿,帮我从树上勾下了几串,原来她也喜欢槐花。抱花回家,我把花插在瓶中,感觉这个龙年的春天,我又回到了少年时代……
作者丨胡子文
编辑丨蒋承霖
校对丨夏丹华
审核丨单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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