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 李晟 实习生 李可儿 刘名扬
这两年,福建蟳埔村的簪花火了,“今生戴花,来世漂亮”成了刷屏全网的流行语。但鲜少有人知道,这份“头顶花园”的审美传统并非闽南独有,也非唐宋遗风。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近2000年前的重庆时,会发现这里的先民早已把鲜花戴在了头上——这些出土于巴渝大地的汉代簪花陶俑,用最确凿的实物证明:重庆,是簪花风俗早期最重要的见证地之一。
7月16日,指着展柜中的一件件汉代陶俑,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管研究所文博馆员戴胜男说,东汉时期巴蜀地区出土的大量簪花陶俑,是目前国内可考簪花习俗较早的实物实证,填补了文献之外的民俗实物空白。
簪花传统早在先秦就已兴起
中国人爱花、戴花的传统,绝非一日养成。它像一条蜿蜒的河流,从先秦的涓涓细流,到唐宋的波澜壮阔,流淌了数千年。
戴胜男说,秦代已有宫廷簪花雏形,据《中华古今注》记载,秦始皇的宫廷中已有佩戴“芙蓉冠”的雏形,冠上点缀的五色通草苏朵子,可算作早期人造簪花的文献记录。
到了汉代,陆贾在《南越行记》里写下了南方女子的妆扮:“矣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此时,簪花更多是女性妆扮生活的一份雅趣。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魏晋南北朝时,风气为之一变。簪花不再是女性的专利,而成了文人雅士彰显风流的标配。“九梁插花,步摇为古”,这“九梁插花”说的正是男子簪花的雅事,成了那个时代名士风度的象征符号。
让簪花成为“全民时尚”的,是开放包容的唐代。周昉的传世名作《簪花仕女图》里,贵妇们满头牡丹的雍容华美,定格了盛唐气象。在民间,斗花游乐之风盛行;在朝堂,新科进士的曲江宴上,“探花”簪花成为无上荣耀,皇帝也常以赐花来表示恩宠。王维那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更是记录了唐代重阳时节男子簪茱萸的民间风俗。
到了两宋,簪花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它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妆饰,而是写进了《宋史·舆服志》的制度:“幞头簪花,谓之簪戴”。皇帝出游,御街之上“万数簪花满御街”,人头攒动尽是花。上至帝王公卿,下至贩夫走卒,人人皆可簪花。
苏轼“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的诗句,道出了那时簪花的寻常与洒脱。宋代的《货郎图》里,我们甚至能看到走街串巷的货郎头上,也俏皮地戴着一朵花。
元代以后,男子簪花逐渐式微。到明清时,已基本退出日常生活,仅在一些节庆或文人雅集上偶有出现,簪花的主流重新回归女性。清代的工艺簪花走向极致,点翠、珠花等奢华的宫廷样式,与民间女子日常簪戴的茉莉、素馨或绒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出土汉俑实证巴蜀先民汉代就爱簪花
如果说文献记载是“听说的故事”,那么重庆地区出土的大量汉代簪花陶俑,则是让我们“亲眼所见”的实证。这些深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州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展柜中的陶俑,用她们头上的一朵朵泥塑小花,直观地告诉我们:早在东汉时期,巴渝先民就已经把鲜花戴在了头上。
戴胜男说,在重庆丰都汇南林口墓地出土的陶俑中,有两件拍乐俑格外引人注目。她们跽坐在地,头梳高髻,裹着头巾,嘴角上翘,面带笑容。一位头戴簪花两朵,另一位除了前额饰有一朵大花外,还在髻上插着大小不一的花骨朵。神态活泼而投入的她们手中都拿着一件圆形乐器,正欲拍击,仿佛下一秒就能敲出欢快的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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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丰都汇南林口墓地出土的拍乐俑。受访单位供图
丰都镇江墓群出土的陶俑则更为丰富。抚耳俑高高挽起发髻,髻中簪一朵大花,正微笑着将手放在耳畔,侧首做倾听状;舞俑同样梳髻簪花,头微左倾,一手提裙、一手平举,右腿前伸,翩翩起舞的姿态被瞬间定格;执镜俑则站立着,梳着别致的山形髻,头簪4朵小花,右手执镜、左手前举,或许是刚刚梳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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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都镇江墓群出土的舞俑。受访单位供图
这些陶俑的身份各不相同——有的是歌舞伎乐,有的是日常侍奉的仆从,甚至还有一位头戴帽子、帽上簪花的男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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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都镇江墓群出土的抚琴俑。受访单位供图
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陶俑头顶的花朵并非随意点缀,而是以泥塑工艺精心捏制的。花朵的位置颇具规律——或装饰在高耸的发髻之上,或点缀于额前正中的显眼处,有的陶俑甚至同时簪戴四到五朵之多。
忠县乌杨将军村墓群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墓中出土的农妇俑一手执箕、一手执铲,头簪三朵小花;执鱼俑右手提着3条鱼,梳着山形髻、髻上簪着3朵花。这些陶俑的身份涵盖了乐舞、劳动、日常侍奉等多个层面,说明簪花在东汉巴蜀地区并非贵族女性的专属,而是不分阶层、不分职业的普遍妆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陶俑身份各异,表情却出奇地一致——面带微笑,神态安详,仿佛日子再忙碌,髻上簪一朵小花便足以装点全部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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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都镇江墓群出土的击鼓俑。受访单位供图
这些珍贵的汉代簪花陶俑,如今安然陈列于重庆的文博场馆中。它们将中国人簪花审美的实物纪年向前推进到了东汉时期,也证明了簪花传统在近2000年前便已扎根巴渝民间。
巴蜀先民头上戴的是什么花
当我们端详这些重庆出土陶俑头上的泥塑花朵,一个问题便自然浮现:近2000年前的巴蜀先民,究竟簪的是什么花?
答案就藏在花朵的造型细节里。仔细观察陶俑头上的簪花,可以看到清晰的花蕊与花瓣结构:中心是一个圆形的花蕊,四周环绕着多个花瓣,花瓣线条密集,整体形状如同一个圆盘。
有学者曾将之判断为莲花,也有观点认为是菊花或喇叭花。但长期研究中国花卉史的专家通过对花型、花瓣排列方式、花蕊形态的反复比对,给出了结论——这是蜀葵。
蜀葵,锦葵科蜀葵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中国古代的蜀地,也就是今天的四川、重庆一带。它在中国的栽培历史已超过2000年,是中国本土命名最早、栽培历史最悠久、俗名别称最多的传统民族花卉之一。我们今天熟知的“一丈红”“熟季花”“端午花”等称呼,指的都是它。
蜀葵与巴蜀先民的渊源之深,远超今人的想象。近年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郫都区波罗村遗址的商周地层中,发现了一枚锦葵属的种子——锦葵与蜀葵同属锦葵科,亲缘相近。这一发现提供了有力的间接证据:很有可能早在商周时期,蜀葵就已经大片大片地盛开在巴蜀大地上。
到了西汉,蜀葵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当时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上林苑中,花匠已将蜀葵用于园林造景。文学家张衡在《西京赋》中描绘上林苑草木繁盛之景时写道:“草则葴莎菅蒯,薇蕨荔苀。王刍莔台,戎葵怀羊。”文中的“戎葵”,正是蜀葵的古称。
一种原产巴蜀、栽培历史逾2000年、在这片土地上随处可见的花卉,被汉代巴蜀女子采下簪于髻上,实在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
可以想见,每到夏日蜀葵盛开的时节,红的、粉的、白的、紫的……硕大的花朵在重庆乃至整个巴蜀的田间地头、房前屋后争相绽放。巴蜀女子随手采下一两朵,点缀在发髻之上,便有了这些陶俑脸上那般满足的笑容。
这笑容里藏着答案:簪花之俗之所以能在巴蜀生根,并非因为某种礼制的强制推行,而是因为这里有最适合簪的花,有懂得惜花的人,更有将日子过出花来的生活智慧。
从重庆汉俑发髻上那朵朴素的泥塑蜀葵,到如今蟳埔村发髻上绚烂的鲜花花环,形式在变,材料在变,但那份簪花的雅趣与浪漫,却一脉相承,在中华大地上流淌了数千年。
重庆,正是这条浪漫长河上重要的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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