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鉏家滩葛氏家族之沈亦云

文 | 叶加

沈亦云（1894—1971），原名沈性真，后改署沈景英，字亦云，自抗日战争后以字行。

沈亦云的父亲沈秉钧，号叔和，祖籍为归安（今湖州），嘉兴东栅口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沈秉钧考中举人，却无仕途之心。他早年在秀水学堂任教，之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任职长达7年。沈秉钧曾独立校印《资治通鉴》，还参与《辞源》《新字典》的编纂工作，是清末民国初年一位既注重家风传承，又兼具深厚学识修养的学者。

沈亦云的母亲葛敬琛，出身于嘉兴鉏家滩的葛氏家族，是葛文源（号星槎）的次女。她性格聪慧机敏且极有决断力，日常处事勤勉干练，待人接物更是秉持公正之道。葛敬琛19岁时嫁与沈秉钧，婚后育有沈亦云、沈性仁等子女。

沈亦云6岁前，与祖母、父母等家人一同居住在东栅口源昌纱庄后方的楼房里。当时房屋虽狭小，家中人口也多，但一家人始终和睦相处。

沈亦云的幼年时光，由母亲陪嫁而来的女仆潘妈照料。每日待潘妈做完扫地、擦拭等洒扫活，便会牵着她走到后门的河埠头，两人坐在石阶上，潘妈教她唱山歌、玩“拍大麦”的游戏，还教她念急口令。像“风吹藤荡钟铃响，风静藤定钟铃静”，潘妈总会要求她一口气念完，还不停催着“快点、快点”。有时潘妈在河边洗衣，便让她在一旁坐着，叮嘱她不许伸手玩水，她也总是乖巧听话。

对沈亦云而言，那条河、那位潘妈，是她幼年时最亲密的伴侣，也是她人生中最早的朋友。

沈亦云6岁这年，沈家遭遇变故。与沈亦云母亲相处和睦、待她姊妹如同亲祖母般慈爱的大伯母离世。大伯父本就性情落魄、事业无成，此前经营的店铺还因亏损倒闭。家中本就诸事不顺，而大伯母的突然离世，更让大家庭的困境雪上加霜。

正是这场变故，促使沈亦云的父母下定决心带上祖母搬离东栅口的老家，迁往嘉兴北门外的鉏家滩。他们最初暂住在沈亦云五外叔祖葛文炳（号蔚南）家中，后来在五外叔祖家隔壁定居，此后十多年间，两家一直是邻居。

沈氏三姐妹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沈性元、沈性仁、沈性真（沈亦云）

沈亦云13岁前一直附读在私塾，八姨母葛敬诚是她的同塾生，二人同窗共读。除了私塾的常规课程，董政孚、范拱微两位先生还义务教她地理、数学，不用额外付修敬（学费）。这种“传统私塾为主、简易新式课程为辅”的学习形式，让她在夯实国文基础、积淀传统学问的同时，也初步接触到地理、数学等多元知识。

沈亦云13岁时，就读的私塾师生看到上海来的报纸，上面刊登着官立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招生广告。广告明确报考资格为“身家清白、20岁至30岁未成家的读书女子”，待遇优厚，不仅学膳免费，还会依成绩发放月度津贴，毕业后由学校分派各地服务，月薪最低30元。此次招考由学堂监督傅沅叔（傅增湘）亲赴上海主持，计划录取40人，报上还附带了傅沅叔的履历。

这则广告打动了私塾里的女生，沈亦云18岁的八姨母葛敬诚便是其中之一。尽管她未满20岁的报考下限，仍决定与另外两名同学一同赴考。沈亦云因年纪太小无法报名，只能对着报纸惋惜叹气。最终，前去应考的三人全部被录取，葛敬诚更是脱颖而出，位列40名新生榜首。

随后，家人开始为葛敬诚准备行装，外祖父还决定亲自送她到上海登船。沈亦云的母亲特意让自己的父亲带着沈亦云前往上海，一来是让沈亦云借为八姨母送行，安抚未能报考的沈亦云，二来也想让沈亦云见识一下大轮船。

当时，傅沅叔与录取的新生及送行家长，分别住在上海三洋泾桥的泰安栈、全安栈和长发栈，等候乘船出发去天津。外祖父带着葛敬诚去登记报到时，沈亦云也跟在一旁。得益于葛敬诚高居榜首的名气，傅沅叔与外祖父交谈得十分热切，他注意到一旁侍立的沈亦云，便询问起她的文化程度以及未报考的原因，外祖父一一如实作答。

听闻缘由后，傅沅叔当即带沈亦云走到桌前，递过笔，让她写下履历报名。写到年龄时，沈亦云仰头小声自语：“填十七岁好不好？”她知道，再多虚报便不合情理了。傅沅叔看穿了她的心思，说道：“不用虚报，填真实年龄即可。”填写名字时，沈亦云想起自己的本名“性真”曾被同学调侃像僧尼法号，而家中同辈男丁兄弟皆以“景”字排行，便临时为自己取名“景英”，完成了报名。

沈亦云抵达天津一个月后，她的父母从报纸上看到女儿被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录取的消息。这是沈亦云人生中第一次“见报”，意外的是，她还忝列录取名单榜首。

入学时，沈亦云仅13岁，是整个学堂年纪最小的学生。她的同班同学大多比她大五岁以上，甚至有几位年龄比她母亲还大。也正因年纪小却成绩优异，她成了学校里的“特殊样本”：每当有来宾到校参观，老师总会特意喊她起身应答；地方长官来校训话时，预设的学生答辞也全交由她来表述。不过，她也有过考试小失误。一次数学考试，她因急于抢先交卷，没做完题目，最终仅勉强及格，没能列入最优等。为此，她写信给父亲发牢骚，反倒被父亲批评“责人重而责己轻”。

沈亦云在北洋女师临近毕业时，学堂爆发了一次学潮。沈亦云并非学潮的发起者，却成了收场的人物，她与另外两名同学一同受到“记大过并开除”的处分。后来学堂收回成命，改派沈亦云前往保定任教。

沈亦云在保定教了一个学期书，暑假时返回南方，便不想再回去任教。尽管学校接连发函发电催促，她仍坚决推辞，并向父亲提出想继续进修的请求。父亲起初还在斟酌进修的费用，但看到沈亦云的年龄与学问确实尚未达到“为人师”的程度，再加上母亲在旁赞成，最终同意女儿谢绝这份年俸五六百元的教职，由家里出资支持她继续读书。

沈亦云在1909年前往苏州景海女学就读，重点研习英文。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心系家国的沈亦云毅然放下学业，在上海牵头组织起“上海女子军事团”并自任团长。她不仅在《申报》发布公告呼吁女性参战，还带领团员制作制服、募集物资、印刷传单，同时学习战场救护技能。之后该团改编为北伐女子敢死队（又称“荡宁队”），她亲自率领队伍奔赴南京等地支援前线战事，其事迹获沪军都督陈其美称赞，《申报》也撰文盛赞她为“女中豪杰”。

1912年初南北和议达成后，女子军事团完成使命，沈亦云前往上海沪军都督府办理解散相关事宜，在此期间与时任沪军参谋长的同乡黄郛相识。黄郛十分欣赏她的胆识与情怀，二人迅速互生情愫。尽管沈亦云的父亲担忧黄郛无背景易遭人嫉，妹妹也质疑其过往情感经历，但沈亦云执意坚持这段感情，最终敲定婚约。同年10月，32岁的黄郛与18岁的沈亦云成婚，当时已是黄郛结拜兄弟的蒋介石，还恭敬地称沈亦云为“二嫂”。

1913年，沈亦云、黄郛夫妇在天津的合影

婚后，黄郛、沈亦云夫妻二人常因时局，辗转奔波。“二次革命”失败后黄郛遭袁世凯通缉，沈亦云随他一同流亡；黄郛后来出任外交总长、教育总长乃至代理摄政内阁总理时，沈亦云也始终悉心照料其生活。1928年济南惨案爆发，时任外交部长的黄郛因处置争议被免职顶罪，沈亦云不仅默默陪伴，还尽力搜集日军暴行的证据。1935年，黄郛受蒋介石之请出山与日方谈判《塘沽协定》，面对举国上下骂黄郛是“卖国贼”、骂自己是“贼夫人”的舆论，沈亦云始终不离不弃，还曾当面怒斥蒋介石为何只让黄郛独担这辱国差事。

1928年黄郛卸任后，夫妇俩隐居浙江莫干山，修建了取黄郛字“膺白”与沈亦云名字各一字的“白云山馆”。他们没贪图隐居清福，反而倾尽全力投身乡村建设，开办莫干小学让村民子女读书，兴办蚕种场、牧场改善当地农业，还设立文治藏书楼供村民借阅，在当地被视作造福一方的“大善人”，这也是二人相伴时光中格外安稳温馨的一段岁月。

沈亦云与丈夫黄郛

1936年，长期承受舆论压力又积劳成疾的黄郛，因肝癌在上海病逝。沈亦云独自回到莫干山，忍着悲痛接手丈夫未竟的事业，继续支撑学校和牧场的运营。后来江浙沦陷，她捐出两人在西湖的别墅支援抗战。1949年后，她移交相关事业，辗转前往海外。

晚年，沈亦云在他人协助下，写下《亦云回忆》，书中满是与黄郛过往岁月的追忆，既告慰了亡夫英灵，也为那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一手记录。

（文中图片引自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