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农商联合银行再添猛将，80后跨界高管履新，整合大幕开启？

出品|中访网

审核|李晓燕

7月中旬，四川金融监管局一纸批复敲定刘峻宇副行长任职资格，让这家西部标杆农商联合银行的高管团队再添一名跨界复合型80后管理者。从财政系统到城商行董秘，再入主省级农商联合银行管理层，这一人事变动并非单纯的高管调动，而是四川农信改制两年后，治理架构迭代、人才体系升级、全域资源整合多重趋势交织下的标志性事件。依托“上参下”改制模式，四川农商联合银行已成长为总资产2.6万亿的西部农村金融巨擘，但在规模高歌猛进之外，股权理顺、文化融合、支农精细化、区域风险统筹等深层挑战，依旧摆在新一届管理层面前。

纵观刘峻宇的职业履历，其最大特质在于体制内财政监管思维与现代城商行公司治理经验的双向融合。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的专业底色，为其金融资本运作打下理论根基；四川省财政厅多年任职经历，使其熟悉省属国有金融资本的监管逻辑、国资考核体系与地方财政联动机制；转入四川银行之后，从综合行政管理到董秘岗位的历练，又补齐了上市规范治理、信息披露、内控纪检与现代商业银行运营的实操短板。不同于传统农信体系内部逐级提拔的管理者，这类跨财政、城商行、农商联合银行的复合型人才，正是当前省级农信改制浪潮里最稀缺的管理层力量。

在银行业人才流动愈发市场化的当下，农信系统一改过去封闭式内部晋升传统，主动引入外部跨行高管已是行业共识。四川农商联合银行班子扩充至11人，形成成熟的“一正多副”治理结构，多名高管具备外部机构履职背景，体现出改制之后银行彻底摆脱旧省联社行政化色彩，向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靠拢的决心。刘峻宇的到岗，既可以借助财政资源纽带强化全省金融资本统筹，也能用城商行规范化管理经验，倒逼全省近5000家网点、3.6万员工完成管理流程标准化重塑，助力五级服务体系打通上下管理壁垒。

回溯改制历程，2024年正式挂牌的四川农商联合银行，选择了适配中西部地域特征的“上参下”改革路径，区别于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县级机构反向入股的“下参上”模式。由四川金控、四川发展等省级国资组建股东阵容，220亿元注册资本夯实资本底座，省级平台通过股权纽带向下参股市县农商机构，彻底解决了过往省联社权责倒挂、管理依靠行政指令、资本约束缺失的历史难题。两年时间里，改革红利持续释放，截至2025年末全系统2.6万亿总资产、2.2万亿存款、1.3万亿贷款稳稳坐稳四川银行业头名，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的金融网络，撑起了四川县域经济、乡村振兴、小微企业融资的基本盘，1.1万个乡村金融服务站更是筑牢了农村金融的下沉根基。

从正面维度来看，此次改制最大价值体现在风险统筹与资源聚合两大层面。依托省级统一资本平台，以往县域农商行各自为战、单体抗风险能力薄弱的短板得到补齐，全省信贷额度、风控模型、科技系统可以统一调配；市级统一法人合并落地之后，四川完成县域农商行精简整合，大幅减少分散法人带来的治理冗余，规模效应进一步凸显。在地方金融稳定层面，农商联合银行凭借庞大的网点触角与存款底盘，成为四川防范区域金融风险、稳定基层金融生态的压舱石，每年千亿级信贷投放持续向三农、县域实体倾斜，是西部乡村金融体系的核心支柱。

不过，体量暴涨与架构重塑的背后，深层次矛盾同样无法回避，这也是刘峻宇等新任管理层必须直面的现实考题。其一便是标准化管理与县域差异化服务的平衡难题。传统县域农信最大优势在于决策链条短、贴近乡土市场，改制后流程全面标准化、审批权限上收，极易拉长信贷决策周期，削弱基层灵活服务小微农户的原生优势。四川地域东西差距显著，川西县域产业形态与成都平原经济圈业态截然不同，全省统一风控标准如何适配各地实际，考验管理层统筹智慧。

其二，“上参下”模式天然存在中长期资本压力。省级机构向下参股多家市县法人机构，既要承担股权管理责任，还要持续为基层机构补充资本金、化解存量不良，大规模整合后的系统文化融合、绩效考核重塑、老员工观念转型都需要漫长周期。此外，该行官网悄然撤下领导班子公开名单，也折射出大型地方金融机构在治理透明度、对外信息披露层面仍有优化空间，股份制银行的规范化治理仍需持续落地。

其三，数字化转型滞后依旧是中西部农商联合银行的共性短板。相较于股份制银行与头部城商行，农信系统长期重线下网点、轻线上科技，全省五万余个线下服务节点如何完成数字化改造，打通数据孤岛，用科技降低运营成本，是新一届班子需要攻坚的重点。而跨行引入的80后高管，恰好可以带入成熟城商行的数字化治理经验，补齐系统短板。

放眼全国农信改革版图，四川已经走出中西部省级农商联合银行的样板路径。2.6万亿资产体量代表着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功，而高管队伍年轻化、复合化、跨行化，则是银行从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信号。刘峻宇的正式履新，不只是一次常规人事落地，更标志着四川农商联合银行正式进入“重治理、强整合、精细化深耕”的第二发展阶段。

未来几年，这家西部金融巨头既要守住服务乡村振兴、扎根县域实体的本源定位，又要破解整合阵痛、平衡集权与地方活力、补齐科技与治理短板。财政思维、商行经验与农信乡土基因能否深度融合，将直接决定这场全国标杆式农信改革，能否持续输出可复制的中西部金融改革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