怯于前行还是审时度势，甘英一段未完成的出使为何能千古流传？

永元九年，也就是公元97年，班超已经在西域经营了二十五个年头。

这一年班超六十六岁。用古代的标准来衡量，这个岁数已经是彻彻底底的老人了。他三十二岁投笔从戎，从一个抄写文书的儒生变成了纵横西域的将军，三十多年里平定了五十多个国家，把汉朝的旗帜插遍了西域大地，两年前还被封为定远侯。按说功成名就，该歇歇了。但这老头闲不住。他在西域呆了几十年，从往来的商人那里听说了很多关于更西边世界的事情，知道在安息以西还有一个疆域辽阔、物产丰富的大国，名叫大秦——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罗马帝国。

那时候汉朝的丝绸运到安息之后，安息人一转手卖给大秦，利润能翻十倍。汉朝和大秦之间隔着一个安息，谁也见不着谁，安息人在中间两头赚钱。

班超大概琢磨了很久。他派出去的这个人，叫甘英。

关于甘英的出身，史书上记得非常简略。我们只知道他姓甘名英，字崇兰，是班超的掾属——掾属在汉代是百石级别的小官，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秘书或者助理。在班超的幕府里，这样的人大概不在少数。但甘英能被班超选中，独当一面去完成这么重要的使命，说明这个人绝不是等闲之辈。

很多人推测，甘英应该就是当年跟随班超夜袭匈奴营地、一举威震鄯善国的那三十六位壮士之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说的就是那次行动。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甘英的胆识和气魄，绝对不用怀疑。一个曾经跟着班超出生入死、在刀尖上走过的人，你说他是懦夫，这说得通吗？

不过话说回来，甘英到底是不是三十六壮士之一，史书里没有确凿的记载。这更像是一种美好的附会——人们希望这个肩负重任的使者，配得上一个英雄的出身。但不管他是不是那三十六人之一，班超用人向来挑剔，他既然能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甘英，就说明甘英在他眼里是可靠的人。

出发的时间，大致是永元九年的初春。使团从龟兹它乾城动身，也就是今天新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一带。他们沿着塔里木河向西，经过姑墨、疏勒，然后翻越葱岭——也就是今天的帕米尔高原。

帕米尔高原是什么概念？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雪峰林立，空气稀薄。即使在今天，翻越帕米尔高原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东汉的使团没有现代的装备，没有羽绒服和氧气瓶，他们靠的是马匹、骆驼和两条腿。翻过葱岭之后，甘英一行进入了大宛地界——就是当年汉武帝为了汗血宝马两次派兵远征的那个地方。然后又经过大月氏，也就是贵霜帝国，再进入安息帝国的腹地。

这一路上，甘英他们走过的地方，很多都是“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之前从来没有中国人到过，《山海经》里都没有记载。每到一个国家，甘英都要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各种珍奇异物和奇闻怪谈。史书上说他是“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这个评价很厉害。“备”是完备的意思，说明他了解得非常详尽；“传”是传回来的意思，说明他把这些都记录了下来，带回了汉朝。

走了多远呢？《后汉书》里有记载，甘英往返三万八千多里，“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距离玉门关和阳关已经有四万多里了。在那个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的年代，这个距离意味着什么，恐怕今天的人是很难体会的。从龟兹到波斯湾，甘英是第一个走完这条路线的中国人，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他在历史上留下名字。

走了不知多少个月，甘英一行终于到达了一个叫做“条支”的地方。

“条支”到底是哪儿，学界一直有争论。一种说法认为，条支就是安条克城，也就是今天土耳其南部的安塔基亚，位于地中海东岸。另一种说法认为，条支是波斯湾西北端的一个港口城市，大致在今天伊拉克或者科威特境内。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争了很多年也没有定论。但不管哪一种说法正确，可以确定的是，甘英来到了“西海”的岸边——在波斯湾说中，西海就是波斯湾；在地中海说中，西海就是地中海。

这是他第一次看见真正的海洋。

甘英是个内陆人。他出生在汉朝的内地，在北方长大，打了一辈子仗，翻过雪山，穿过沙漠，但他从来没见过海。站在西海岸边，看着白浪滔天、一望无际的水面，那种震撼可想而知。在陆地上走了几万里，他大概以为世界再大也不过如此，可面前这片汪洋告诉他——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他想渡海。史书上说的是“临大海欲渡”——他站在海边，跃跃欲试，想过海去。

就在这个时候，安息西界的船人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后汉书·西域传》里记录得很详细，安息船人告诉甘英：“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

这段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片海大得很，运气好赶上顺风，三个月能到；运气不好碰上逆风，得走两年，所以出海的人都得准备三年的粮食。而且海上有一种东西，会让你特别想家，想得心里难受，很多人都死在了海上。

甘英听了之后，放弃了渡海的念头，掉头东归。

就是这“英闻之乃止”四个字，引出了后世绵延不绝的争论。

批评甘英的声音，从他折返那一天起就没有停过。最激烈的批评者是晚清的康有为。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海外，对中国的积贫积弱痛心疾首，他把一腔怒火都发泄在了甘英身上。他说甘英“愚怯”，说甘英犯有“大罪”——“至今申西方数千年不通文明，不通交易，都是甘英的大罪。比起哥伦布之流，甘英何其愚也。”

这话说得很重。在康有为看来，如果甘英当年勇敢渡海，中国和罗马的直接交往就能提前一千多年，中国的历史进程可能完全不一样，后来那些被动的挨打、屈辱和不平等条约，或许都不会发生。

现代史学家范文澜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甘英缺乏探险家的精神，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

这些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如果甘英真的渡过了那片海，抵达了罗马城，东汉和罗马两大帝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外交关系，那历史的确可能是另外一个走向。从这个角度说，甘英的折返确实是一个遗憾，而且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现场，设身处地替甘英想一想，事情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

首先要问一个问题：安息船人说的那些话，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

安息，就是帕提亚帝国，它卡在汉朝和罗马之间，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当时汉朝的丝绸要运到罗马去，必须经过安息。安息人从汉朝商人手里买来丝绸，然后转手卖给罗马人，价格能翻十倍。这是安息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如果汉朝和罗马直接接上头了，两国绕开安息直接做生意，安息人还赚什么钱？

所以安息人千方百计地阻止汉朝和罗马直接接触。《后汉书·西域传》里有一段话说得明明白白：“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大秦国王一直想和汉朝通使，但安息人想用汉朝的丝绸跟大秦做生意赚钱，所以故意从中作梗，挡住通道，不让两边直接联系上。

安息船人对甘英说的那番话，十有八九也是这种“遮阂”策略的一部分。他们故意把海路说得极其凶险，目的就是让甘英知难而退。从后来人掌握的地理知识来看，从波斯湾到罗马的海路虽然不近，但也绝没有安息人说的那么夸张。顺风三个月、逆风两三年这种说法，显然是夸大了的。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就认为，没有必要把安息船人视为安息政府雇佣的密探，他们可能只是把当时在波斯湾一带流传的航海传说如实告诉了甘英。这些传说在当时的航海圈子里确实存在，不是安息人凭空捏造的。

《晋书·四夷传》里对这件事的记载略有不同。它说安息船人对甘英讲的是：“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海里有某种让人思慕着迷的东西，去了的人没有一个不悲痛感怀的。如果你这位汉使不眷恋父母妻子的话，那就进去吧。

这个说法比《后汉书》的记载更让人头皮发麻。“思慕之物”到底是什么？很多学者认为，这极有可能和古希腊神话中的海妖塞壬有关。塞壬的故事在希腊神话中流传很广——据说在某个海岛上住着半人半鸟的海妖，她们的歌声美妙无比，能迷惑过往的船员，让人不由自主地上岸去听，听着听着就会迷醉而死。

这个故事通过希腊人的航海活动传到了波斯湾地区，成为了当地水手口口相传的航海禁忌。安息船人在码头上接待甘英的时候，大概就是把这个传说添油加醋地讲给他听了。

还有一种解读更有意思。有学者认为，“思土恋慕”这四个字不应该仅仅理解为“思念故乡”。对于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人来说，思念故乡是每时每刻都有的情感，不至于被当作一件“可怕”的事情来吓唬人。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可能是说海中有某种妖物，会让人产生不可抗拒的迷恋和幻觉，从而把人引向死亡的深渊。也就是说，安息船人讲的不是普通的航海风险，而是一个带有超自然色彩的恐怖故事。

不管安息船人具体是怎么说的，效果是达到了。甘英听了之后，做出了不再前行的决定。

那么问题来了：甘英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被说服了？他难道不能多问几个人？不能去找别的船夫核实一下？

这就得说甘英当时的处境了。他带着一个使团，几十号人，走了几万里路，从西域的龟兹一路走到了波斯湾岸边。这趟行程花了好几个月，甚至可能超过了一年。使团成员都是中原人，远离故土，思乡之情肯定是与日俱增。

更重要的是，甘英带的物资是有限的。如果安息船人说的是真的，渡海需要准备三年的粮食，甘英手头肯定没那么多储备。他要是强行出海，万一真在海上漂了两年，使团的人吃什么喝什么？到时候大家被困在海上，进退两难，那就不是完成不完成任务的问题了，而是要命的问题了。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信息的不对称。甘英是一个内陆人，从小没接触过海洋，对航海的知识几乎为零。他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听不懂当地的语言，不了解当地的风俗，不知道哪些话可信、哪些话不可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做出的判断只能是基于当时当下能够获取的信息。他不是不听，而是听了之后觉得风险太大，不值得冒这个险。

说到底，甘英不是一个探险家，他是一个外交使者。他的首要任务是把使团活着带回去，把沿途获取的情报和信息带回汉朝。如果他为了渡海而把使团葬送在波斯湾里，那才是真正的失职。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就算海路走不了，难道没有陆路可以绕过去吗？甘英为什么不去试试陆路？

这个质疑听起来有道理，但实际上并不现实。从安息到罗马的陆路，需要横穿两河流域，再越过叙利亚沙漠。且不说这条路当时是否安全——安息和罗马在这一带经常发生军事冲突，就算是太平时期，这条路对于一个没有向导、没有地图、语言不通的外国使团来说，风险也实在太大。甘英没有理由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去试探一条完全陌生的陆上通道。海路至少还有安息船人指路，虽然指的可能是一条歪路。

甘英的决定，也许不是最英雄主义的选择，但可能是最理性、最稳妥的选择。他审时度势，权衡利弊，认为继续前行的成本太高、把握太小，于是选择回头。

但要注意的是，甘英并非一无所获地“失败”了。他带回汉朝的信息，是之前任何中国人都没有获得过的。他搞清楚了大秦的大致方位和国情，了解了安息和罗马之间海上贸易的情况，记录了沿途各国的风土人情和珍奇怪物。这些信息对于东汉朝廷了解西方世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史书里有一句话值得反复品味：“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甘英回来之后，远方的蒙奇和兜勒两个国家都派使者来汉朝进贡了。这说明甘英的出使并不是一次失败的旅行，他的存在本身就在这条漫长的丝绸之路上产生了影响——他所经过的那些国家，看到了汉朝使者的气度和威仪，产生了和东方大国交往的意愿。

甘英的行程把丝绸之路向西延伸到了波斯湾。在他之前，中国人对西域的认知最远大概也就是葱岭一带。甘英一路走到了西亚的核心地带，这不仅是空间上的拓展，更是认知上的突破。从此以后，中国人知道了在安息的西边还有一片巨大的海洋，在海的那边还有一个疆域广阔、物产丰饶的大秦国。

大约七十年后，东汉桓帝延熹九年，也就是公元166年，一个自称来自大秦的使团从日南——也就是今天越南中部——登陆，来到洛阳，向汉朝皇帝进献了象牙、犀角和玳瑁。这是中国和罗马之间有记载的第一次直接接触。虽然很多学者认为这个“使团”可能只是罗马商人的冒名顶替，但不管怎样，大秦和汉朝之间终于有了一次直接的交集。

而这七十年前，甘英已经站在西海岸边，远远地眺望过那片土地了。

有一件事情常常被人们忽略。甘英不是一个人去的波斯湾，也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是带着使团出发，带着使团归来。几十个中原人，跟着他走过雪山、穿过沙漠、翻过高原，在完全陌生的土地上走完了将近四万里的路。这需要多大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途中的补给怎么解决？生病了怎么办？遇到不友好的当地势力怎么应对？这些问题史书没有记载，但每一个都足以让整个行程中途夭折。

甘英把使团完好无损地带回来了。这说明他不是那种头脑发热、不顾后果的人。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奋力向前，什么时候应该审慎后退。这种判断力，恰恰是一个合格的外交官应该具备的素质。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甘英：他不是没有勇气，他是有选择地使用了自己的勇气。在翻越帕米尔高原的时候，在穿越中亚无人区的时候，在语言不通、举目无亲的时候，他的勇气一直在支撑着他。只是在西海岸边，理性告诉他，再走下去不是勇敢，而是鲁莽。

但后世对甘英评价的分歧，恰恰说明了他的故事有多值得琢磨。一个失败了的英雄，一个成功了的懦夫——这个矛盾本身就蕴含了所有的争论。在历史的天平上，勇气和理性，到底哪一个更值得推崇？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理解和选择都可能不一样。有人敬仰那种不计后果的奋勇向前的勇气，有人欣赏那种面对未知时的冷静和理智。而甘英恰好处在这两种价值取向的交叉点上。

所以历代的评价，从来都是两极分化。批评他的人觉得他代表了中国人骨子里的保守和懦弱，赞美他的人觉得他代表了审慎和务实的美德。同样一个行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看到的完全是两样东西。

这其实也是历史有意思的地方。历史不是数学题，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甘英在波斯湾的那一回头，到底是一念之差，还是必然选择，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们所做的所有分析和判断，都是在跨越一千九百多年的时光之后，对着零星的几行文字进行揣测。

而这种揣测本身，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乐趣。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甘英当年真的渡海去了罗马，会怎么样？两大文明在近两千年前就有了一次握手。但历史没有如果。甘英在波斯湾的那一次回头，也许确实是东方和西方之间一次遥远的失之交臂。可是反过来想，如果甘英真的不管不顾地上了船，在波斯湾的狂风恶浪中沉没了呢？那后来的中国人还敢往西走吗？还会有人继续沿着丝绸之路探索未知的世界吗？

这就说不清楚了。

甘英的折返，也许恰恰是用一种不那么完美的方式，保护了中国人继续探索西方的意愿和可能性。他的半途而废恰恰成为了后来者继续前行的起点，他的望洋兴叹恰恰激发了更多人对那片未知海洋的想象和向往。他带回的那些关于西海、大秦、安息的见闻，通过《后汉书》的记载流传了下来，成为了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最早的窗口之一。

所以，那个在波斯湾边望洋兴叹的身影，与其说是历史的失败者，不如说是历史的摆渡人。他在大海面前停下了脚步，却在认知的边界上又往前走了一大步。他渡不了那片海，但他渡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把他们的视野从葱岭脚下一直拉到了西亚的尽头。

从这个意义上说，甘英其实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剩下的，留给后人。

顺便说一句，站在波斯湾岸边那一年，甘英回头的时候，班超还在龟兹等着他的消息。五年之后，永元十四年，年迈的班超上书请求还朝，说了一句让人心酸的话：“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他想家了，想得不行。

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班超回到洛阳，不久就去世了。甘英和班超的这段主臣缘分，也就此落下帷幕。关于甘英后来的事迹，史书再无记载。他就像一道光，在波斯湾的岸边短暂地亮了一下，然后又隐没在了历史的暗影之中。

但这道光虽然短暂，却足够照亮后来人脚下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