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漕运与民间秘密组织

自秦汉以来，漕运一直处于集权政治的控制之下，成为历代王朝攫取地方财富、维系王朝中枢、加强集权政治的重要手段。然而，明清时期民间宗教力量渗入漕运行业，导致了水手罗教、水手行帮、早期青帮等民间秘密组织相继出现，构成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的重要社会力量。对于集权王朝来说，漕运领域出现的民间秘密组织，不啻其机体中滋生的疣赘，成为集权统治的异己力量和王朝治理的潜在威胁。

通惠河漕运图

明清两代，进入盛期的漕运成为运河一线的重大事件，吸引和汇集了大量的社会各方人员，尤其是江苏、浙江等有漕大省，其运河码头每年都成为漕运水手等人云集的场所，为民间宗教的传播和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明末清初之际，罗教在漕运水手中传播开来。罗教是明代正德初年由山东即墨人罗清创立的，后人尊称罗清为罗祖，因他自称“无为居士”“无为道人”，所以，罗教又名无为教。

罗教的教义，集中地反映在罗清所撰的《五部六册》中。这《五部六册》是指《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证钥匙卷》（上下两册）、《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共五部经卷，分为六册，故称“五部六册”。这些经卷是罗清在传播罗教时渐次完成的，集中反映了罗清的思想体系。

罗教思想以佛教教义为主，吸收了道教、儒教及其他民间信仰的成分，属于白莲教的流派之一。虽然罗清曾竭力同白莲教等秘密教门划清界限，甚至攻击白莲教是“邪宗”，而标榜自己是佛教正宗教派，但这主要是为了掩饰自己创立秘密教门的事实。明神宗万历年间，《明实录》便有罗教“讳白莲之名，实演白莲之教”的记载。

罗清祖先世代皆隶军籍，罗清年轻时便充任密云卫一带的守备军人，并担任过运粮军人。史载：

正德间，山东即墨县有运粮军人姓罗名静者，早年持斋，一日遇邪师，授以法门口诀，静坐十三年，忽见东方一光，遂以为得道。

所谓“邪师”，实则和尚。罗清早年拜和尚为师，研习佛理，故罗教受佛教影响最深。罗清创教于密云卫，设有经堂，开堂讲经，最初听众主要是守备军人、运粮军人和粮船水手。所以，罗教创立不久便与漕运水手发生了直接联系。罗清死后，教内分裂为两支，即无为教和大乘教，无为教是罗教正宗。

明末，罗教南传苏州、杭州等地，在南方漕运水手中流传开来，漕运民间组织开始萌生。清代档案记载：

明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潘姓三人，流寓杭州，共兴罗教，即于该地各建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于是有钱庵、翁庵、潘庵之名。因该处逼近粮船水次，有水手人等借居其中，以致日久相率皈教。

另有记载：

盖漕船北运之初，此二人（指密云钱、翁）沿途为人治病舍药，讽经祈禳，劝人持斋守法，死者敛钱瘗之，久而相率皈依。

从这二则史料中，可得出以下三个结论：一是罗教开始在漕运水手中流传大约是在明末清初；二是对罗教在水手中的传播发挥重大作用的是翁、钱、潘三人（此三人后被奉为“三祖”）；三是罗教最初的传教方式与其他民间宗教大致相同，但之所以漕运水手皈依者众多，主要是由于罗教庵堂是漕运水手的最佳栖息之所。

“三祖”建庙传道以后，教门旺盛，各庵主要信仰者是漕运水手。天长日久，掌庵人逐渐由年老退漕水手担任，因此，“三庵”成为“水手己业”。由于入教水手趋之若鹜，三座庵堂已不敷居住，于是水手们凑集银钱，陆续建立了七十二座庵堂，并且“庵外各置余地，以资守庵人日用，并为水手身故义冢。每年粮船回空，其闲散水手皆寄寓各庵，积习相沿，视为常事”。

漕运水手与罗教可谓相互依存。漕运水手是罗教教门初创阶段的第一批信徒，也是罗教发展的主体成员，可以说，漕运水手是罗教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而罗教对于漕运水手同样至关重要，这从漕运水手大量皈依罗教的原因中鲜明地反映出来。

水手皈依罗教的主要目的有二：其一，寻找精神上的依托。漕运水手每年重运北上和回空南下，往返数千里，“几一年”，途中须经历无数风险之地，常年漂泊不定，生活的艰辛、命运的无常及对生命的忧虑，促使水手渴望从精神上寻求慰藉，这便给民间宗教的渗入留下了心灵空间。其二，谋求生计，寻求自保互助。自明末以来，“各帮水手多系山东、河南无业之辈”，他们“终年受雇在船，无家可归”。这些聚集江浙水次的游民，清初之时“数以千计”，构成了江浙漕运水手的主体。

明末，漕运已是弊端重重，各级官吏层层盘剥，浮收勒折，中饱私囊，军民皆不堪命。面对极端腐败的漕政，江浙本地的农民皆视漕运为畏途，避漕而寻求其他的谋生途径。与富庶的江浙相反，河南、山东等地历来地瘠民贫，灾害频繁，百姓“岁偶不登，闾阎即无所恃，南走江淮，北出口外”，民众多“滋生无策，动辄流移”。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江浙一带成了山东、河南等省流民的汇聚之区，从而造成了“粮船雇佣水手率多无业之民”的现象。这些水手每年受雇漕运，但是每次回空之后，要等到第二年方可再次受雇重运北上。在中间的这一段空闲时间中，水手们的食宿生计便成为一大问题。对于为数甚众的所谓“无业之辈”，“饭铺不敢空留”。于是水次附近的罗教庵堂便成为水手食宿生活与精神依托的重要场所。水手们寄寓其中，由守庵之人先垫给饭食，“俟重运将开，水手得有雇价，即计日偿钱”，由此漕运水手得以安身，而守庵之人也“借沾微利”。同时庵堂的庵地、义冢成为水手生可托身、死可归宿的地方。庵堂成为漕运水手最佳的寄生之所，水手每年皆寄寓各庵，耳濡目染，又向往寄托，久而久之，逐渐地纷纷皈依罗教。由此可见，漕运水手对罗教的依赖首先缘于其对庵堂的实际需求。

从明末建三庵至清代雍正年间的一百多年中，由于风云变幻，政权更迭，当局一直没有发现或关注罗教在漕运水手中的传播情况。清王朝首次发现罗教及罗教与漕运水手的关系是在雍正五年（1727），江淮卫七帮水手严会生因诓骗其他水手的工价银并持斧将人砍伤，被金衢所帮水手赵玉割去耳朵；官府捕获赵玉，遂审出漕运水手传习罗教的情况，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在高度集权的社会里，统治者对于各种社会组织有着本能的敏感和恐惧，以及十分严重的防范心理。所以当水手罗教的事情发生之后，清廷立即对其进行了干预和压制。从雍正五年至乾隆中叶，水手罗教屡遭打击。不过，雍正年间虽然处理原则较严，处理措施却较为宽松。雍正五年，浙江巡抚李卫负责对杭州的罗教庵堂进行清理，事后将结果上奏朝廷。李卫奏称：

浙帮水手，皆多信奉罗祖邪教。浙省北新关一带，有零星庵堂，住居僧道老民在内看守，其所供佛神，各像不一，皆系平常庙宇。先有七十二处，今止余三十所。各水手每年攒出银钱，供给养赡。冬日回空时，即在此内安歇，不算房钱。饭食供给余剩，即留为沿途有事讼费之需。而淮安、天津、通州、京师俱有坐省之人，为之料理。各帮水手，多系山东、河南无业之辈，数以万计。歇店饭铺，不敢容留。若将此等庵堂尽行拆毁、驱逐，则冬月回空各水手，无所依归，反生事端。且细查其教，亦止吃斋念经。其可恶之处，在于借此齐心，欺人生事，尚无别项不轨之处。

这次清理罗教庵堂，仅没收庵堂的经卷、佛像，改庵堂为漕运水手居住的“公所”，企望既改变庵堂的性质，又不破坏水手的栖居之地，避免激起与水手之间的矛盾，保证漕运的稳定。不过在朝廷查处之后，“各庵内仍藏罗经、罗像”，庵堂的性质并未改变。此时的水手罗教虽有聚集力量的趋势，但由于漕运运行尚属稳定，水手生计有所保障，精神上也有所寄托，所以对朝廷并无过大的敌意，对社会也没有形成威胁。

时至乾隆年间，官府对水手罗教的处置却十分严厉。乾隆三十三年（1768），浙江巡抚永德在处理水手罗教教案之时，奏请仍沿用雍正成例，将庵堂改为公所，以便回空水手暂可栖居。但乾隆皇帝认为水手罗教“恶习难返”，应是影响社会的隐患，“非彻底毁禁不能尽绝根株”，除下令对已发生的教案从重办理外，“所有庵堂，拟概行拆毁，毋得仍前存留，复贻后患”。永德接到谕令后，即将北新关处查出的罗教庵堂二十三所概行拆毁，将拆下的物料及地基逐一估价，造册报部，“留充地方公用”。清廷的毁禁政策，促使水手罗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水手罗教的组织属性发生了重大转变。

明清两代，漕运中的民运成分日益减少，军运部分日渐增加，并最终取代民运。但是，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由于财政、管理及官僚体制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漕运中各种弊端层出不穷，运军逃亡现象频繁出现。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王朝对原有的军运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原每船运军由十名改为一名，“余九名选募水手充之”。这一变化增加了漕运人员中雇佣劳动者的成分，自然也就导致了漕运中雇佣和解雇、工钱的多少与发放、被雇佣者内部的矛盾及协调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这些问题促使水手们不断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同时，这些雇佣劳动者主要是无业游民，多无家室，他们的归次住所、生老病死也都需要水手们的相互帮助。正是漕运水手的普遍需求，促使其走向组织化。

陈国屏先生《清门考源》一书中认为，“粮米帮始于康熙四十五年”。这个时间正值清代运军制度变革的十年以后，所以这种推断是有道理的。但时间不一定如此精确，水手行帮的酝酿与渐生应当有一个过程。罗教庵堂在漕运水手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因此水手组织在出现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只是水手们互助与协调的一种形式，并未形成权力中心和组织体系。

乾隆三十三年是水手罗教组织向漕运水手行帮转化的关键一年。由于乾隆皇帝下令拆毁了苏、杭一带的庵堂，水手们的生死依托荡然无存。朝廷采取严厉措施，意在根除水手习教结社，但自明末以来水手习教结社的风习已沿袭长久、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水手组织势已难解。朝廷对庵堂的一概毁禁，反而客观上促使水手组织突破宗教的外壳，向更具有实际意义的民间秘密组织演化。在官府的查禁之下，漕运水手组织由陆地转移到了水上，由以庵堂为活动中心转向以老堂船为活动中心。随着这一转化过程的完成，水手帮会系统形成，其建构了严密的组织与权力体系——每帮均有一老堂船，堂船上悬挂罗祖画像，公派一人专管香火及全帮水手的用钱账目，称为“当家”，也称会首、老管，一般由数人轮流当值，共同组成该部的首领集团，老堂船为议事场所。各帮首领集团具有明确的职权，诸如制定帮规及入帮仪式，掌管每个舵工水手的工钱，建立本帮的联络信号。首领集团对帮内水手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对各类滋事水手，“必送老官处治，轻则责罚，重则立毙，沉入河中”。各帮内部俨然就是一个独立的秘密王国。

嘉、道年间，清王朝国力衰微，无力管辖漕运水手，水手行帮成为与朝廷争夺漕运控制大权的生力军，如“霸占帮船，视同己业”。水手行帮与水手罗教有着十分重大的区别。罗教并未着力去控制漕运水手，也没有强求每个水手都皈依罗教，各帮水手入教人数不一。但是水手行帮迥然有别，凡新入漕运的水手，必拜一人为师，排列辈分，彼此照应，结为党羽以增强势力，各帮派控制下的水手“不下四五万，沿途牵手尚不在此数”，可见水手行帮已基本控制了漕运水手、舵工、纤夫人等。虽然宗教对水手们的影响没有消失，帮会仍在继续借用宗教形式，但是水手行帮已绝然不是一个宗教组织了。此时漕运水手供奉的罗祖，实质上仅是一个行业祖师的角色，组织的维系因素已由共同的宗教信仰转变为相互之间的协作，加以权力体系的约束。在水手罗教时期，水手之间的互助性质十分鲜明，庵堂起着维系和凝聚广大水手的作用，宗教是水手相互团结的精神纽带。罗教庵堂被毁后，水手行帮在形成的初期，其互助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当有水手遇到困难时，均有同伴出来照应；当水手与官府、旗丁运弁及其他人发生矛盾冲突时，必有同伴挺身相助；当本行帮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帮中成员会群起抗击，竭力维护本帮利益。

水手行帮内部实行严格的家长制统治，体现了鲜明的宗法家族色彩。帮内的人员地位和人员层次完全按辈分排列，辈分最高的“当家”统御全帮，凭借所谓“家礼”和“家法”控制全帮。水手行帮平日要求水手们孝敬和服从师傅，对于违反帮规的水手则予以严厉惩罚，施以各种酷刑，名曰“替代祖法”。故而水手行帮中的宗法色彩十分浓厚。

行帮与罗教最大的区别是宗教成分的减退和权力体系的形成，这在前文中已有阐述。而各帮派权力体系的形成，势必加强行帮内部的等级分化，并促成各帮派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至少从道光年间的史料看，各种水手帮派星罗棋布，犬牙交错，雍、乾时期原属于翁庵、钱庵、潘庵三大罗教庵堂的势力已形成三大帮派，各帮自收门徒。三派之下，又林立着小宗派。翁、钱二人由于传教之时的诸种原因而相处和睦，因而翁庵势力与钱庵势力比较友好，共称为“老安”，“安”即“庵”，潘庵则为“新安”。运河沿岸漕运水手的帮会大体上分此两大帮派，为争夺生计互相排斥，在运河水系形成对峙局面。此外，新安、老安之下，各小帮派之间的对立与矛盾也大量存在。

随着水手行帮权力体系的强化，其愈来愈趋向对外的斗争，互帮互助的成分逐渐减少。在权力中心的控制下，内部成员保证了对外的一致性，内部问题和矛盾主要由帮会协调解决，或按帮规处理，其活动大多围绕经济利益开展。

首先，开展贩私活动。漕船贩私早已有之，清代则屡见不鲜。对于官府来说，这种现象无疑影响漕运正常运行乃至地方社会秩序。朝廷一方面采取严禁措施，另一方面，实施一些有针对性的举措，如准许漕运人员携带一定数量的私货。然而运河是沟通南北的重要运输线，运河沿线商贸繁荣，处处有利可图，所以每逢漕运之时，漕运水手总是抓住一切时机进行贩私活动，如揽载商人托运的货物、私贩自载的物产等，致使漕船超载、搁浅与沉溺等现象不绝。同时，漕船私贩淮盐北上，回空时夹带芦盐南下，与朝中禁令相忤，影响朝廷对食盐运销的控制，故而朝廷对漕船的稽查十分严格。为了逃避和抗拒稽查，水手行帮需要依靠水手内部的团结与配合。

其次，索求工价。漕运水手的工价十分低廉，并受到层层盘剥，史载“粮船水手每年身工不过七千余文，原不足敷养赡”；然而贿赂领运千总、坐粮厅验米及仓场经纪的费用即达二千六百两银之巨。因此，水手“索加身工，纠众殴官，习以为常，恬不为怪”。在索加工价的斗争中，行帮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

再次，争夺就业机会。虽然水手帮派有共同的利益关系，但是当漕粮运输减少或出现其他问题时，各帮派成员之间为了争取就业机会，同样不乏激烈的斗争。此时，水手帮会组织便成为水手内部竞争的强大组织依托。

水手行帮的这些活动虽然在规模与性质上都有局限性，但是加强了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及组织的严密性。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动或组织面临严重威胁之时，水手行帮组织便会转化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向漕运之外的领域及更大的地域空间转移、渗透。

道光、咸丰年间，漕运中的民间组织又一次发生了重大转变。朝廷议行海运，并试办成功。其后海运、河运虽有反复，但对漕运水手已产生了巨大冲击。咸丰三年（1853），清王朝全面实行海运，运河漕运废止，运河水手承担漕粮北运的历史彻底结束。

数以万计的水手、舵工、纤夫失业后纷纷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的参加了义军，有一部分水手被清军搜罗，当时朝廷的政策是“盐贩及漕运水手，皆可招为我用”。但是，由于此时漕运水手组织已经十分严密，所以很大部分水手人等并未卷入这场军事角逐和人力争夺的斗争中，而是聚集到苏北的两淮盐场，组织成了青帮，开始了贩私盐、行劫掠的土匪生涯。青帮是因内河漕运衰亡、水手全面失业而出现的民间秘密组织。

青帮自道光年间便开始酿生。道光二年（1822）江苏省开始整治陷于窘境的漕政，大量漕运人员被裁减。被裁减的舵工水手主要由地方官府“查明籍贯，每人酌给盘费制钱二三千文”，遣回原籍，“晓谕暂令归农”。可是，被裁减的舵工水手多是“无业之民”，在家乡毫无家业，所以真正回到家乡者很少，大量的失业水手仍滞留在漕运水次。道光四年，江浙两省因灾再行减运，漕运水手无所依归，生活状况恶化，“民间恐其逗留滋事，绅士富户各捐己资，每名给制钱三千文，官为押送回籍”。这一措施不管最终实施的效果如何，毕竟对裁减人员有所照应。当朝廷筹议并推行全面海运之时，上述这种十分有限的安慰措施也看不到了，漕运水手“人众业寡，生计艰难”，更多的水手又流落江湖。运河漕运的反复动荡，造成了越来越多漕运水手的失业，所有的漕运水手深感窘迫和危机。为了应付社会的巨大变动，组织失业水手在社会有效生存，维持组织的原有力量，水手行帮开始改变原有的组织策略和行为方式，不仅维持原来的水上势力，而且逐渐向岸上渗透。咸丰初年，运河漕运的废止最终促成水手行帮的转变。

青帮，后又称安清道友。史载：安清道友“号称潘门，亦曰潘家，又别称庆帮，俗讹为青帮”。青帮组织多崇奉潘祖——前罗教建潘庵者。潘庵又叫潘安，是与老安相对的新安一派。从水手行帮到青帮，这一组织在行为方式、内部构成、社会性质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变化。

青帮在许多方面仍保留着水手行帮时期的形式。例如，青帮在香堂仪式上，传授有关漕运方面的知识，诸如漕运各帮名称、码头名称等，这些都是漕运水手中师徒承继关系的反映；此外，他们还像过去运粮打龙凤旗一样，仍以官方自居。但是，在急剧变动的社会中，大多数青帮成员无固定的生活依托，恶劣的生存环境刺激了他们流氓无产者本性的迅速膨胀，驱使他们走上了敲诈勒索、抢掠民财、走私窝赃的生活道路。青帮的成分由此开始发生变化，各类游民及其他社会下层角色不断涌入。为了扩张势力，青帮对各种人员兼容并蓄，甚至包括官府的衙役人等。这些人皆以罗祖为崇拜对象，组成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贩私集团。

青帮有比较固定的活动地点，他们利用原来水手帮会在河边开设的茶酒店铺，聚集成员，寄存赃物，其内还设有经堂，供奉神牌。显然这些地方与最初的罗教庵堂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随着时间的推移，至王朝末年，青帮已完全演化成一个贩私、劫掠、包赌和贩卖人口等从事多种流氓活动的社会寄生集团。史料记载，“安清道友多在江北，所有劫杀重案及包贩私盐、掠卖妇女，皆其伙党所为”。这种劫掠贩私生涯到光绪末年及宣统时期愈演愈烈，成为青帮全部的生活方式和活动内容，他们“在市内强取货物，恃刀逞凶；在乡则淫劫勒赎，无恶不为”，“收徒霸赌，坐地分赃”，屡屡“杀人不法”。翻开近代史上的文献资料，有关青帮恶劣行径的记载可谓史不绝书，在与其相关的各种历史记述中，看不到多少有益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行为。青帮完全成了危害社会的毒瘤。

乾、嘉年间水手帮会的首领——老管（或当家）基本上还属于参与运输的劳动者，但是青帮中众多的大小头目因从事不正当行为而拥有巨额财富，蜕化为依靠剥削、抢掠、走私致富的一方豪强。这些人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政治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他们为了保住既得利益，有的投靠了朝廷，有的与外国侵略势力结合，成为外来侵略势力的帮凶。青帮在民间流氓组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明清时期漕运行业中民间秘密组织的出现与发展，在王朝晚期及近代社会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它的生成与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

明清时期，漕运制度成熟并最终定型。首先，官运取代民运之后，粮户无须每年轮番出运，漕运人员开始专门化及职业化。由于长年生活在漕船上，且每次漕运皆须长途跋涉，漕运人员不可避免地会遇上各种自然的和人为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漕运人员易以整体面貌去争取群体利益，长此下去，漕运人员便有了成立组织的共同需求。其次，漕运“因地为号”，使各地漕运人员很自然地形成了地域集团的格局，这也为组织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再次，康熙年间运丁的破产，水手的大规模加入，增加了漕运人员中无业游民的成分，这些人不仅在精神上需要有所寄托，在生活上也需要相互依托，因而对于组织更具有一种渴求，这种心理特征，为民间组织在漕运中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心理基础。

漕运水手组织的发展经历了从水手罗教到水手行帮再到青帮三个历史阶段，它的整个演化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集权政治从盛至衰的发展轨迹，也反映了漕运由盛转衰的曲折道路，鲜明地体现了王朝晚期的社会变动格局。虽然漕运水手组织皆以漕运作为其原生体，但是社会的现实力量为不同阶段的漕运水手组织塑造出了不同的特质和品格，这些特质和品格决定了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不同表现。

大凡民间秘密组织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反抗性，与当局保持一种对立的态势，漕运水手组织也不例外。罗教自在漕运水手中生根之后，便成为当局眼中的不安定因素，并不断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早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便有徐州赵古元率众起义，曾一度攻占淮阳、徐州新河口，驰骋于运河两岸，有大量漕运水手加入其中。赵古元称“有精兵十万，夹杂粮船帮内”。这种公开的反抗斗争，一度招致了明王朝的查禁。

清前期，中央集权高度加强，发展中的水手组织无力与强大的官府抗衡，同时依食于漕运的水手尚安于其生计来源，水手组织与官府并无正面冲突，只是“恃众打架，生事横行”。正因为如此，朝廷对于水手组织也便未抱严防之心、严戒之意，仅是杜绝罗教在水手中蔓延，拆除庵堂、搜走罗教物什，主要针对罗教而采取措施，并非针对漕运水手。

水手罗教由于宗教色彩较浓，组织体系相对较为松散。水手行帮形成后，随着其权力体系的强化，大有控制江浙漕务之势。这时的漕运水手组织更具有排他性和对抗性，一方面水手帮会之间的冲突频繁而激烈，规模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水手帮会逐渐有组织地与官府形成对抗。

道光五年（1825）浙江巡抚程含章奏：浙江嘉白帮、杭三帮“在水次时，即向旗丁勒加身工及装米钱文”，在途中“每帮水手复捏称旗丁侵蚀道光元年皇赏银两，每船勒索钱五十三千零，传发溜子，挨船讹诈，人众势汹，旗丁惧祸，不敢不给，或写立欠票，或变卖客货，每帮四五十船，先后约被横索三千余百钱文”。这场大规模的斗争为水手们树立了榜样，其他许多帮派先后效尤。据道光六年琦善奏报，官府先后访获十三帮漕运水手“滋事不法”，有的水手殴打千总，甚至在水上围住江安粮道的座船，要求增加工钱。道光五年，朝廷新增例则，“粮船水手纠众传发溜子，欺凌运弁，横索旗丁钱文，情凶势恶者，照棍徒设法诈财例，为首拟斩立决，帮同吓诈情节凶恶者，依为从拟绞监候，仅只附和助势者，发新疆给官兵为奴”。道光五、六两年，有近百名工舵水手受到斩决、绞监候、发配边远地区的处置，以前似鲜有如此严厉惩罚的记载。尽管如此，索添工钱的斗争仍未停止，道光十六年，再次出现了大规模的抗争活动。在这次斗争中，可明显地看到水手帮会的组织作用——漕船帮队首尾衔接鱼贯前行，忽然停止靠岸，老管传出一纸，名曰溜子，上写增价若干，向旗丁、运弁索添工价，其他水手、工舵人等则上岸或在船上起哄助威。从道光十六年五月至八月，仅直隶当局便抓获了索添工价、聚众殴斗、拉帮结派的水手“凶犯”五百余名，可见斗争的公开化与激烈程度。

由水手行帮过渡到青帮，这一组织再次发生巨变。在组织成员上，一方面数以万计的水手、舵工、纤夫纷纷走上不同的道路，另一方面，青帮中逐渐加入了许多其他身份的人员，成分趋于复杂。在社会的变动与组织成员的重新组合中，青帮的经济背景与以往的水手罗教、水手行帮有了很大的区别。它失去了相对稳定的职业，构成青帮的游民无产者是社会中最缺乏生活保障的下层分子。这种社会地位与经济状况迫使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具有比水手行帮更强烈的反抗性。但由于长年漂泊养成的散漫习性和种种恶习，由于失业而产生的与整个社会对立的情绪，他们的反抗性又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故而青帮产生以后的社会表现十分复杂。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各种危机空前激化，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社会巨潮。在这一时代氛围中，青帮与当局的冲突愈趋激烈，但多是在朝廷武力镇压下的反抗行为。其中，有极少数青帮首领在革命党人的感召下，自觉地参加了抗清斗争，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意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余孟庭、夏竹林部。

余孟庭是青帮首领，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清军查明大本营在浙江绍兴，便发兵万余南下。余孟庭与太湖青帮首领夏竹林联合，夏领主帮，余领客帮，联络革命党人举旗抗清，并约法三章，不许扰民，不准妄杀，不得强奸民女；焚局卡，逐清吏，散富家粮米赈济贫民，“由是乡里穷民望孟庭军旗，俨犹大旱之望云霓。孟庭之名震于沿江上下游诸省”。这支义军与清军周旋于苏、松、嘉、湖、宁、杭间，交战大小四十余次，战无不克，“前后计斩清兵及团勇二千余人、将校百余名”。1908年初，夏竹林在突袭清军营地时战死，余孟庭战败逃走，不久被捕，于1908年3月被清政府杀害。这是青帮史上难得的光辉一页。

余、夏二人的反清斗争在整个青帮发展史中实属凤毛麟角，青帮的主流是日益走向没落，走向时代的反动。

总之，从明末到清代中叶，在二百多年的风云变幻中，罗教的一个支派活动在以运河为主干、以其他水系为旁支的广阔水域中。漕运水手构成了这支罗教教派的主体，并逐渐演变成漕运水手的行帮会社，这种行帮会社又由于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在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动中，沉沦为以流氓无产者为主体的社会寄生集团。这一民间组织在漕运水手中的渐次演变，不管社会表现是否令人满意，在其存在的时期，毕竟是一个影响社会的重要因素，也是一股影响朝廷的政治力量。从宏观上看，这也是漕运在王朝晚期的必然走势。

（本文摘自吴琦著《漕运与中国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来源：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