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回乡当农民的海南副省长走了，全村人送了他最后一程

2020年1月2日，海口。一个83岁的老人走了。消息传回临高县南宝镇松梅村，村民们愣住了。有人说：“公囝走了？”——这是乡亲们用方言对他的称呼，“公”是辈分，“囝”是对家中排行靠后者的昵称。

过了几天，遗体送别仪式在海口殡仪馆举行。来送他的人里，有省领导，有机关干部，更多的是从松梅村赶来的村民。他们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就为了看最后一眼。

讣告上写的是“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可松梅村的人记他，记的不是这个。他们记的是那个退休后扛着锄头回村的老头，记的是那个把他们从人均年收入一千块带到家家户户有存款的人。

一、牛栏里长大的娃，当上了副省长

陈苏厚是海南临高人，1936年11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小时候，全家人逃难，到很偏僻的地方开荒种田。7岁那年父亲去世，家里穷得没地方住，一家人挤在一户农民的牛棚里住了三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小时候是靠生产队养大的”。

1954年，18岁的陈苏厚参加工作，从乡里的文书干起。文书、公社干部、县委书记、省环境资源厅厅长、省农垦总局局长——一步一个台阶，全是从最基层爬上来的。

1990年1月，他晋升为海南省副省长，主管农业。那几年，他干了几件大事：推动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种植业，让海南农业产值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全省306个乡镇、90多个农场，他全跑遍了，平均每年下乡90多天。海南成了全国重要的热带水果和冬季蔬菜供应基地。

一个在牛栏里住过的孩子，成了管全省农业的副省长。

可有个地方，他很少去——自己的家乡松梅村。

二、“我有负于父老乡亲”

不是不想去，是为了避嫌。

几十年来，他跑遍了全省，唯独没为家乡办过什么事。当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之后，调研多了，才多回了几趟家乡。

有一回，几个父老乡亲跟他一起喝酒，有人借着酒劲说了一句话：“你当副省长的时候到处抓水利建设，什么时候也该给村里抓抓水利呀”。话不重，可陈苏厚听进去了——“我明白，乡亲们这是在委婉地批评我呢”。

南宝镇是革命老区，战争年代牺牲了169名烈士，陈苏厚的三哥就是其中之一。可这个镇39个行政村，省定贫困村就有37个。松梅村更惨，人均年收入只有一千元左右。

2003年12月，66岁的陈苏厚退休了。

按说，副省级干部退休，可以住进干休所，医疗、养老什么都不用愁。可陈苏厚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不回干休所，回老家。

他和老伴一起离开了海口，回到了临高县南宝镇松梅村。他在自家祖屋地基上盖了一座小院，村里划给他一块三分地的菜园，夫妇俩开始过起了农家生活。

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有负于父老乡亲对我的养育之恩。之所以回来，就是考虑到自己做得不够，想将功补过”。

他写过一本书，叫《我与农民》。开篇第一节就四个字——“我也是农民”。

不是口号，是真心话。

三、7户农民和54亩香蕉

回到松梅村，陈苏厚才发现，家乡比他想象的还穷。

村里垃圾成堆，连一间厕所都没有。外地的姑娘都不愿意嫁到松梅村来。村民靠种水稻为生，一锅白粥配上萝卜干，一天吃三顿。

陈苏厚一边在菜园里干活，一边走家串户跟乡亲们聊天。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四邻八村都种香蕉，唯独松梅村不种。

一打听才知道，1996年省扶贫办给过松梅村种苗和化肥，种了58亩香蕉。可农民没技术，加上重粮食轻经济作物的老观念，把化肥挪去施了水稻，结果香蕉有种无收。欠了信用社的贷款还不上，自然再没人敢种了。

陈苏厚决定从香蕉入手。

他挨家挨户动员，终于说动了7户人家。他把这几户组织成一个互助性质的“香蕉合作社”，自己当“顾问”。然后一件事一件事地跑——说服镇信用社给贷款；请来省农科院的专家，免费教技术；收获的时候，又联系香蕉种植公司帮农民代销。

7户农民种了54亩香蕉。当年收入38.4万元，还清了6万多元贷款。

第二年，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发展到79户，全村香蕉收入300万元。第三年，家家户户都种上了香蕉，松梅村成了远近闻名的香蕉种植专业村。

在陈苏厚的引导下，橡胶、反季节蔬菜也发展起来。这个原来负债累累的贫困村，人均纯收入三年翻了一番，全村农户在银行有了110万元存款。

钱袋子鼓了，他又带着大家修路、建水利、改电网、盖卫生院、建文化活动中心。全村家家建了厕所和沼气池，水泥路通到了每家门口，垃圾车每天来收垃圾。

村民们说，陈苏厚回到了农村成为农民，却让松梅村的农民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四、“我不是农民，我是拿退休金的人”

有人叫他“全海南级别最高的农民”。他不乐意。

他说：“说我想回来为老百姓办点实事是真的，但是说我当农民是假的”。他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点轻微的劳动，算不上真正的农民——“我还拿着政府的退休金，我怎么可以说是当农民呢？”

可松梅村的人不这么看。他们看见的是：一个快70岁的老人，天天下地，种花生、种地瓜、种蔬菜，还和老伴一起养鸡养鸭。他跟村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再不像以前“当领导时只是装个样子”。

农民就信这个理——当官的说啥他们不一定信，但一个退休了的老农说的话，他们信。

陈苏厚也不回避自己的身份给家乡带来的好处。他说：“过去我要是搞的话，那是利用职权，不能搞。现在老领导老关系能帮忙，这个帮忙不是为自己”。“当过领导的人都会有一点面子。我卖情面是为老百姓办点实事”。

快70岁的人了，讲的句句是实话。

五、他留下的东西，比他活得久

2013年9月，有记者回访松梅村。

10年过去，一切都变了。过去村民大便要跑到山里，防人、防虫还要防野兽；现在家里自来水一冲，干干净净。过去一天三顿白粥萝卜干；现在早上出门散步，包子豆浆粉汤想吃啥吃啥。

陈苏厚依然住在村里。他乘坐一辆老旧的越野车到幼儿园转转，再跟义工聊聊树该怎么栽、花该如何种。他还在操心一件事——“我们还差一项，医疗”。

经他与多方努力，一个投资1500万元的医院在镇上建了起来，2013年底投入使用。

他这辈子干的事，比很多活得长的人还多。

在位时，他让海南农业产值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退休后，他把一个垃圾成堆的穷村变成了富裕文明的示范村。

新华社称他为“退而不休的‘老省长’”。可松梅村的乡亲们记他，记的不是“老省长”——他们记的是那个扛着锄头回来的“公囝”；记的是那个蹲在香蕉地里手把手教技术的老人；记的是那个说“我有负于父老乡亲”的实在人。

2020年1月2日，陈苏厚走了，83岁。

他当过最大的官是副省长。可他这辈子最骄傲的身份，恐怕是他在书里写的那五个字——“我也是农民”。

人走了，事还在。松梅村的香蕉还在长，路还在走，卫生院还在看病。

他留下的东西，比他活得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