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巴德尔的核心论断是：1979年以来海湾安全体系建立在一个根本错误的假设之上——即伊朗构成对地区和西方利益的“生存威胁”。
巴德尔将近期针对伊朗的战争称为“一场本不该发生的灾难”。这场战争“未经联合国授权”，“未能实现任何公开宣称的目标”。但他在绝望中看到一丝希望：如果这场战争能最终“埋葬海湾地区遏制的神话”，那么“纠正近半个世纪的战略错误”就有可能出现。
更值得注意的是，巴德尔指出，就连那些45年来一直将遏制政策辩护为“不可避免之必要”的人，如今也开始承认这一现实。
如果说否认“伊朗威胁”已经足够震撼，那么巴德尔对威胁来源的重新定义则更具冲击力。
他明确指出，海湾安全“最大的威胁往往源于地区之外的决定，尤其是来自特拉维夫”。这不是伊朗的威胁，而是外部决策者和以色列政策带来的威胁。
这一判断在阿曼的外交实践中早有迹可循。2025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后，巴德尔就曾表示这次攻击“破坏了原本有望取得决定性进展的第六轮谈判”。阿曼长期扮演美伊对话的中间人角色，曾主办五轮美伊核谈——这一独特地位使其对冲突的代价有更直接的认识。
在否定旧秩序之后，巴德尔提出了新架构的蓝图。
第一，包容性原则。任何未来的安全架构都不能排除海湾周边的所有八个国家——六个海合会成员国，加上伊朗和伊拉克。每个国家都有“切身利益和相应责任”，都应参与“新区域安全体系的设计、实施并承担相应义务”。
第二，霍尔木兹海峡优先。建立永久性框架保障航行自由是“当务之急”。阿曼与伊朗的领海共同扼守这一全球最重要的能源通道，两国应“与国际社会合作”，“制定符合国际法的务实、可持续的安排”。
第三，重新平衡与美国的关系。巴德尔特别强调，目标“不是放弃历史悠久的关系，而是根据战争暴露的战略现实重新平衡它们”。他反问：如果包容而非遏制成为区域安全合作的基础，“包括美国在内的友好国家能发挥什么样的建设性作用？”
第四，安全不可分割。海湾安全“不能与西北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及相关港口和海上通道割裂开来”。
巴德尔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如果45年的遏制政策既未能保障安全，反而制造了更多冲突，那么继续这条道路的意义何在？他的答案是以包容替代遏制、以共治替代排斥、以区域自主替代外部依赖。
这或许只是一厢情愿的愿景，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思考海湾安全问题的全新框架——而这正是“神话”破灭后必须开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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