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为什么一直抗拒中央的北上发展方针？只因他另有“雄图大志”

1940年12月，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电台昼夜不停。

延安来电一封紧过一封，毛主席直言质问：有无决心北移？勿对国民党存幻想，再拖必出大事。

而此时距中央首次提出“东进北上”，已过两年半。

这位长征后留守南方、啃树皮撑过三年游击战的老革命，亲手将南方八省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却为何在抗战紧要关头，执意不执行中央命令？明知皖南三面受敌、北有长江天险，困守必危，他心底究竟打着什么算盘？

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留了下来。

最艰难时，他与陈毅在山洞躲藏二十余日，靠野果泉水活命。

三年苦撑，保存了南方十几块根据地和千余骨干，资历与威望俱足。

1937年底新四军成立，项英任副军长兼东南局书记、军分会书记，因叶挺非党员，实际军权尽在项英之手。

建部之初，他奔走八省，三个月聚拢万余兵力，编为四个支队。

1938年8月军部驻云岭，他在皖南推行减租减息、发展党员，至1940年底，东南局党员达五万，新四军主力近九万，根据地面积4.4万平方公里，人口1400万。

成绩斐然，也让他对皖南难以割舍。

分歧是从1938年春天开始的。那时候日军沿着长江一路往西打，国民党部队溃不成军，整个华中敌后空出了一大片地方。

毛主席在延安看得清楚，这正是新四军发展的最好时机。

1938年5月4日，毛主席专门给项英发了长电，也就是后来有名的五四指示，明确说新四军在茅山根据地建起来之后，要分兵一部分去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还要分一部分渡江去江北，要大胆往敌后走，平原水网地区也能打游击。

那时候陈毅已经带着第一支队去了苏南，干得风生水起，粟裕带着先遣支队在韦岗打了漂亮的伏击战，一下子就把新四军的名声打出来了。

可项英对这个指示有自己的想法。

他打了一辈子山地游击战，在南方的山里转了三年，总觉得山区才是打游击的好地方，平原水网地区无险可守，部队去了站不住脚。

他在给中央的回电里说，皖南这个战略支点很重要，将来战争形势变了，可以靠着这个支点往皖南各县发展，还能找机会拿下天目山和仙霞山，部队不能全部拉走。

他说的这些山，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三山计划，黄山、天目山、仙霞山，这三座山连起来就是整个皖浙赣边区，正好是他当年打游击的老地方。

他想在这里复制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建一个像延安那样的稳固根据地，在南方打出自己的一片天。

同时，项英对统一战线理解与中央有异。

1937年，王明回国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项英受其影响，唯恐刺激国民党，故严守第三战区划定的防区，不许部队擅出。

叶飞在江北打郭村保卫战，他反发电批评其“不服从军令”，欲调回皖南。

陈毅在苏南屡次电请军部东移或北上会合，项英不听，反令陈毅收缩。陈毅急了，回复到：皖南非敌后，乃三战区眼皮底下，四周国民党嫡系，久留必危。

对此，项英却自信与顾祝同谈判可保无虞。

1939年周恩来赴云岭，定下“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方针，项英当面应允，事后依然按自己的想法来。

叶挺身为军长，却被项英边缘化，重要会议不通知，军事不商量。对此他曾自嘲“像两个轮子中间的沙子”。

一次争执中，叶挺直言：你迟迟不北移，反让部队替国民党守大门，原来是想往南去黄山、天目山、武夷山打自己的天下，搞第二个延安。

中央电报频催，1938至1940年有记录的催移电数十封。

1940年5月4日，毛主席再发严电，批评其不敢放手扩军、对国民党进攻无准备，强调敌后无特殊性，其他部队能发展，新四军亦然。

陈毅接电后即率部北渡长江，打开华中局面；项英虽传达，却回电自请撤职，仍按兵不动。

1940年10月，何应钦、白崇禧发“皓电”，强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北移。

中央洞察国民党动手在即，毛主席一日三电催行。

项英却百般推诿，北渡路线日军封锁严、顾祝同不放行、需等路条、非战斗人员物资过多难迁。又称向南黄山天目山人少粮缺，向东有国民党封锁，向北长江更险——总之就是无路可走。

12月26日，毛主席发严责电：中央早给北上方针，你们始终借故不执行；勿幻想国民党帮助，须有决心，纵受损失也要保存骨干；再犹豫动摇，危在旦夕。

至此项英方决定北移，却选了一条匪夷所思的路线——向南走茂林，绕经天目山再往溧阳，而非直接北渡或东进。

1941年1月4日夜，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冒雨从云岭出发。

项英心中仍放不下那三座山，即便北移也欲沿途察看留人退路。

岂料，顾祝同、上官云相已调集8万余人，在茂林山区布下口袋阵。

新四军血战七昼夜，弹尽粮绝，仅2000余人突围，大部牺牲。

叶挺谈判被扣，袁国平牺牲，项英与周子昆藏身蜜蜂洞，遭叛徒刘厚总杀害。

很多人后来都说项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胆小鬼，甚至说他是叛徒，这其实是不公平的。

他从15岁进工厂当学徒就干革命，工运、苏区、三年游击战争，多少次死里逃生，他从来没有怕过死。

他只是太相信自己打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太相信自己在皖南经营了两年多的家底，太想在南方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战略支点。

他的眼光被皖南的山挡住了，看不到整个华中的大局面，看不到敌后平原地区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没有看清楚国民党顽固派的真面目。

他心里装着一盘棋，只不过这盘棋是他自己的棋，不是党中央站在全国抗战大局下布下的那盘棋。

他想在南方群山里再打出一个红色根据地，却忘了抗战已经不是当年内战时候的形势，这盘棋从一开始就下错了地方，最后才酿成了皖南事变这场让人心痛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