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当年远赴印度取经的僧人，竟是古代跨国贸易主力？

长久以来，我们习惯将丝绸之路理解成为两条独立脉络：一边是佛法东传的朝圣之路，一边是丝绸瓷器的商贸通道。

泰国历史学家迪达・沙拉雅在《印度洋史：被遗忘的海洋民族与全球贸易的黎明》中，以公元 1 至 11 世纪中印往来为线索，打通宗教与贸易的边界，揭开二者共生千年的隐秘关联。

陆路与马六甲海峡海路串联起广府、爪哇、斯里兰卡等无数港口，往来中印的僧人不只是求经译经的文化使者，更是跨洋贸易的核心中介。为供奉佛寺、求取舍利，丝绸、黄金、青金石、珊瑚等佛教 “七宝” 形成稳定跨国需求；礼佛风气催生香料、南洋药材大规模流入中原，唐宋药方的药材种类成倍扩增，直观印证海路贸易对民间生活的渗透。

印度长生炼金术、密宗医药顺着商道传入中国，与道教炼丹术相融，从皇室贵族流向市井民间。泰米尔商团、阿拉伯商人、东南亚水居族群共同搭建流通网络，舍利、佛像、豆蔻、硫磺顺着季风往返东西。

下文跳出 “丝路只流通丝绸” 的固有认知，以物质文化、医药史料、高僧游记为证，看见信仰如何驱动商品流通，商贸又如何拓宽文明交流，读懂印度洋海上丝路最温柔也最鲜活的文明互鉴篇章。

丝路梵音：中印贸易与文化交流

文 | （泰）迪达·沙拉雅

佛陀时代的佛教传播为中亚地区的许多民族打开了走向光明和智慧的道路。 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佛教文化传播主要通过当时重要的贸易路线——丝绸之路。 虽然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的政治有巨大影响，但佛教仍能在中国广泛传播，某段时期内的中国皇帝和皇室也对佛教非常关注。 因此，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文化信仰交流与贸易往来活动是同步兴起的。 两国之间互通有无，甚至在某些时期，与佛教信仰有关的商品成为人们生活的消费品，从而推动佛教传播线路上贸易活动的发展，交易的商品也由原来的与宗教信仰相关的产品扩展至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这些商品的交易途径包括私营商人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政府或皇室之间的外交活动。

早期的中印文化交流中，来往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僧人不仅充当了初级文化大使的角色，也在两地商品的广泛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中国人对佛教的专注，除了前往印度朝拜佛陀圣迹，还努力寻求印度原著佛经以翻译成汉语。同时，有的印度僧人通过丝绸之路前往中国，将佛经译成汉语，而中国僧人前往印度朝圣，寻求真经的也非常多。 此外，对佛教圣地的朝拜，以表达强烈的信仰，也促使更多的僧人前往印度。

朝圣僧人的行程路线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其主要的路线是穿越马六甲海峡航道（先在某处城市或岛屿暂居后，乘船直接前往中国，耗时约1个月抵达广府或广东）。义净撰述的僧人有11位在航行途中于东南亚地区圆寂。 据义净的记录，行程路线上的港口城市有：广府、乌雷、合浦、交阯等中国海岸港口；占波、扶南、杜和罗钵底、朗迦戍中南半岛等泰国湾港口；渤盆，位置不详；诃陵，指爪哇；吉打，位于马来半岛上；尼科巴群岛（孟加拉湾）、耽摩立底、那伽钵亶、师子国，是印度洋东部海的港口。

由此可见，当时陆上丝绸之路与印度洋海上贸易路线是始终保持关联的，作为贸易活动与佛教传播网络的城市部落持续发展演变，这些贸易路线成为人们日常交流往来的惯用路线。这一演变过程被记录在了诸多中国高僧的旅行记录中。除了或曾为佛教中心的重要贸易港口城市的兴起（甚至包括信奉婆罗门－印度教的城市），在马来半岛、通往南中国的马六甲海峡航线地区等地也兴起了新的城市部落。 这些城市部落的发展日益重要，闻名于世界各地，既是南海贸易圈，又是宏观视角下印度洋贸易关系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世纪前至公元世纪初就已贯通陆上和海上贸易活动的佛教传播路线的发展，还包括了各商品种类的增长，不仅涵盖贵族阶层（人们所宣扬的）消费的奢侈品和稀罕商品，佛教与信仰的传播也促进了人们对于信仰和宗教相关的商品及物品的需求翻倍增长，并成为人们惯用及广泛传播的商品，如雕像、信仰标识、医药等。 这些医药本是源于长生不老的信仰及僧人或修行者的法力神通，逐渐发展为用于治疗疾病或延年益寿的药品，是佛教信仰推动下在中国与印度贸易路线上开始兴起的商品。

持续发展的商品，其种类与早期贸易的商品不同，如首饰产品、香料、奢侈品等，是贸易关系网随着佛教传播不断扩展的结果，其中包括各类珠宝、矿石、祭祀用品、调料、药材等。中国僧人前往印度或其他地区朝拜的同时也带去了中国的丝绸和服饰，将这些物品供奉给朝拜的佛寺或佛寺的住持，有明显的历史证据遗留，义净（室利佛逝时期）就曾携带很多丝绸前往印度，包括自己的和他人交待的用于布施的。

这些僧人一般会得到佛经或舍利子作为回报，其他的还有象牙、珠宝、大珍珠、金属盒子等。玄奘就从印度携带657部佛经及50颗菜籽大小的舍利子回中国，以及大量的黄金、白银和香木制作的佛像，并在长安城向人们展示。此外，五台山的佛寺的装饰和供奉的佛像有大量是佛教纪念品和因佛教产生的商品，包括玄奘时期的佛脚印图等。

中国对与佛教相关的物品的需求，有以丝绸（是当时畅销的奢侈品）换取佛陀舍利子的。 唐朝赴印度使节王玄策约于公元658年最后一次出使印度，在印度西北部的一座佛寺中以多捆丝绸换取了佛陀舍利子。

佛陀时代及其以后的佛教传播路线上的贸易活动使商品种类日益繁多，佛教的传播对中印的关系产生深远影响。虽然两国之间交流往来的初期注重佛教思想的传播和培育，但贸易需要形成的推动力在其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至公元7—8世纪时期开始日益明显，该时期的中国市场对与佛教相关的商品需求增加，直至公元10—11世纪，因信仰而生产出来的产品仍是中国与印度贸易中的重要商品。与佛教相关的产品是中国市场上重要的交易品（佛教从印度传入后），尤其是来自印度的用于举行佛教仪式的产品或用于举行佛塔建造仪式的产品。那些被认为是神圣物品的产品成为人们需求且价值不菲的商品，每个人都需要买卖和想要得到，如佛陀舍利子和高僧舍利。

其他用于祭祀的物品，如佛教宝物中的珠宝及其他矿物，都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远程贸易中的商品，这些珠宝矿石包括黄金、白银、青金石、水晶、珊瑚、珍珠等，另外还有玛瑙、琥珀、钻石等。

在佛教经典中，如《大事》仅提到了7种珠宝而已，称它们为“七宝”，用于装饰供奉佛祖的供台，以求得最高的福报；同时也有彰显皇帝威仪的标志物，如“转轮王七宝”，即我们熟悉的轮宝、马宝、珠宝、玉女宝等。 这样的信仰和思想影响着当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易，并成为中国皇帝需求的产品。

学界中的学者常说，中国市场需求的商品，其中一部分就是各类珠宝奢侈品及某些矿物，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佛教圣物交易的流行。 尤其是自公元7—9世纪起，佛教和中国文化仪式对商品的需求成为推动中国与印度之间陆上及海上贸易活动更加繁荣的重要因素。

佛教七宝作为商品（除象征价值以外）是中国市场所需求的，对其中某些商品有特殊需求，如:用于装饰佛塔的物品，包括大珍珠，是佛陀和佛训的象征，用于装饰佛陀雕像和菩萨雕像的额部；珊瑚，习惯用于佛教仪式和作为道教中的永恒的象征。这些商品有的是印度商人从地中海贩卖至中国，有的是印度洋海域的产品。

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佛教交流往来关系持续不断地发展，即使宋朝时期的中国进行儒家思想改革，但那并不意味着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佛教交流往来会衰落或断绝。这样的交流往来促进了贸易活动的扩展，海上贸易航线成为商旅们前往中国的可选路线。因此，与佛教相关的商品如纸、墨、香、蜡烛、僧侣用品、佛像、佛寺建造用品等，必然会随着贸易往来的频繁而不断增加。

信仰者与捐献物品以图在死前积累福报的捐献者们，常会捐献用于装饰雕塑、寺院的物品，衣物、珠宝及日常用品等。贵霜王朝内关于信仰和忠诚的思想，促进了富人们通过捐献求得福报，为僧侣群体捐献资金，建造佛塔或装饰寺院。 这些捐献者大多为富巨贾，有能力寻求或使用珍贵的商品（如贵重金属、珠宝、用于制作帘子和旗子的绸布等）来布施求福。

佛教七宝是体现贸易与宗教信仰之间关系的典型例证，促进了公元世纪初期600年间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活动持续繁荣发展。佛教七宝是佛教思想中转轮圣王的标志，七宝是：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典藏宝、典兵宝。这一思想混合了印度教关于“九宝”的思想，珊瑚或珊瑚色宝石就是九宝之一，是当时人们需求的产品，在多处考古遗址中均有发现。 有些地方的雕塑以黄金、珊瑚色粉红宝石、蓝宝石等点缀，有的则被收藏在盒子中，用于举行仪式或将被埋在宗教建筑底部。

这些珠宝从远方沿贸易路线而来，珍珠和珊瑚色宝石来自远方的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地中海等海岸；珠宝、黄金、白银来自各地；丝绸来自中国。 珊瑚出口至中国的历史已经很久，佛教的传播只是提升了市场对它的需求量。 约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内出现有相关的词，《后汉书》和《北史》等史籍也提到相关内容，史籍中提到的大多数时间段均在公元世纪初至公元 7 世纪期间。 后世史籍关于当时社会对珊瑚的追寻和需求的描述愈加详细，如波斯、地中海等，珊瑚产自各地区海域，印度海岸的港口城市是各地珊瑚产品的聚集地，然后从这里疏散转运至各地，尤其是信仰大乘佛教的地区，人们相信神圣力量的存在。

从印度出口中国的与佛教信仰有关的其他商品，如纪念佛祖的物品、佛像、仪式用品，以及值得我们关注的棉布衣物。棉布制作的衣物被认为是洁净的，因为其生产工序，不用像生产丝绸一样会对动物造成可能导致死亡的伤害。考古学者在法门寺发掘了这些相关的历史物证。）佛陀舍利子也是东亚地区广阔市场需求的商品，公元10—11世纪时期，随着阿育王膜拜安置佛陀舍利子的佛塔的礼佛思想广泛传播，人们对佛陀舍利子的需求日益增大，尤其是中国宋朝周围的民族地区。 宋朝时期，大乘佛教广泛传播，供奉佛陀舍利、罗汉舍利以及阿育王时期建造舍利塔礼佛的风气日益盛行，使得公元10—11世纪期间人们对与佛陀舍利子相关的商品有了需求。除佛陀舍利子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佛陀纪念品，这些纪念品和神圣雕像在中国、日本、朝鲜等地广泛传播。

佛陀舍利子在中国市场的价格非常昂贵。中国史籍记载，有一位僧人将信徒供奉的舍利子拿到长安给外国商人鉴定价格，认为这个东西只是个“指甲碎片”，他开出了很高的价格。 但商人大笑道，开出的价格还不够高，可以继续提高。最后商人给他开出了极高的价格，僧人问道，这是什么东西，可以卖这么高的价格。商人回答道，这是无价的佛陀舍利子。无论如何，因佛教信仰而重要的商品，其重要性仅维持了短暂的一段时间，在朱罗王朝开始极力与室利佛逝开展贸易竞争的时期逐渐下降。香料、草药及制药的配料等商品开始成为市场重要的交易商品，尤其是其交易活动扩展至地方上的普通民众消费市场，不再像以往一样以王室、官僚及富商巨贾等上层社会消费市场为主。 这些医疗用品沿着陆路贸易路线进入中国市场，宋朝政权转移至中国南方后，大多数贸易活动转移至海上航线开展。

中国消费市场对商品需求种类的多元化，意味着贸易市场的不断扩展，甚至对与其合作的国家和相关地区内城市部落的发展壮大有促进作用。唐宋时期治疗便秘的药方就是很好的例证。唐朝时期的药方中只有3味药，宋朝时期的药方增加至 17味，其中很多味药来自东南亚和南亚地区。 除医药方面的进步以外，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宋朝时期进入中国市场的东南亚产品，其产地也比此前更加广泛。

中国市场除了对诸如佛陀舍利子、舍利、雕塑、佛像、寺院装饰品等与佛教相关的商品有需求，对来自印度的产品和消费品，如黑胡椒、白豆蔻、广木香等奢侈品、进口商品及稀奇产品的替代品也有需求。 这些被替代掉的商品都是为满足城市人们的生活需求的，尤其是公元11—12世纪时期，正是中国海沿岸港口城市贸易关系网广泛发展时期。 宋朝时期中国市场对用于制作药材和烹调食物的商品需求增大却不像长生不老药那样，仅限在上层社会消费市场。

从以下唐宋时期的治疗便秘的药方对比中，可以看出，唐朝时期的药方仅有几味药，宋朝则增加许多。 且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药材的买卖要通过泰米尔商人会馆所控制的交易市场。

治便秘药方

唐朝时期

人参 16.82%

珍珠 16.82%

麝香 16.82%

宋朝时期

没药 3.43%（产自中亚）

丁子香 3.43%（产自东南亚）

水银 3.43%（产地不详）

白豆蔻 3.43%（产自东南亚）

黑胡椒 3.43%（产自东南亚）

豆蔻核仁 3.43%（产自东南亚）

阿魏 3.43%（产自东南亚）

琥珀 6.85%（产自中亚）

犀牛角 10.28%（产自东南亚和南亚）

人参 13.7%（产自东亚）

丹砂 13.7%（产自中国）

硫磺 17.13%（产自东南亚）

槟榔 17.13%（产自东南亚）

麝香 23.98%（产自南亚和中国）

广木香 27.41%（产自南亚和中亚）

卤砂 1.39%（产地不详）

印度长生不老药的声誉在古代社会中常为人们所称道。在印度，关于药、不朽和长寿的思想早在佛陀时代以前就已经存在。吠陀经提到饮圣水和长寿树的事情，后吠陀时代，婆罗门教思想有关于永恒生命和寿命吠陀等长寿观念，通过使用各种金属，包括水银、黄金等混合，采用炼金术炮制仙水。印度关于长寿的思想观念传到中国的时间比佛教还早，至汉代时期汉武帝派遣使团前往印度寻求长生不老药。中国对炼金术和佛教的认知从一开始就是相互混合，甚至可能是中国对佛教产生兴趣的开端。中国史料表明，婆罗门教徒和不信奉佛教但对炼金术有专研的印度人曾在中国王朝的首都及沿海岸的港口城市屡次出现。

公元 3世纪，陈寿记载，华佗在江苏、山东等地研究炼金术，受到了婆罗门教医学方法的影响。 至隋朝时期婆罗门药学的成果在中国广泛传播，《隋书·经籍志》记载了印度医学家龙树炼金和炮制长生不老药的事情。公元 7世纪中期，唐朝使团出访印度曲女城，肩负探索佛教的使命，同时也是为当时的皇后寻求长生不老药及印度医术，这些物品也是为彰显道教的神威而寻求。曷利沙国王向第四次出使印度的唐朝使团赠送火龙珠、姜黄、菩提树等物作为回礼，当时人们相信火龙珠是永恒之物。

中药治疗疾病是精致的传统习俗，是一种具有科学性的知识，历史上有许多相关的记载。中药交易的兴起充分体现了交易商品的多样化，其交易活动包括药、药书以及与药相关的知识，药品中又包括动物或动物的器官。 中国除了得到国外进贡的药品，还进口大量药材，不少于中国自身所出口的总量。中原王朝出口的药品主要来自其周边地区，如西藏、克什米尔、喜马拉雅山山脉的城市部落及中亚地区等，中国政府对这些药材的交易活动管控十分严格。

唐朝初期的中国皇帝对印度药品及医术十分感兴趣，尤其是能够延年益寿和长生不老的药。自秦汉时期以来，中国皇帝及上层社会就对长生不老之术持续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多部经典文学作品中常提到皇帝、社会上层人士及知识分子极力派遣使团翻山越水到远方神秘的岛屿寻求长生不老药。事实上，中国与印度在这些方面有特殊的交流往来关系，对相关的知识的传承有一定的影响，如炮制银水的方法、以金属提炼黄金的方法等，这些都与炮制药品有关。

有证据表明，道教的道人跟从印度婆罗门学习了炼金术和寻求长生不老药的知识。唐朝有多位皇帝曾经食用过道教法师炮制的长生不老药，包括唐太宗、唐高宗等，他们从印度请医生来专门为自己炮制长生不老药。公元810年，唐宪宗就长生不老药询问属下大臣。有人进言，从过去发生的事情来看，这种药是危险的（可见，关于长生不老药的习俗早已有之）。 进言大臣言说，唐德宗曾请印度僧人炮制长生不老药，服后身染重病。诸大臣要求诛杀印度僧人，被唐德宗阻止，生怕被夷狄耻笑。 据载，唐德宗因水银及其他重金属中毒备受折磨。唐德宗后人也因相信那些含有诸如黄金等重金属的香酒的功效，饮酒而亡。

买卖用于配药的植物药材或物品，进贡皇室，在唐朝时期非常盛行。在陆路和海上贸易路线上的商人和朝圣者是这些商品的买卖者，尤其是公元8—9世纪时期人们熟悉的斯里兰卡至中国的航海贸易路线。 此后的贸易活动扩展了更多的贸易航线，甚至吐蕃人也开始进贡各种各样的药材。

配制中药使用的植物药材来自各个地区，有的靠船运而来。由此可看出，市场对这些药材的需求量足以推动中国王朝对其充满兴趣，促进外来商人将这些商品输入中国。 某些药材的使用被发展成为重要的传统医药知识，并在其原产地以外的地区被商业化种植，这充分体现了当时贸易活动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展。 这样的贸易活动氛围也体现了包括陆地、海洋、岛屿在内的广大地区的人们对这种贸易活动的积极与热衷，他们都参与到这一贸易活动过程中。 这样的贸易活动氛围同时也是承接多民族共同参与贸易活动的变革中的大环境。 因此，关于东南亚海域内贸易活动能够发展壮大是因为人们不方便使用丝绸之路的论调，是一种未经充分论证的结论。事实上，商品种类如此持续地扩展特征正好反映了印度洋地区海上和陆地上商品数量巨大、贸易关系网广阔的贸易活动特点。

配制中药的药材来自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各个地区，包括植物、动物及其他珍稀物品。 虽然某些药材在中国可以生产，但市场的需求以及人们对商品质量要求的不同也非常大。 这些因素促进了当时商品的多样化，突显了当时贸易活动关系网的不断扩展。

比如豆蔻，虽然中国也可以生产，但来自热带地区的豆蔻，质量更高，进口量大。

黑豆蔻，味苦，中国人认为是可以增长智慧的种子，大多来自中南半岛地区。 有时用于制作菜肴或与蜂蜜混合，可促进心脏活动力，增强呼吸系统，与盐搭配可治尿频。

真豆蔻，必须产自越南东京地区，豆蔻叶子味甘苦，与豆蔻仁一样可以入药。

樟脑味豆蔻，大多在中南半岛，可以治疗呼吸系统病症。

圆豆蔻， 产自爪哇，经喀科拉城进入中国。公元11世纪时期，爪哇和苏门答腊岛一带地区的豆蔻树被移植到马来半岛地区，作为经济作物，在中国广东大量种植，中国人称之为“白豆蔻”，因为煮熟后的颜色从蓝色变成白色，可治疗气管炎和肺病。

“豆蔻”发展成为汉语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词，在文学作品中广泛使用，诗人们对它的色泽和迷人的香味情有独钟。

公元 ６—７ 世纪是炼金术（Rasayana）在印度盛行时期。 “rasa”意为“水银”，“炼金”指将金属转化为金或炮制仙水，以求延年益寿。炮制仙水或长生不老药的原料成为中国市场需求的商品，尤其是皇室和上层社会。 密宗教派思想中炼金术和神秘仪式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和印度之间贸易的活跃，密宗思想与大乘佛教显宗思想相结合，更促进了佛教传播与贸易活动的共同发展。 化学方面的知识、炼金以及包括长生不老药在内的制药技术的发展与密宗思想有很大关联，因为健康的身体必然会使得心灵境界得到充分的升华。 至于身体力量的滋补，运动、祈祷、使用水银及其他药物成为当时人们惯用的方法，尤其是在公元 7—13世纪时期。

在密宗医书中，水银是药最基本的矿物成分，被用于多种药物的制作，与其他物质混合，如血液、灰烬、硫磺、炉甘石、各种碱矿、沥青等，以及含有金、银、锌、铜、砷等元素的物质、金属和各类酸。当时较为著名的炼金制药书籍是《丹鼎宝身经》 ，据推测是龙树于公元800年所作。 其中记载了多种化学配方及化学试验工序，描述了准备水银的步骤细节，以及提炼水银和从锌矿中提炼锌的技术。 另外一本成书于公元1200 年的重要书籍是《汞海》，记载大量化学相关知识，提到了试验室和地点。

当时前往印度的外国旅行家，如马可·波罗，提到活了150—200岁的瑜伽士，他们从小就喝提升能量的饮品，这些饮品非常奇怪，有药效（或毒药）功能，由硫磺、水银混合而成，每月饮用两次，据称可以延年益寿。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佛教密宗派将各种药方与神秘力量结合治病的方法与中国道教中神秘力量和迷幻信仰相符合，使得药物作为商品在城市社会中拥有广泛的消费市场。

有文献记载，公元9世纪时期，一位名叫朱特达的克什米尔僧人，在敦煌丝绸之路上学习用药治病之法，长达15年。当时的僧人在治病过程中，常在城中设立桌案给人治病，为人们提供身体和心理上的问题咨询。治病的僧人一般穿着褐色僧服。 除僧人以外，还有道教的道人设立桌案为人们治病。其他为人们提供治病服务的人还有大夫或精通医药的人，这些人常在市场或城中铺布作摊，布上堆满草药、干植物和动物等。

此外，还有针灸师，算命先生，精通推拿、把脉、手术的人，专治儿童病症的人等。若这些人都不能将病治好，还有一种治病的方法是，花钱请抄书之人，抄写佛经，然后祈祷佛祖救助。僧人在举行仪式的时候，有的还要诵经或雇用懂念字的人诵念，供奉香烛、果品。 敦煌市场上买卖的药材从希腊、阿拉伯、波斯、印度、吐蕃、中原等地运来，登记在册的药材不少于850种，并记有药材的使用方法。

从上述可见，贸易活动随着佛教各方面的传播而不断扩展，同时其扩展媒介与阐述媒体也常与宗教和信仰相互关联。 无论如何，这些多元化的社会因素使我们难以拒绝那些连接跨洋贸易的商人及其活动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水居民族参与到了印度洋海上贸易活动，人们对于贸易的热衷很明显已经不仅局限于政府层面，而是成为当地世居人们积极参与的活动，有的群体甚至可以聚集起来，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就像室利佛逝那样。 同时，也有许多群体聚居形成海外商人移民部落，这是私营商人实力的不断壮大，尤其是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群体和中国商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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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史》

（泰）迪达·沙拉雅著，覃鸿波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5月

一部全景展现印度洋文明发展的历史著作，以水居民族的跨洋流动为线索，再现公元 1—14 世纪亚洲海洋贸易的黄金时代。借助泰米尔商人的航海日志、马来半岛的遗址碑文、中国瓷器的沉船遗珍等史料，结合考古发现，本书还原印度洋及其相邻海域的商人、商团如何共建跨文明贸易网络，揭示室利佛逝、朱罗王朝等政权的兴衰如何塑造全球早期贸易格局。书中以全球视野展现了贸易与宗教的共生，重构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真实样貌。本书不仅证明了印度洋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汇枢纽的历史地位，也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文化根基提供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