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真的有毫不费力的爱情吗？

《伦敦生活 第二季》

古往今来，无论在哪一个年代，人类都从未停止想象和创造关于爱的故事。从诗歌、小说到电影、音乐，爱无处不在。无人不向往爱，并相信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和本能。

然而，在那么多关于爱的浪漫幻想和美好叙事中，在那么多前人总结的关于爱的道理与箴言中，似乎很少有人愿意告诉我们那个重要的关于爱的真相——事实上，毫不费力的爱几乎不存在。

爱从来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恰恰相反，爱是一种辛苦的劳作，是每个人需要终生学习和修炼的课题。而这也正是伦敦著名精神分析师斯蒂芬·格罗斯在《爱的辛劳》中提出的重要观点。

“关于爱——爱谁、爱什么、为什么爱——我们常常欺骗自己。但我们也有破除自欺的能力。爱的辛劳是我们要看清自己与所爱之人必须付出的劳作，是我们试图融入真实世界的努力。”

书中，斯蒂芬·格罗斯运用精神分析，与来访者共同潜入幽暗的潜意识丛林。在十几个真实的咨询故事中，在形形色色的爱的困境中，斯蒂芬带领着来访者鼓起勇气去看清他们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恐惧和那些未愈合的伤口。

没有人能逃避爱的辛劳和痛苦，在以下的文摘中，我们将会发现，即使是精神分析师们自己，也无可避免要经历这一切。但恰恰是爱的辛劳和其中痛苦的那一部分让我们更接近真正的爱，也更接近一个完整的自我。

本书原版在出版后广受关注和赞誉，作者斯蒂芬因其契诃夫式的文学写作手法和对人心犀利精准的洞察被誉为“契诃夫与奥利弗·萨克斯的合体”“人类情感的桂冠诗人”。

或许没有一本书比“爱的辛劳”这四个字更简洁明了直抵爱的本质，而每一个读完本书的人都将深刻领略这一书名的深意，并重新矫正我们心中关于爱的定义。

下文摘自《爱的辛劳》第五章 联结

斯蒂芬·格罗斯 著

01

成为朋友

我第一次见到苏珊·沃尔夫和科拉·西斯金是在1990年7月，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某个欧美精神分析师小型双年会。六年来，在科克、哥本哈根、昂蒂布和格拉斯哥的四次会议上，我有幸结识了沃尔夫夫妇，即苏珊及其丈夫保罗，还有西斯金夫妇，即科拉及其丈夫马丁。那时我40出头，未婚，是独自出席的上述四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每场研讨会都由八名精神分析师组成，其中四人来自美国，另四人来自欧洲。我们代表着不同的精神分析学会、不同的临床传统。研讨会的目的是让我们每个人了解到别人的工作方式。

议程很简单：每位与会者展示一段正在进行中的分析工作（经匿名化）——复述患者的生活史，描述精神分析的过程，然后朗读一份近期面谈的“他说，我说”记录，供小组讨论。

由于航班延误，科拉错过了第一个报告，但她在午餐后加入了我们组。她穿着深蓝色套装，金发在脑后盘成一个整齐的发髻。她的矜持让她显得有点古板，更使得她的临床报告出人意料。

《婚姻生活》

科拉在发言席上就座，分发了她将要报告的面谈文稿，把自己那份放在一边，身体前倾，开始了发言。她讲的是自己与一位30多岁的男性患者的合作，她称他为约翰·斯密。

这位患者是位聪明又热心肠的成功人士，却无法建立任何有意义的情感依恋，尽管他自己对此几乎没有意识。他游走在不同女人之间。他带着一种沉稳、理性的气度，但这种假性成熟的代价是他丧失了与自我和他人的所有真实情感接触。科拉说她觉得他是个“空心人”。她的语言很有感染力。

在她读出来的这次面谈中，斯密先生以他惯用的抽象方式讲了他女朋友和他分手。科拉沉默不语。最后，她说：“那你觉得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约翰？”患者听得一头雾水。她让他继续混乱了一会儿，然后说：“你跟我说话的样子好像咱俩是同事：两个精神分析师在讨论一个患者，他叫约翰·斯密。如果我要帮到他，”她接着说，“我需要他来到这个房间，把他的烦恼带到我这里来。”停顿良久，她补充道：“我们是在聊约翰，但我需要和约翰聊。”这番话如电流一般击中了患者。

在讨论过程中，苏珊、科拉和我开始结成一派。小组中的人大多专注于讨论斯密先生的诊断。而我们仨关心的则是面谈的气氛：他是如何保持距离的，以及为什么。苏珊指出，患者的精神病理多种多样，但有些人会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在扮演患者。她问，我们如何才能触及一个不愿意把自己带入精神分析的患者？

当晚，我们齐聚在酒店的小餐厅。我见到了苏珊的丈夫保罗，他是一名美食记者和食谱作者，在纽约出生长大，身材魁梧、开朗直率。他跟我聊他们的三个青春期子女，还有他如何因减重而无休止地挣扎。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

科拉的丈夫马丁也来了。尽管他是一名精神分析师，并在纽约大学精神病学系任教，但他没参加这次会议。我问他如何打发时间，他告诉我他并没有做什么——只是阅读、在南海岸徒步了一段；还雇了一个钓鱼向导，在李河上飞蝇钓鱼钓了一整天。马丁给我的印象是心地善良且干练务实。我觉得他很可能是个一流的精神分析师。

苏珊和丈夫最近在布鲁克林买下了一栋褐石屋。科拉和丈夫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女儿住在上西区。虽然苏珊和科拉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她们在不同的机构受训，分属于不同的精神分析学会，风格也全然不同。

1992年，此前参加了科克会议的人也受邀前往哥本哈根参加下一届欧美临床会议。为了与会议宗旨——学习来自其他传统的精神分析师如何工作——保持一致，苏珊、科拉和我被安排在了不同的研讨会。但凡有机会，像是茶歇、用餐时，我们就会找对方。一天的会议结束后，我们也待在一起。如今我已记不得我们都聊了什么，只记得我们一有时间就在一起。

《爱在午夜降临前》

两年后，在昂蒂布会议的第一个晚上，也就是苏珊做临床报告的前一晚，我在酒店大堂遇到了她。她说她担心自己的报告不是很好，问我能不能帮她看一下。

她的患者很棘手，是一名抑郁、有自毁倾向、与母亲纠缠不清的23岁女性。苏珊的这位患者似乎希望精神分析失败，她母亲也是如此。在一次交流中，苏珊温和地向患者解释说，她可能想把自己的精神分析搞砸，好让自己和母亲放心，能帮到她的人只有她母亲。这时，患者开始哭，这让苏珊有了机会与她谈论成长的悲伤。

苏珊的临床工作非常出色，我也是这么告诉她的。她又一次开始对我说她对自己感到失望。而后她停了下来。她敏锐地意识到，她的失败感可能与这位患者有关。

“她是个完美主义者，”苏珊说，“她可能想看看我是如何应对麻烦的。”她的洞察力令我钦佩。她一边给自己写笔记，一边说：“我必须记得提出这个观点：我的失败可能是有价值的。看着你的精神分析师接受自己的局限、承认失败，也可以有用。”苏珊给了我一个拥抱。

我们在会议所在酒店街对面的一家酒吧找到了其他人。那天晚上，我们每个人都聊了自己的童年、父母和生活。我告诉了他们最近和女友刚分手。科拉问我想找怎样的妻子。我说：“一个可以在离婚时也体体面面的人。”大家都笑了。我告诉他们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想要的人要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会尽其所能做个好人：公允、善良。”

这一切发生时，电子邮件还需要好几年才会成为人们保持联系的常用方式。我们几乎不打电话或发传真，也没在各次会议之间见面，但六年后，我们感情依旧。我们五个已经成了朋友。

02

分崩离析

接着是格拉斯哥会议。

会议的第一天是个星期六，早上，我在酒店大堂看到苏珊正在查看当晚晚宴的座位安排。她抬头看见了马丁，问他：“咱们为什么不是坐在一起？”

马丁面无表情地看着她。“想知道为什么，去问你丈夫。”

苏珊去酒店房间找保罗。保罗告诉她，在过去的两年里——自上次昂蒂布会议之后——他一直与科拉有染。

《午后之爱》

苏珊冲了出去。她找到了科拉和马丁的酒店房间，见科拉一个人在，便和她吵了起来。苏珊对科拉说，她们需要谈谈。两小时后，她们在离酒店几条街远的一家咖啡馆碰了面。

那天晚上，马丁·西斯金和沃尔夫夫妇都没有出席晚宴，只有科拉和我来了。她说，她并没有想让苏珊在这次旅行中或以这种方式得知这件事。她没有告诉我马丁是怎么发现的，我也不愿意问。我们聊天的大部分时间，科拉都在复述那天和苏珊的争吵，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她们对彼此说的话。第二天即周日的早上，苏珊跟我讲了她的版本。她俩的说法基本如出一辙。

接着会议就结束了。周日傍晚，我坐火车从格拉斯哥返回伦敦。五个小时的旅途中，我大多数时候都在盯着窗外，脑海中循环播放着她们的对话。天黑后的某个时刻，我做了在我迷茫时常做的事。我打开笔记本，把一切都记了下来。

03

“如果你必须伤害他们才能成为自己，那就去做”

科拉走进咖啡馆时，苏珊已经坐在桌边，她戴着太阳镜，面前摆着一杯咖啡。

苏珊第一句话就给了科拉一个下马威。

“你不怎么教学或发文章。我还以为你把心思都放在了你的家庭上呢。”

科拉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苏珊，你约我在这里见面。我来了。”

“你到底怎么回事？”

“没什么事。”

“不。你一定出了些严重问题。变老？死亡？”

科拉平静地回答：“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让我来这里做什么。”

“我想让你别再和我丈夫乱搞了。”苏珊说。

“不可能。”

“什么？”

“那不可能。我这么做不是想伤害你。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想要和保罗一起生活。”

“你想要？希特勒当年也想要波兰。”

“打住吧。”

“你才应该打住。别再把指甲修得整整齐齐，还染得红艳艳，别再穿名牌套装——别再和我丈夫乱搞了，去接受婚姻治疗吧。”

“我来这里是因为你说我们需要谈谈。”

“我们在谈，但你没在听。打开你的接收器。”

“我在听，我听到了。看到你痛苦，我也不好受。但我无能为力。”

“真的吗？”

“这是你的不快乐、你的痛苦，你必须理解它、克服它——”

“那孩子们呢，他们的痛苦呢？”

“他们不是婴儿。瑞秋再过一年就上大学了。的确，这会让孩子们难过，但是——”

“难过？这对我的孩子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对你的孩子也一样。”

“让我说完！是，这会让孩子们难过，但他们将来或许能从这一切中学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你那可悲的中年危机究竟能教会我的孩子什么？不要恋爱？不要结婚？”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旦发现，就去追求。”

“我的孩子不想要愚蠢的口号。他们想要他们的爸爸妈妈在一起。”

“生活不会就因为我们有了孩子而结束。”

“事实上，你错了。有孩子的人就不能为所欲为。别自以为是了。你和马丁为什么不去寻求帮助？去修复你们的婚姻——而不是破坏我的！老天爷啊，你可是个精神分析师。”

“我知道。”

“那就他妈的成熟点吧！我很遗憾你从未明白过做精神分析师的真正含义——那就让我来告诉你：是缝补、修复、有同理心、关心他人、尊重界限、看清现实，不抢朋友的丈夫。有点他妈的道德！你笑什么？”

“我不知道我在笑什么——也许是在笑你。你听起来不像个精神分析师，倒像个老夫子。你那19世纪的‘成熟’观念——真正的意思是我应该安分守己。那不是我对精神分析的理解。”

《婚姻生活》

“试图拆散一对夫妻？从妈妈手里抢爸爸？你真不要脸。你把自己的生活搞成这样，还能假装帮助别人？莫里说过什么？”

“什么意思？”

“你有没有回到精神分析？”

“我不需要重温莫里的话。”

“哦，科拉，你真的、真的需要重温莫里的话。”

“我知道他会怎么说。”

“他会告诉你别再像个荡妇了，开始像个精神分析师吧。”

“不，他会说：‘你当然不想伤害你爱的人，但如果你必须伤害他们才能成为自己，过上想要的生活——那就去做。’”

“跟你说话真是白费口舌。”

“苏珊。”

“你太自以为是了，自以为能预知未来。”

“当然，我不能预知未来。但我想和保罗共度未来。这对我——对他——都更好。”

“别跟我说保罗想要什么。你这个反社会分子。”

“你可真荒唐。我就是个普通人。”

“我们是在浪费时间。”

“我想也不全是浪费时间——我们把这一切都摊开了。”

“去你的吧。”

苏珊一推桌子，人和椅子往后退去。她把手伸进帆布包，拿出钱包，把一张5英镑的钞票拍在桌子上，扭头走了。

04

婚外情

在格拉斯哥最后一晚的晚宴上，我和科拉两人单独找了一张空桌，她给我讲了她和保罗的婚外情。

“过完8月假期，也就是在昂蒂布之行一个月后，我们回到了纽约。我打电话给保罗，问他是否愿意见面。他答应了。”

“那是很重大的一步。”

“在昂蒂布的最后一晚，咱们乘出租车回酒店的路上，我把腿靠在他的腿上。他没有挪开。大家互道晚安时，我能感觉到他不想让我走。”

“然后呢？”

“我们约了一起喝咖啡。他说他喜欢我的穿着。我告诉他，我是特意为他打扮的。我们走出咖啡馆时，他牵起了我的手，带我走进一条小巷，我们就接吻了。就这样。”

在服务员为我们斟酒后，她继续说道：

“我喜欢他的诚实——他并没有跟我说他和苏珊过得不好，或者他们正考虑分居，或者他很孤独。有一次我问他，他俩是不是过得不幸福。”

“然后呢？”

“他说：‘当然不是。’”

科拉把她的纸巾折了起来。“我不是那种，”她说，“那种认为你只能爱一个人的人。”

伤害她所爱的人，尤其是孩子们，让她很难过。“如果我们只是继续婚外情，事情会更简单，但我们相爱了。我实在找不到别的表达。”

科拉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我可以告诉你：我和保罗之间的亲密，是我从未有过的。”

“所以，是因为性？”我揶揄道。

“是，有那么一部分，”科拉笑着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性欲旺盛的人，但其实我从没有过满意的性生活，所以也无从确定。”她继续道，“直到现在，我都把性用作达到某个目的的一种手段。让男人爱上我的手段。吵架后和好的手段。维持婚姻的手段。”

科拉又笑了。“精神分析师把性当作夫妻关系中的一个变量，一个可以调整的数值。但它远不止于此。好的性爱不是技巧，而是魔法。它能改变你对自己、对世界的感受。”

“在很多层面上，与保罗的性爱改变了我。我一直不能活出自己。但我现在更有勇气了。我与人交往的方式也不同了，能与人产生联结了。我觉得我活出了自己。在56这个岁数上，这真是个奇迹。”

科拉别过脸去。“我甚至无法……它让我流泪。我甚至无法去形容那种感觉，因为我和保罗之间的联结深度已经大大改变了我。”

科拉说：“这不是难过的哭。我哭是因为幸福、解脱——我找到了保罗，他也找到了我。他看见了我，我也看见了他。”

《婚姻生活》

“你还记得我报告中的那位患者，斯密先生吗？”

“就是你称之为‘空心人’的那位。”

“那就是我。”她说，“我的意思是，我理解那位患者，因为我和他很像。马丁也和他很像。我们共同缔造的婚姻也是如此。我们的婚姻里满是秩序、和谐、美味佳肴和家庭庆祝——香槟、欢乐。但我们都把太多自我留在了婚姻之外。我们从未充分地相互联结。我们努力过——真的努力过——但始终无法改变这个状况。”

第二天是周日，早晨八点半，苏珊打电话邀我同去布雷尔收藏馆。我们没有参观展厅，而是坐在户外喝着冰茶聊天——她对孩子们忧心忡忡，对保罗怒不可遏，对他们失去的未来悲痛不已。

在把那张5镑钞票拍在桌子上后，她回到会议中心试图再次与保罗沟通。他说他不想与苏珊分开，但也不会放弃与科拉的关系。两人吼了起来。他哭了，她也哭了。过了午夜，他睡下了。苏珊则情绪激动，无法入眠。

“我当时想：‘死也不会比这更难受了。’”她想到这时的纽约还很早，于是先拨通了闺密的电话，再联系了她过去的精神分析师。但两人的话都无法抚平她的伤痛。怎么可能抚平？不过，苏珊告诉我：“太阳升起后，有那么一刻，我停止了反复纠结。那一两分钟里，我感到了解脱。”

“是因为你现在知道了真相吗？”我问道。

“不只是这个原因，”她说，“我当时想：‘这就是我未来的身份：被抛弃的妻子、单身母亲、精神分析师。好吧，我能做到。我能做到。’”

05

精神分析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一年后，我再度来到格拉斯哥，这次是去做一次讲座。自从苏珊和科拉之间的矛盾爆发后，我还没再去过这座城市。一年过去了，她们的争执仍然困扰着我。

在我看来，苏珊的信念是：精神分析旨在帮助患者接受现实——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成熟起来”。我们的生命彼此联结、相互依存。由于洞察力能帮我们更为真诚地看到自我与他人，精神分析才有疗愈作用：帮我们减少对自己和他人的伤害。在苏珊看来，科拉当时考虑问题不像一个精神分析师，因为她太冲动了。她的婚外情与爱无关，其欲望是毁灭性的。苏珊的立场或许可以归结为：“狼的好处是羊的死期”。

对科拉而言，精神分析应当让人看清自我——把我们欲望中所有的复杂、对立与左右为难暴露出来。她的立场可以归结为：“取你所欲，代价自负”。她似乎是要说，精神分析应致力于解放患者的思想，只要她准备好承担后果，就能付诸行动。人生苦短。无论去留，一切都有代价。

苏珊的观点符合我受的训练，但科拉活出自我的决心也令人信服。帮助患者做自己，不该是精神分析的目标吗？

《婚姻生活》

我在两种立场间切来换去。我想到了我的患者，还有我自己的精神分析。显然，每段精神分析都有许多不同的目标：有具体操作性目标，也有结果性目标；有即时目标，也有人生目标。但在这些不同目标之外，精神分析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我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白纸，开始写下一些短语：

精神分析的目标：

—使无意识内容进入意识（弗洛伊德）

—增强患者工作与爱的能力（弗洛伊德）

—帮患者摆脱神经症的痛苦，接纳日常生活的苦难（弗洛伊德）

列出了大约20条这样的描述后，我看到了其中的悖论。诚然，精神分析理应做到这一切——应该帮助患者接受现实，也活出自己的人生——但并非通过刻意追求这些目标来实现。

目标是对患者自主权的侵犯，是对其识别自身欲望并自主决策的能力的攻击。引导患者会限制精神分析的作用，哪怕是向着某些好处引导。弗洛伊德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就逐渐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在一篇又一篇论文，尤其是《精神分析新论》中，他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治愈患者的渴望，即他所谓的“治疗热情”，表征的是精神分析师深层的残忍。“帮助患者”“提高其福祉”，这些目标可能掩盖了限制患者自由的无意识愿望。

06

爱的辛劳

在格拉斯哥会议12年后，2008年4月，我在纽约探亲期间收到了保罗的电邮，邮件写道：“亲爱的朋友们，周五清晨我离开公寓后，科拉在浴室摔倒，撞到了头。”

他午间回到家时，她仍在呼吸。送往医院后，科拉已然脑死亡。在她的女儿们赶回纽约前，她一直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周日清晨，呼吸机在科拉女儿们的见证下关闭。

按照犹太习俗，家人要“坐七”，即在家服丧一周。保罗的电邮邀请所有人前来悼念。

我到达时，大门敞开着。公寓里挤满了各路友人。我挤过前厅，走进光线温暖的客厅。一群人——苏珊和科拉的儿孙辈——围着保罗和马丁。

家人们肩并肩围成一圈，把拉比围在中间，他们有的相互搂着，有的手拉着手。拉比随即唱起祈祷文。

一位年轻女子，看起来是科拉的女儿，站在保罗和马丁中间啜泣起来。

保罗垂下头。站在他身后的女人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他把脸颊贴在她手指上，亲吻了她的手。

那是苏珊，他的前妻。

这一幕在我心中定格成了一种象征。

我们带入浪漫关系的意图与精神分析的目标一样复杂多样。尽管如此，我依然深信，一个人能将自己视为伴侣关系的一部分，是一项发展成就。想要婚姻美满，我们必须认清一个矛盾的本质：要接纳自己与爱人既慷慨又令人抓狂，既有创造力又平凡，既温柔又残酷。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努力摆脱那些强加于自身与伴侣身上的单一而有限的叙事。

这个发展进程并不稳定，且始终受欲望的威胁。我们可能在眨眼间变身成受了委屈的孩子。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需要重新找到自我与伴侣。苏珊和保罗爱过、恨过、结婚又离婚。但即便在如此艰难的时刻，他们仍是伴侣，仍在付出爱的辛劳。

《爱在午夜降临前》

封面源于电影《爱你九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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