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30年，我看见了太多被误解的一生

焦虑、抑郁、双相障碍，有何征兆？抑郁症和普通的不开心，到底区别在哪儿？精神疾病真的能治愈吗？ 那些让人痛心的悲剧，有没有可能提前避免？

这一期，我邀请到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从业30多年，他见过太多被误解的人，也见过太多原本可以避免的遗憾。

很多时候真正伤害一个人的，不只是疾病本身，还有误解、羞耻和孤立。而能够支撑一个人走下去的，也从来不只是药物，而是那些被理解、被看见、被接住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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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萝：您说第一天进安定医院就想逃。我特别好奇，刚找到工作，怎么一进医院就想跑了？

姜涛主任：那时候不是“找工作”，我们是被分配到医院。其实当时没觉得找到工作的意义有多不同，关键是我们刚从综合医院实习回来，感受完全不一样。

第一，病房模式不同。精神科的病房是全封闭的。第二，诊疗手段跟一般的内外科也不太一样。第三，病人的整体疗效反馈进程不一样。其他科室也有治不好的病人，但大都能有立竿见影的反馈。可精神科这些患者并非如此。当时带我的一位上级医生说：“当精神科医生，不要想有什么成就感。病人大部分都不一定能治愈，还会因为药物副作用或疾病本身而衰退。”

菠萝：您在《安定此心》里说，坚持到第五年的时候，您遇到了一个特别的病人，从此就留下来了。

姜涛主任：对，遇到一个跟我差不多大、比我小几岁的小女孩，叫小吴。

那会儿正好是国企下岗潮，她父母双双下岗，家庭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她恰好在这转轨期间考上了很好的大学。她压力巨大，想靠读书改变命运，学业上又比较吃力，上课时一下就发病了——其实是长期压抑的抑郁、焦虑情绪爆发，但伴随精神病性症状：幻听，在课堂上大喊大叫。学校很害怕，通知家属接回来，直接住院了，正好是我接的。

一开始，当地医院诊断她是精神分裂症。但后来我们发现她是躁郁症：狂躁和抑郁同时存在，也就是现在的双相情感障碍。

菠萝：那和精神分裂有什么区别？

姜涛主任：精神分裂主要是思维出问题，情感以衰退、不协调为主。而双相主要是在情绪方面：情绪不稳定，郁闷和亢奋交替出现，或者强迫、焦虑，这些都跟情绪相关。双相抑郁也可能出现幻觉，不一定是精神分裂。

在住院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她跟病房里90%诊断精神分裂的病人都不一样，好的时候情感表达完全正常，跟正常人一样；郁闷时会有一些精神病症状，说些乱七八糟的话。但不像精神分裂症那样持续，而且情感交流非常好。

菠萝：为什么这个案例对您影响这么大？

姜涛主任：因为当时她父母的病耻感太强了。他们是大国企双职工，周围全是同事，也有同龄孩子。女儿被诊断精神分裂症，他们感觉“社会性死亡”了。加上下岗、老实巴交、没有出路种种原因，一家子甚至当时都准备自杀了。后来他们透露要接孩子出院，我赶紧通知家属亲戚来劝，把希望讲清楚，才同意继续治疗。结果这孩子恢复得非常好。

菠萝：您用了什么“灵丹妙药”？

姜涛主任：其实就是对症下药，用治疗双相的药物。之前按精神分裂用传统抗精神病药，精神症状可能消失，但会加重抑郁，反而更难受，自杀观念更强。精神类药物一旦用错，风险很大。比如双相患者过度用抗抑郁药，反而会诱发躁狂。

菠萝：所以因为您做出了正确诊断、对症治疗，不光救了孩子，还救了整个家庭。

姜涛主任：她也挽救了我。这个病例让我觉得，精神科医生还是有存在价值的，还是有成就感的。

因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精神分裂症似乎就是个口袋病，什么精神疾病都能诊断为精神分裂。但是后来发现很多病人并不是精神分裂症，都可以通过调整诊断、治疗获得新的生活。

菠萝：书里还提到你们会用“电击疗法”，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姜涛主任：正式名称是无抽搐电痉挛治疗（MECT），或者改良电痉挛治疗。就像当电脑乱套时，给它格式化——通过外加电压，让脑神经细胞重新去极化、再极化，把一些不好的信息删掉，比如自杀、自伤、拒食、木僵这些症状就会改善。

但疗效维持不长，最多一个月。这一个月是治疗窗口期，用来调整药物、加药处理。所以也不是长久之计，次数多了还会耐受。

菠萝：对精神科医生来说，有“治愈”这件事吗？

姜涛主任：抑郁症、双相、焦虑、强迫是可以谈治愈的。足量、足疗程治疗后，五年之内没有任何波动、没有复发，就叫临床治愈。

但精神分裂症不存在治愈，孤独症、抽动症、多动症也不存在，要贯穿一生。

菠萝：有没有人来挂您的号，自己觉得症状很重，您判断后发现其实没啥事？

姜涛主任：很多。这属于轻度精神障碍，比如焦虑症、疑病症。有艾滋病恐惧症、狂犬病恐惧症，还有抑郁症恐惧症，也就是担心自己抑郁走向自杀。

菠萝：您会怎么跟他们说？

姜涛主任：安慰、鼓励，讲抑郁症的发病和转归。告诉他们不符合抑郁症诊断，不用担心。

但他们往往在这儿听完，出门马上就去查，DeepSeek、小红书、豆包都查一遍。还是怀疑，这就是疑病。

菠萝：反过来，也有很多人明明有问题，但被家人“架”过来的。

姜涛主任：95%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都觉得自己没病，不接受治疗。抑郁症、双相还好一些，自己能意识到。

而分裂症患者现实检验能力受损——一旦丧失了对自身疾病的判断能力，说明已经很严重了。他区分不了现实和幻想，也不知道病对功能、家庭、人格的损伤。

菠萝：精神类疾病更要早诊早治。有什么早期信号是容易被忽略的？

姜涛主任：我们现在有高危人群早期识别和干预项目。高危人群包括：有家族史的（一级、二级亲属中有明确分裂症）；性格孤僻、离群、怪异、情商低、无法交流；早期出现奇怪想法，比如小孩老想发明永动机。这些超高危人群，我们提早纳入干预——行为、心理、药物，真的可以阻断发病，不让它发展成精神分裂症。而这些高危人群或者超高危人群，早期用药量也很小，而且病人本身还是一个相对正常状态，接受度也高，所以很多人就能够实现阻断发病。

菠萝：是终生不发病，还是往后延？

姜涛主任：真正地不发病。精神分裂症发病高峰在14到35岁，男性35岁以后再诊断的很少。40岁前不发病，一般就不会发病了。因为精神分裂症本质上是神经修剪过程出了问题：把好的剪掉了，坏的留下了。别的病也是类似，只是修剪的部位不同。

菠萝：双相、孤独症、多动症都可以通过早期干预延缓甚至阻断？

姜涛主任：对。孤独症两岁就发病，感统训练越早恢复越好，晚了就没用了。所以所有精神类疾病，越早发现越好，先别管能不能治愈，及早干预肯定没错。

菠萝：还是要消除社会病耻感。很多人就怕查出问题。

姜涛主任：家人也怕，也不愿意承认。但这几年已经好多了，在广泛科普下，现在的年轻人并不觉得得精神疾病有什么羞耻，大家觉得积极治疗就行。这是社会进步。

以前很多人患病后就自生自灭，也完全被家人和社会放弃了。你看拾荒人群里，很多都是分裂症患者，身体机能衰退了就捡垃圾活着，最后走丢了也没人在意。

菠萝：如果身边亲友或自己感觉精神没劲儿、怀疑抑郁，您建议什么操作流程？

姜涛主任：直接去专科医院，别在网上随便填量表，这些量表往往不具有科学效度和信度。人的潜意识会对号入座，一看题就全填高分。

在精神科，我们与患者进行面对面交流。这是诊断的核心，也就是精神检查：套路式的、刻板的，一段一段按决策树来问。还有一些辅助手段，比如脑功能核磁、功能电位检测。一般抑郁焦虑的人脑功能输出会弱。

菠萝：假设我是一个可能有精神分裂的人，您会问我什么问题？

姜涛主任：我不会直接问你“有幻觉吗”“有妄想吗”。

我就问——“最近感觉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你身边有没有奇怪的事发生？“你自己感觉有什么变化？”“会不会感觉到恐惧，或者觉得周围人跟以前有什么不同？”从他的角度，让他分享他眼中的世界。

因为面对这类患者，首先要降低阻抗。如果他症状很丰富，就会迫不及待地表达出来。但你要直接问“你有幻觉吗”，他绝对不会说。

菠萝：感觉倾听的能力也很重要，要从里面捕捉信息，还要建立信任感。您怎么让他们信任您、愿意跟您分享？

姜涛主任：要跟他有很亲近的感觉，先有亲和力。聊点别的——在哪儿住、喜欢什么。年轻人聊网络话题，岁数大的聊文化、旅游这些。随便先聊，聊完再慢慢进入正题。

而抑郁的病人大多数会主动表达：他很痛苦。因为他已经丧失了工作能力、家庭能力、交往能力，感觉非常沮丧，所以会主动求治，想改变这种状态。

菠萝：一个有抑郁症的人和一个没有抑郁症但也不开心的人，最大区别是什么？

姜涛主任：抑郁症患者会有功能的丧失。

遇到不开心的事，我们都有抑郁情绪，但我们知道第二天必须上班、必须行使家庭责任。但真正抑郁的人，没力气工作，不上班、不交往、电话不接、手机关机、什么事都不管——甚至孩子也管不了，心有余力不足。严重的连自我照料能力都丧失了：每天连吃饭、上厕所都觉得费力，不洗脸、不刷牙，万不得已出门才洗把脸。我见过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抑郁那一年就穿一身秋衣秋裤，冬天披大衣，夏天就那一身，在家一年就出门见人时洗一次脸。自我料理能力都丧失了，这已经很严重了。

菠萝：这种还有扳回来的机会吗？

姜涛主任：能，赶紧吃药就行，能回归正常。抑郁症患者有自杀观念的占90%，真正有自杀行为或实施的，大约15%。

菠萝：感觉精神类疾病有点像孤独症，是一个谱系？

姜涛主任：对，整个精神疾病都可以画在一个谱系里。最重的一端是痴呆、孤独症这些类型，最轻的一端是焦虑、失眠——跟正常人很接近。

我们这个行业也在不断细分。原来我们就几个科——普通精神科、情感科、焦虑心理。现在好像得四五十个分类了。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更新很快。

菠萝：入行三十年来，您觉得精神类疾病领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姜涛主任：刚入行时真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什么症状就照本宣科诊断一个病。但随着这么多年接触病人，跟社会、文化、教育、人格打交道，你会发现一个简单的症状跟整个疾病之间的关系，很密切、很复杂。单凭症状来看病，误诊率很高。

菠萝：有没有一些观念，您入行时觉得是金标准，后来发现不太准确？

姜涛主任：有。比如幻觉妄想的判断。我刚毕业时，只要病人出现幻觉妄想，首先考虑精神分裂症，除非有特别有力的证据证明它与情绪密切相关，才考虑“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但实际上很多病人根本说不清“先抑郁还是先出现幻觉”，所以大部分都被诊断为分裂症，这其实不准确。现在幻觉妄想的诊断地位还很高，但标准更严格，考虑的维度更多。

菠萝：有人觉得精神科不算科学，因为诊断标准老变。您怎么看？

姜涛主任：它是医学科学的一个分支，有它的特点。精神科也在摸索中不断认识、改进、提高，标准、诊疗思路都会变化。经常变，反而是进步的表现。科学就是没有绝对正确的东西，要一直学习、及时修正。

菠萝：您书里还讲到一个点：精神科医生需要和患者共情，但又要能抽离出来。

姜涛主任：这就是成熟医生和年轻医生的区别。有经验的医生能随时跳进跳出，随时抽离、随时进入，很多心理专家也具备这个特点。

像我们这种干了这么多年的精神科医生，有共情，但能保持冷静，可以及时抽离。如果太共情，就容易误诊——你真心相信他说的，有些症状可能就忽略了。有些病人很聪明，甚至想“骗”你。

比如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孩子，来看诊之前在网上查了很多信息，跟我描述“他在夏天出现了什么症状、冬天出现了什么症状”，特别符合双相诊断标准。我觉得不对劲，说“你这症状哪儿抄的？这么典型？”他还不愿意承认。后来确诊没病。要解除记录时他才说实话：他目的其实是不想学习、想休假。这个孩子特别聪明，后来还考上清华了。

还有一个孩子，医生问什么都说“对对对”，引导医生诊断成双相。我到那一看，根本不是。他觉得自己是第几代什么喇嘛转世来拯救世界的，其实是个典型的分裂症。

菠萝：您年轻时有共情病人后跳进去出不来的情况吗？

姜涛主任：我没遇到过，但见过。当时一个售货员老跟人吵架，被送来住院。一个进修医生特别同情她，觉得她委屈、被陷害了，就跟家属和单位杠上了，站在病人那边，也说她没病。最后闹纠纷，请来一位资深老专家。老专家跟她聊，问“为什么老吵架”，她说“我都被任命经理了，谁都不认可我，还让我卖东西。”——其实这就是原发性妄想。进修医生幡然醒悟。这就是共情太深会误诊的一个典型例子。

菠萝：您被投诉过吗？

姜涛主任：也经常。但很多是无效投诉——有的受精神症状影响，比如患者投诉“我没病，非给我住院”。医院有专门机构判断，不会一刀切。

最近一次被投诉是有人非要我帮他出具证明，写明他“正常”。但是按规定我们只能写“未见异常”或“未见明显精神异常”。这是国家文件，有法律效力，不能随便写，他去哪个医院都拿不到。

菠萝：您书里写：精神科医生注定与世俗正义有时候会背道而驰。当患者犯罪时，很多人说“杀人偿命”，而你们却在寻找生物学原因，看起来像在开脱。

比如您写到一个故事：一位产后抑郁叠加精神疾病的母亲，亲手掐死了自己出生四天的孩子。最后怎么判的？

姜涛主任：这叫利他性自杀——她先想自杀，但觉得“我死了孩子怎么办？别让孩子受罪”，于是就想先弄死孩子再自杀。当时按疾病无行为能力判的，没有坐牢，而是积极治疗。现在不会这么简单了，最低也要在公安系统的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作为个人我非常同情她。这些病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根本不至于发展到这种悲剧。

还有一个案例——北大博士回国，分裂症没人管，丈夫离婚跑了，她带孩子，孩子夜里哭闹，她控制不住把孩子摔死了。这个病例也是非常遗憾，她身边的支持系统太差了，没人帮她治病，孩子也没人带。

菠萝：书里还有一个“老高”，是搞诈骗的？

姜涛主任：他当时处在躁狂期，思路特别活跃，也特别有鼓动性、感染力，弄了很多项目——建林场、搞企业、带大家发家致富。他的想法很开放，但根本没有规划。买桌子、椅子、车送给学校，钱全花光了。他的这些行为涉嫌诈骗。那些出钱的人确实损失了。

我们管这叫“轻躁狂”。后来老高进看守所后进入抑郁状态，自杀了。

菠萝：会不会有人说，“这些人都已经是罪犯了，还有精神病，你还管他干嘛？值得吗？”

姜涛主任：这就是文明程度的问题。社会越文明、越进步，对人性的探讨、法律和生命之间的关系的探讨就越细。不能说谁对，但你一定要尊重生命、尊重人性。作为精神科医生，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就是个病人。

菠萝：很多人担心——“精神病杀人不犯法”，会有人假装精神病逃脱惩罚吗？

姜涛主任：装病逃不过专业医生的眼睛，我们有司法精神病学这个桥梁学科，那些医生非常专业，你想得到的伪装方式，全都有办法规避。

菠萝：最近有一个挺有争议的事。四川有个精神病患者到一户人家把一位女孩杀害了。网上有很多讨论：有人说"他是精神病人，负不了责任"；有人说杀人就要偿命。在您心目中，这种情况什么叫正义？

姜涛主任：杀人肯定是极其恶劣的事情，给受害者家属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和痛苦。但关键是看主观恶意。真正的精神病人没有主观恶意——他是直接受幻觉妄想的支配，比如幻听命令他去做，他根本没有动机，完全处于失控状态。比如癫痫病人在发作期的"朦胧状态"下，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拿枪打死人——我们司法鉴定的第一个案子就是这样的。事后他完全不能回忆，就像睡了一觉醒来，中间犯了滔天大罪。

这样的情况下，他是需要承担责任，只是责任的性质和程度不同。

所以对于精神科医生来说，我们的任务是从专业角度是尽力还原真相。具体怎么判，交给法律。我们给法官提供最客观、最贴切的专业意见，法官综合各方面因素考量，不会单凭医学角度。

菠萝：当年您接诊小吴那个年代，家属病耻感很强。现在，虽说不会到同归于尽的程度，但家属感受肯定还是不好。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家属？

姜涛主任：我有个刚上大一的病人，非常漂亮的女孩，人缘好，处处为人着想。她重度抑郁，自杀过好几回了。但每次看病都是她自己来，父母从来不来。她父母是很出色的科学家，就觉得她很丢人：大学不好好上，又休学又得病。我也很心痛，我让她把爸妈电话给我，她说"医生你别打，他们不会接的"。这个孩子表现得特别善解人意。我打过去电话，果然家属就是不接。再来的时候是她同学来的，告诉我这个孩子最后自杀去世了。我当时特别后悔——到死我都没见过她父母什么样。这是我见过最不能接受的病例。

菠萝：您会谴责这种父母吗？

姜涛主任：一是觉得他们没尽到父母的责任，二是对精神疾病的认知太差了。其实精神疾病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可怕，但大家反而把精神病人隔离得很厉害，表现出很讨厌。

菠萝：为人父母，对孩子原始的爱应该是有的。这个父母这么决绝，是不是社会对患者家属的压力太大了？您能分享下，精神病家属在社会上会遇到什么挑战？

姜涛主任：挑战很多。比如现在有一个"复学复工证明"，必须由司法鉴定开具——主管医生都没有这个权利。病人好了想回去工作，必须开这个证明，不能很快回归社会。再比如很多职业直接就不让有病史的人参与。但其实从专业角度，他们完全可以胜任。而且用人单位也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听到精神病人这个标签就觉得有风险。

很多病人出院后抱团取暖，自己形成圈子，跟外界融入很困难——永远被贴着一个标签。

我听过一个悲剧：一个学生可能是抑郁或双相，住院后回到学校，宿舍里另外五个人坚决不跟她住，要求让她单独住。其中一个曾经和她是闺蜜的女孩还说："我再也不能做你好朋友了，我接受不了。"结果这孩子自杀了。

菠萝：如果身边有人去过安定医院、被诊断过，医生也觉得他已经恢复了，我们普通人该怎么和他们相处？

姜涛主任：就像正常人一样。分裂症患者可能只恢复80%，会有一些痕迹——说话有时不靠谱，但能回来就行。情感病（比如抑郁症、双相）的患者恢复后基本就是正常人，思维、语言、交流都没问题，只是情绪有时不太稳定。你可以提醒、安慰、陪伴。

菠萝：他们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危害吗？

姜涛主任：绝大多数都不会。精神分裂症肇事肇祸的比例在整个人群中不到10%，其实很低。大家给予他们陪伴、交流，释放温暖和善意就好。也可以不用忌讳提到这个疾病，我遇到的病人自己也常说"我吃药呢，挺好的"。就像感冒发烧一样，你问"最近好点了吗"完全没问题。

菠萝：在您眼里，什么样的家属算"好家属"？

姜涛主任：全心全意陪伴、到处去看病的那种。

有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病例。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的女儿得了最难治的分裂症，几经治疗却几乎没有进展。他把所有东西都卖了，在北京农村租了个房子，一直陪着女儿，一陪就是几十年。女儿现在六十岁了，他自己从五十出头陪到八十多岁——曾经叱咤风云的大老板，最后就租在一个特别破的民房里。

菠萝：你们这行会看到很多人性光辉，也有阴暗。这么多年看下来，您对人性是更有希望还是更绝望？

姜涛主任：还是有希望。广泛的来说人性普遍还是很好的，而且社会的包容度、大家的善意都比以前好多了。特别是我说媒体人、出版社这些人，都在努力做科普宣传——大家对这些病的认知，比我刚毕业时提高了不知道多少倍。

菠萝：感觉现在有精神问题的人变多了，但专业医生还是很缺？

姜涛主任：三甲医院的医生数量还行，但一线的社区、二级医院特别缺乏。能独当一面做科研教学的更缺少了。

中国有500万医生，精神科医生刚过6万——也就是刚刚超过1%的水平。而精神障碍患者保守估计9000万，15个人里就有一个。这么对比看来，医生的需求缺口巨大，但专业人士并不够。

菠萝：那您为什么坚持三十多年？

姜涛主任：我觉得是信念和情怀。前面有很多前辈在给我们做榜样。在具体的工作中，我也确实体会到价值感和成就感——能帮到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患者和家属也能获得很大益处与慰藉。

菠萝：干这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姜涛主任：首先是专业上的成长和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另外我觉得是心灵的进化，也可以说是"爱的释放"。

菠萝：您人生中，对您启发最大的一句话是什么？

姜涛主任：是我的老师说的——"病人永远可以是你的老师。你不看病、不下临床，当不了好大夫。"所以我这些年一直看临床。同样的抑郁症，病人反应完全不一样，只有从病人身上你才能体会——为什么这个人这么治，那个人那么治？

菠萝：最后，我想用您这本书封面的这句话来结束。

"真正支撑我们活下去的，

从来都不是药物，

而是那些被理解和被接住的瞬间。"

我们每个人在某些时刻都可能成为弱者、成为需要帮助的人。我特别希望社会的发展能让不管什么样的人，都能够被别人理解和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