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5000美元上限计划被指灾难，澳洲专家不认同

澳大利亚——在人工智能可能引发大规模失业的担忧之下，呼吁推行全民基本收入的人，最近从一个出人意料的对象那里找到了灵感：唐纳德·特朗普。

对于那些因经济变革而失业的人，发放大笔现金听上去更像是左翼主张。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推出的一项计划，旨在让美国年轻人在成年前获得一笔起步资金，这一机制在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工作被人工智能取代”情形时，或许能提供某种准备。

上周，特朗普政府推出一项新的储蓄计划，意在鼓励美国儿童参与投资。这一计划名为“特朗普账户”，并以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敲响华尔街开市钟的方式高调宣布启动。

这类储蓄账户现已向所有18岁以下美国儿童开放。2025年至2028年出生的婴儿，可获得1000美元的启动资金。家庭成员、朋友和雇主每年还可为每名儿童追加5000美元，孩子年满18岁后即可动用这笔资金。根据法律规定，这笔钱必须投资于低成本指数基金，以追求长期增长。

这一设计意味着，极其富有的科技亿万富豪理论上可以将部分财富分配给普通民众。一向经常批评特朗普的中间派刊物《经济学人》在一篇专栏中对该计划表示赞赏，称如果未来数百万人因人工智能失业，这套机制可能会非常有用。

该专栏称，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些因人工智能而变得更加富有的亿万富豪，在普通民众失去工作之际，可以通过这一机制将部分财富转移给公民，以避免强烈反弹和社会动荡。

专栏写道：“这项试验尤其有助于为人工智能扩散可能带来的动荡做准备。对于人工智能经济影响的一些更激进预测认为，资本持有者将获得巨额回报，而劳动者将面临艰难处境。”

“在这种情形下，公众若能直接且明确地持有这项技术的一部分权益，或许有助于防止失控的贫富差距和政治不稳定。与其由政府来管理例如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5%的股份——萨姆·奥尔特曼曾建议拿出这部分股份——不如通过类似‘特朗普账户’的方式，把股份分配给公民。即便人工智能并未让资本彻底压倒劳动，这种机制也可能鼓励一种新的、更加健康的慈善形式，即部分亿万富豪自愿将其财富的一部分转给全体美国人。”

两位澳大利亚人工智能和全民基本收入领域的知名专家对澳大利亚新闻网表示，他们对“特朗普账户”在现实中的运作方式高度怀疑，也认为美国模式无法直接照搬到澳大利亚。

经济学家、独立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林表示，“特朗普账户”是“非常具有特朗普政府特色”的产物，澳大利亚并不需要类似安排。

他说：“我并不认为这里有必要复制它，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制度，那就是养老金体系。这是非常‘特朗普式’的东西，在澳大利亚没有真正对应的制度。”

他认同“人们除了依靠自身劳动之外，拥有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份权益，总是可取的”，但他认为，澳大利亚已经通过住房和强制养老金实现了这一点。

不过，他警告说，如果把这类账户作为由科技行业出资的全民基本收入的变通工具，将给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他说：“如果人工智能导致大规模裁员，我们不应该放弃这样一种想法：社会仍然会有其他工作机会。”

“如果有一种制度让人们放弃工作、削弱他们的动力，或者拿走他们寻找其他工作和重新培训的激励，那并不可取。大量人整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对社会非常不好。我明确反对全民基本收入这个概念。”

他还警告说，指望硅谷自愿出资支持这类账户，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他说：“与其让个别亿万富豪、万亿富豪或个别公司自己决定怎么办——这是一种相当随意的做法——我们不希望由特朗普总统或其继任者去向个人施压，要求他们为这些投资账户出钱。这听起来就是裙带资本主义。如果完全靠自愿，这件事行不通。公司或个人可能突然改变主意，或者个人去世了。若要实行，制度设计必须比自愿捐助更有结构性。”

不过，他也提出，澳大利亚或许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获取人工智能带来的财富。如果科技巨头最终形成永久且牢不可破的垄断，他认为税收部门可能需要以一种“澳大利亚式方案”介入。

他说：“是否可以像矿业资源税那样，征收某种额外税收？”“如果这么做，这笔钱可以用于这些投资账户。在澳大利亚体制下，它可以补充养老金账户，也可以进入其他类型的投资账户，让人们不必等到退休，就能立即提取收益。”

新南威尔士大学人工智能专家托比·沃尔什教授也认为，由亿万富豪主导设立账户只会分散注意力。他说，奥尔特曼提出拿出5%的利润回馈社会，这一提议“很可悲”，因为人工智能公司的财富规模极其庞大。

与卡林不同，沃尔什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是一个好主意，甚至可能不可避免，而社会不应等待企业慈善来为其埋单。他说：“我不认为我们应该依赖亿万富豪的慈善。我认为这正是政府存在的原因。政府征税，再把财富重新分配出去，以确保社会公平不会严重失衡。这对社会凝聚力以及我们与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都很重要。”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指望亿万富豪去做正确的事，因为他们往往并不会这么做。如果他们愿意拿出公司50%的股份之类的东西，那还可以考虑。但如果你保留95%的利润，只拿出5%，那就另当别论了。”

他表示，解决办法并不需要发明复杂的新型投资计划，而是应当修补一个失灵的企业税制。当前，这套税制让全球最强大的公司把纳税当成一种可有可无的附加项。

他说：“别忘了，我们其实早就有非常成熟的财富再分配方式，那就是税收。我至今仍不明白，为什么科技公司的实际税率会远低于几乎所有其他企业。它们通过安排税务结构、知识产权归属以及选择纳税辖区，把税负压到最低。”

“看看那7家大型科技巨头，它们的实际税率不到10%。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超过20%，你我则要缴纳30%多的税。它们完全有能力多缴税。它们中的大多数账上堆着大量现金，还在回购股票；如果你手里有多余资金，这其实是一种懒惰的做法。”

对于保守派“给人发钱会让人变懒”的警告，沃尔什予以反驳，并提到澳大利亚近年来的亲身经历。“澳大利亚人的焦虑水平和心理健康状况都显著改善。很多人用这笔钱去重新学习技能、创办新企业。他们并没有只是坐在那里喝啤酒、打电子游戏。”

他还提到一些国际先例，例如威尔士开展的一项大规模试点：为刚脱离寄养体系的年轻人提供收入支持，该项目显著降低了无家可归和犯罪现象。

尽管当前经济数据只显示，营销、电话销售等容易受人工智能影响的岗位出现了“温和”的走弱，沃尔什仍警告说，等到数据明显恶化后再行动，是一种陷阱。

他说：“等到我们开始测量影响时，往往已经太晚了。人们已经失去了工作，而他们其实昨天就需要掌握新技能。我们现在就必须开始适应。”

他还表示，澳大利亚各地围绕数据中心的争议，已成为人类对人工智能反弹的最新焦点，这“反映了人们对这项技术真实且合理的担忧”。

他说：“问题在于，人们觉得人工智能是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他们没有太多选择，也缺乏主导权。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确保人们感到自己确实拥有一定主导权，也确实拥有选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上已经通过一项法律，规定不能因为人工智能而裁员。如果你必须裁员，就得给出别的理由，不能是人工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