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刺客”挑独居女性下手，电钻指人、堵锁眼、赖着不走，这回全判了！

图片来源：摄图网

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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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约好“200元一口价”

搬家到一半变成2000元

不同意加价的话

物品就被扣在车上、人赖在屋里

要搬家的独居女性

面对多名搬家大汉的威胁

吓得躲进房间反锁房门……

这并非个别消费者的“踩坑”经历

先后数十起类似的搬家纠纷报案

最初都被当作普通经济纠纷调解处理

直到警方梳理警情时发现

大量投诉竟指向同一家公司

这才揭开了一套有组织、有预谋、

持续两年多的犯罪模式

“我肯定不是第一个受害者”

2024年初冬的一天，常曼卿所在的公司准备搬家，目的地是距离公司现址6公里外的一个产业园区。

常曼卿在某互联网平台上找了一家搬家公司，在电话里跟老板谈好价格后，还特意拍照发过去确认要搬的物品：一个茶桌、一个书柜、一张办公桌、一个冰箱。老板回复说：“这些东西在合理范围内，不加钱，总费用是400元。”

谁知，第二天早上，东西刚装上车，搬家工人就变了脸，要收取1000元搬家费。常曼卿当场拒绝：“不可能！我跟你们老板谈好的费用是400元，我不搬了，你们把东西给我搬回去！”

工人不听，锁上车门，拉着物品径直往新址驶去。常曼卿没办法，只好开车跟在后面。

到了新址产业园楼下，搬家工人依然坚持收取1000元费用。常曼卿提出加价200元，对方不同意。争吵中，一名搬家工人拿着电钻指着常曼卿。常曼卿感到特别害怕，打电话报了警。民警到场调解，最后费用折中为800元。

事后，常曼卿打电话给搬家公司老板，对方却不再接听。常曼卿怀疑，搬家公司老板和搬家工人串通一气故意抬高价格。“我肯定不是第一个受害者。”

事实上，常曼卿确实不是第一个遭遇“搬家刺客”的人，也不是最让人心惊的一个。

2023年11月，刘纺敏独自在家等待搬家。她在某互联网平台上找了一家搬家公司，客服报价“200元一口价”。结果2名工人上门，东西刚搬了一半，突然说要额外收取人工费2500元。

刘纺敏蒙了。“不是说好200元吗？”她质问。2名搬家工人瞬间变了脸色，态度变得很差。刘纺敏吓坏了，趁对方不注意，逃进卧室把房门反锁。2名工人就在门外不停喊话，赖着不走。刘纺敏只得躲在房间里，哭着拨打了报警电话。

在民警调解过程中，刘纺敏说自己不想搬了。搬家工人说东西已经搬了一半，要付100元才能走，她最终同意。付完钱，2名工人离开，刘纺敏自己把剩下的东西搬下楼。事后，她和《方圆》记者说道：“我很害怕，我怕对方打我，所以也不敢和他们争执。”

年轻女孩杜丽婉和母亲一起搬家时也遇到了类似情况。杜丽婉在某互联网平台找到一家搬家公司，谈好“300元一口价”。之后来了3名搬家男子。东西搬了三分之一时，其中一男子过来找杜丽婉，说要谈人工费：“300元是车费，3个人的人工费每人300元，一共900元。还有搬冰箱费用100元，楼层费另算，总共1500元。”

杜丽婉当场跟男子吵了起来。母亲感到害怕，拉着她说：“别吵了，万一他们情绪激动做出过激行为怎么办？”杜丽婉只好妥协，说不搬了。

对方说不搬也行，车费300元可以不收，但每人200元的人工费要收，总共600元。双方争执不下，杜丽婉母亲吓得报了警。

在民警的调解下，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以700元的价格完成搬家。杜丽婉事后说：“我其实都不想让他们搬了，但最后害怕他们报复，只得同意。”

这些女性受害者中，常曼卿等人选择了报警捍卫自己的权利，但更多的受害者，连争执的勇气都没有。《方圆》记者采访的朱薇兰就是其中之一。

朱薇兰在网上找了一家搬家公司，报价500多元，客服说“没有额外费用”。结果搬家当天，东西搬了一半时，对方突然说要收“时长费”“上楼费”。为了省钱，合租的几个女孩主动帮着搬。最后结账时，价格比说好的贵了不少。

事后，朱薇兰没有报警，也没有投诉，“当时就想赶紧搬家，他们说多少就多少，算了”。

但也正是因为常曼卿等人没有选择“算了”，这条被长期掩盖的犯罪链条才暴露出来。在此之前，包括常曼卿在内的数十起类似报警，都被当作普通经济纠纷调解处理，不了了之。直到2025年4月，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公安机关梳理警情时发现，大量投诉竟指向同一家公司。

公安机关初查发现，涉事的搬家公司在多个线上平台均有被投诉记录，投诉内容均为搬家过程中存在坐地起价行为，遂立案侦查。2025年4月，以周浩飞为首的13名涉案人员相继被抓获归案。

以低价为诱饵，中途“宰客”

2022年4月，周浩飞注册成立“苏安迁搬家有限公司”。他招募了十几名员工，大部分是他的同乡。公司没有实体门店，只有几辆货车和一间临时宿舍，所有业务都来自各大互联网平台的线上订单。

经讯问，周浩飞交代了利用“低价引流+中途加价”的模式来赚钱。周浩飞找来“外包”的客服跟自己打配合，由客服向搬家客户报200元到300元的“一口价”，让客户觉得“便宜”。等接到订单后，周浩飞会先给客户打电话“摸底”，如果对方是女性，或者感觉对方好说话，他就提前告诉现场的搬家工人“可以多要一点”。

“先搬东西再谈，就是在心理上占据优势，毕竟我们已经开始搬了。如果客户拒绝加价，我们就告诉他们，东西已经搬了，就要付人工费，这时我们谈价就占了主动权。”周浩飞供述，他们不仅懂得“拿捏”客户心理，还知道看准时机再要价，“如果刚上门就谈价格，客户直接拒绝的可能性大，丢单率就更高。”

每次搬家，都会由一名车队队长负责领队开车，跟车的有2名至3名搬家工人。到了搬家现场，车队队长负责“扮白脸”，强硬加价、争吵施压；搬运工“扮红脸”，在边上说好话，“让客户加点钱就搬了，给客户一个台阶下”。如果客户坚持不加价，工人就停工，赖着不走或辱骂客户；如果客户说不搬了，就要求支付上门费等费用；对于客户报警的情况，周浩飞等人也早已有预判：“警察过来也会以经济纠纷进行调解，总之我们不亏。”

经查，周浩飞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曾多次出现“弄他”“盘他”“骂她”等指令，明确指使员工对提出质疑的客户进行言语威胁、恐吓辱骂。其中一名车队队长供述，有一次因价格谈不拢，搬家工人被客户锁在门外，周浩飞竟要求以“堵锁眼”的方式报复客户。尽管最终未实施成功，但客户迫于心理恐慌，仍在“一口价”基础上多支付了300元。

遇到客户投诉怎么办？周浩飞的办法是退点钱，条件是“把投诉、差评取消掉”。这也是为什么这家公司屡次被投诉，在网络平台上评分仍然比较高的原因。

周浩飞交代，在利益分配上，车队队长分取订单总额的25%，搬运工分取20%，这种机制直接激励了搬家工人现场加价的行为。

“我害怕他们动手”

2025年6月，公安机关以涉嫌强迫交易罪将周浩飞等13名犯罪嫌疑人移送至苏州市虎丘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查，此案共有49名被害人，涉案金额3.6万余元。单看数字似乎不大，但每单实际收费已是原“一口价”的2倍至5倍。更令人揪心的是，这些被害人中超过半数是独居女性，此外还有70多岁的独居老人、怀抱婴儿的年轻母亲，甚至即将临盆的孕妇。犯罪分子精准地选择了这些“反抗能力弱、害怕报复、耗不起”的群体——她们独自在家，面对2名至4名成年男性搬运工，从体力到气势全面处于下风。

一个20多岁的女孩要搬一台钢琴，线上谈好300元，来了3个人，搬下楼后开口要1500元，女孩当场就哭了，“我害怕他们动手，我一个女孩也搬不动钢琴”。最后，女孩付了900元。

一位年轻父亲搬家时，妻子正抱着2个月大的儿子，工人坐地起价到1200元并停止卸货，他本想坚持，但是想到“老婆还抱着2个月大的儿子，如果和他们起冲突，老婆、孩子肯定要受到牵连”，最终只能支付1100元。

…………

当工人中途提出加价时，所有被害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难以置信。“我听到后就很诧异”“我当场就蒙了”“不是说好一口价吗”……紧接着是愤怒的质问和理论，但所有反抗在对方几名成年男性的强硬态度面前迅速瓦解。

在恐惧的压迫下，此案中，几乎所有被害人都选择了妥协。这种妥协不是心甘情愿地同意，而是在绝境中的被迫接受。“我不敢跟他耗着，想想都后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

谁来填补监管空白？

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周浩飞及其部分员工辩称其行为“只是民事欺诈”。办案检察官明确指出，民事欺诈中受害者是有选择自由的，而此案的被害人是在物品被控制、被多人围堵、被威胁“不加钱就不能走”的情况下被迫同意交易的，其行为已涉嫌强迫交易罪。

面对嫌疑人“收费没有高于市场价”等辩解，检察官通过释法说理，阐明民事欺诈与强迫交易的不同之处。最终，此案全部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同时，检察机关准确厘清各犯罪嫌疑人参与案件的时间、次数、涉案金额及作用大小，依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于2025年12月29日，对周浩飞等10人以涉嫌强迫交易罪提起公诉；对参与订单较少、情节轻微的3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并通过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移送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

2026年1月28日，法院依法以强迫交易罪对周浩飞等10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至拘役三个月不等刑罚，各并处罚金。

案子虽然已经办结，却揭示了网络上门服务领域的监管真空：搬家等“进门服务”缺乏明确的行业规范；平台资质审核只看营业执照，对服务能力、价格透明度、投诉处理没有硬性要求；行政执法涉及多部门导致“谁都不想管”；面对单起报警，不少案件因缺乏能够证实涉嫌刑事犯罪的相关证据，公安机关难以作出刑事立案决定。

对此，办案检察官给出治理建议：首先是需要压实平台责任，对多次被投诉“先搬后加价”的商家自动预警、下架；其次是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开展专项整治，明确“一口价”必须包含所有费用，禁止现场加价；再次是升级报警处置，对于物品被控制、人身受威胁的搬家纠纷，公安机关应超越“经济纠纷”惯性判断，按强迫交易线索初查；最后是强化检察机关类案监督，通过检察建议推动平台整改、部门协同，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我后面搬了3次家，找的都是能开发票的正规公司。”常曼卿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说道。

经历此事后，常曼卿学会了分辨正规搬家公司，但社会治理不能指望每个消费者都变成某领域的专家。当“苏安迁搬家”的招牌摘掉之后，会不会有别的搬家公司换个“马甲”重新上线？答案不在个案中，而在一整套监管闭环里。

（文中涉案人员、公司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6月下期）

本文杂志原标题：《“搬家刺客”瞄准老人和独居女性》

编辑丨黄莎 肖玲燕设计丨刘岩

记者丨语斯雯頔

通讯员丨罗明燚 王歆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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