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要把对华贸易防御“系统化”，但中国反制仍有突破口

编者按：今年夏天，中国空调迅速走红欧洲消费市场。这股“中国凉风吹入欧洲”的热潮，既是中国制造业出海抢抓机遇的经典案例，也印证了中国家电的产品竞争力与品牌认可度正在持续提升。 但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进入欧洲依然面临多重限制。除了传统的关税、物流等成本压力，欧洲市场的绿色贸易壁垒，也对中国空调产品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 空调仅仅是中欧贸易关系中的一个典型缩影。随着欧洲对中企的“敌意”越来越严重，中企在欧洲市场面临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如何应对这些压力，也成为出海中企必须解决的问题。 7月5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主办的“文明互鉴，合作共赢”——2026企业出海战略擘划和文化赋能研讨会欧洲专场，在华东师范大学普陀校区举行。会上，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作了题为《中企入欧、中欧经贸摩擦和前景》的分享。 丁纯教授在演讲中从多个层面分析了中企对欧投资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并指出中欧未来竞合将趋于常态化，摩擦仍将持续，但欧盟内部德法等国的利益分歧，仍为双边博弈保留了一定空间。本文系观察者网整理其演讲内容，已经作者审阅，供读者参考。

【演讲/丁纯】

我本次的分享主要讲三个层面：一是中企对欧投资现状，二是相关的经贸摩擦，或者说中企在欧洲面临的一个整体大背景，三是对前景的简要展望。

先看投资现状。

第二波中企出海，大致始于2012年前后，但欧方2015年左右开始建立一个对外商投资的审核机制。因此，经过时滞，到2016、2017年，中国对欧投资流量出现高峰，那段时间以兼并收购为主，库卡等案例就是典型代表，中企试图借并购获取技术、品牌或由此快速进入欧洲市场。此后投资流量便进入了一段低位徘徊期。如果不算去年的数据，从2018年至今，每年的投资流量，并未延续此前的高速增长态势。

而去年中国对欧（含英）FDI创下了七年来的新高，达168亿欧元，同比大增67%。中国对欧投资从并购主导逐步转向绿地投资为主。

2015-2024年中国对欧盟及英国投资结构变化趋势 图表来源：丁纯、吴佶蔚《中欧产业竞合历史演进、现状、成因与前景》一文

当前中国对欧投资在流量层面的基本态势，已由2018年前快速扩张转向平稳调整。需要说明的是，调整并不等于全线退出。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退出欧洲市场，而是表明大额交易收缩、投资决策趋于审慎、投资节奏有所放缓。

若仅看流量，容易得出“对欧投资快速收缩”的判断；但从存量看，中国对欧尤其对欧盟的投资基础仍较稳固。欧洲在中国对发达经济体投资中的地位依然稳定，仍是中国企业海外布局的重要区域。

就当下中企对欧投资的行业来看，主要呈现出四大特征：

一是行业集中度上升。当前中国对欧投资已不再呈现早期较为分散的格局，而是进一步向少数优势产业集中。 二是制造业仍居核心：制造业仍是占比最高的投资板块，金融、采矿及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也保持一定比重。 三是新兴产业更具代表性。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绿色能源装备及数字技术等方向，已成为当前对欧投资最具代表性的领域。 四是比较优势驱动布局：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越来越围绕自身比较优势、工程化能力和产业链配套能力展开。

中企对欧投资现状，除了并购降温、绿地投资成为主要方式外，投资区位方面也出现了明显分化。

近年来中东欧在中国对欧投资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其中，匈牙利非常突出，过去二、三年中企对欧投资约有百分之三四十集中于此。这固然与它对华相对友好的政策取向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它是德国产业供应链在东欧的自然延伸，起到了桥头堡的作用。

在匈牙利瓦茨智能交付中心拍摄的中欧班列集装箱。 资料图来源：新华社

传统西欧国家如德国、西班牙，存量仍然最大，流量占比虽然有所下降，但依旧是中企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且去年有所反弹——荣鼎去年的报告对此有很清晰的论述。

若总结中企对欧投资的区位特征，大致可以这样归纳：

中东欧国家，投资规模爆发式增长，增长率领跑全欧；优势是政策较为友好，成本与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好，但法治环境相对薄弱，地缘政治敏感度较高。 西欧，投资累计规模最大，但份额逐渐下降；优势是市场成熟、消费力强、战略资源顶尖、法制健全、基础设施完善，始终受到中企青睐，但运营与人力成本极高、监管审查最严、市场竞争激烈，ICT领域因安全问题受到较多限制。 南欧，投资规模较小但稳定，常由大型项目驱动，西班牙近年来表现突出，希腊等传统友好国家也发挥了支点作用；优势是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受欧盟复苏基金支持，不过经济复苏基础弱、受官僚主义影响行政效率低、市场容量有限。 北欧，虽然市场规模不大，但项目质量较高，单项投资战略价值突出；优势在于创新与技术生态全球领先、商业环境透明高效、绿色理念与社会共识强，劣势是市场狭小且成本极高、文化整合有不小的挑战、地缘关注度上升。

伴随区位变化，对欧投资项目本身也呈现出明显的重资产化特征。拉动投资总量的，已不再是大量中小规模项目，而是少数电池厂、材料厂和整车项目。例如宁德时代匈牙利电池厂、华友钴业正极材料项目以及国轩高科斯洛伐克项目。这类项目投入大、周期长，一旦成功嵌入当地产业链，不易被排除，但由于资产沉没成本较高，相应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接下来谈问题。

最大的变化在于地缘政治定性的转变。中欧之间原有的“三重定位”曾保留了一定的弹性空间，如今则越来越向“系统性威胁”的方向倾斜。欧盟内部普遍存在创新不足的危机感，“欧洲优先”与全面供应链替代的呼声日益高涨，由此衍生出泛安全化的趋势。

从阶段演进来看，先是新能源车反补贴调查引爆摩擦，随后扩展至公共采购、钢铁、医疗器械和关键原材料，近期马克龙还提出了所谓“欧版301”的构想，其核心不是简单提高关税，而是试图让欧盟能够对整个产业部门采取快速调查、配额、附加关税和反规避措施。该工具一旦落地，欧委会将被赋予极为广泛的约束与制裁权限。

他们的逻辑正在发生变化：从个案调查走向建立快速反应机制，从强调法治转向以政策工具替代法律程序。欧委会产业战略委员的立场很明确，必须强化对华防御工具，将贸易救济与产业保护结合起来，形成长期系统性的防御体系。

以汽车行业为例，传统油车与新能源车均具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匈牙利、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在理事会投票中大多投反对票或弃权；而法国、意大利等相对处于劣势的国家，则强烈主张加征关税。由此可见，主战场已从关税战扩展至规则战、准入战和供应链战。

在匈牙利比奥托尔巴吉，员工在蔚来能源欧洲工厂工作。 资料图来源：新华社

此外还有几项新的合规挑战值得关注。一是供应链尽职调查，合规责任从官方审查转由企业链主自行承担，否则无法进入市场，这正是典型的“布鲁塞尔效应”。二是《网络安全法》、《数字安全法》、《工业加速器法案》等多重法案相继出台。

当然，中方也在积极反制，近期围绕工业安全、反长臂管辖、对外投资等领域出台了相关法案，形成了法制层面的对等博弈。

积极信号也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委会相关委员的磋商，以及与德国经济能源部长的会谈，都体现了双方不愿打贸易战的意愿。双方建立中欧贸易与投资磋商机制，聚焦贸易不平衡、进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保护及WTO改革等四大方面，当然，欧方提出磋商要满足欧方诉求，因此最终能谈成多少仍存有一定变数。

最后谈谈前景判断，我们对此或可以抱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我认为，中欧之间的竞合常态化已难以回避。随着双方制造业能力逐步接近，相持阶段的竞争将愈发激烈，而欧方在经济层面的焦虑有上升为政治层面的针对的风险。

但反向来看，中企为何在当前环境下仍坚持出海？我们在中东欧商会的调研中得到的反馈非常一致：不出海，就出局。过去出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欧盟这一全球最高标准市场的认可；如今则更关乎利润空间的拓展。这种战略诉求与欧方利益必然形成对冲，这种摩擦恐怕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中企在技术或价值链层面拉开足够距离。

当然，欧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法国一派倾向于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当年应对日韩汽车进入欧洲市场时便采用此策略；德国则一方面离不开中国市场对其全球利润的支撑，另一方面仍对自身产业创新能力抱有信心。这种不对称依赖，为双边留下了谈判与博弈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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