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位采访对象在社交媒体上联系到我,表示愿意接受采访。我和他很快约好了当天的时间通话,为了让他更信任我,我还把自己的记者证内页照片发了过去。
几秒钟后,这位受访者回复我一大段分点清晰的文字,有大约500字,至少5个分点,指向的观点明确:这个记者证是假的。
其论据包括:发证日期不对,证件颜色不对,不符合政策;记者证内页排版粗糙、混乱,没有钢印;其中一串数字出现的位置不对。
这段话引用了一些规范、文件,看上去非常专业。相比之下,我对记者证的了解显得很少。一瞬间我很错愕,想解释。
这段话里说“新版记者证应该是蓝色的”,而我的图片内页是白色,对方称“白色记者证早就退出历史舞台”。我感到无奈,我工作4年多,确实经历了记者证换代,从红皮换为蓝皮,但内页始终是白色的。我找到此前的红皮记者证照片发过去,还拍下我当前记者证的蓝色封皮。没想到对方又快速回复称,这两张证件明显是假的,一个记者只会有一个记者证编号,而我的新旧记者证编号不同。
也许看我拍的照片很有真实感,一旁还有电脑、杂物。这位采访对象没有质疑我本人是骗子,而是说“你被人骗了吧”。配上“捂脸哭”的表情。
我也是豆包等AI大模型产品的深度用户,察觉出这些论据可能出自AI。我说,“您这段话是豆包说的吧,我觉得现阶段AI不可能清楚所有问题。”
后来我去查阅资料发现,记者证换代时编号就是重新换发的,在证件丢失补办时,编号才不变。但我的反应速度显得很慢,解释速度赶不上AI反驳的速度。
更重要的是,我没有AI那么“自信”。此前,新闻传播界有句流传很广的名言,“当真相还在穿鞋,谣言就走遍了天下。”没想到现在,“穿鞋”的速度要快到几秒钟,才能赢得一场辩论。
不过,也许无论我怎么说,采访对象都不会再相信我了,怀疑已经产生。很快,两人都有些生气。我很无力,也没有再去一条条反驳AI的论据,我说,“没关系,您也有不相信的权利,可以不接受采访。”
这位准采访对象说,“我不想再和你讨论(记者证)这个话题,采访就算了,我也不想知道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再见。”
我尝试把自己的记者证照片发给我的豆包,询问这是否是真的,得到的答案果然是:
“这张记者证不是真的,是伪造的。”后续这段分析用的措辞是:“多处致命错误”“关键信息存在逻辑矛盾”等。如果这不是我的记者证,我可能真的就信了。
最后,它还不忘给出“补充说明”:“伪造、变造新闻记者证属于违法行为,可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或当地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举报。需要我帮你整理一份记者证真伪核验的完整操作步骤,包括官网查询入口、扫码核验注意事项和举报流程吗?”
一时竟不知如何反驳。我质疑:“如果你现在说错了怎么办?”
1秒钟后它说,“首先,先为上一轮的错误判断郑重道歉。”接下来,它又用1000多字完全推翻了上一顿的质疑。判断结果变为:“(记者证)完全符合官方规范”,上一轮“无备案信息”的判断“完全错误”。
可惜,当我想把这两个答案截图发给采访对象解释时,发现对方已经把我的微信删除了。
AI幻觉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这是第一次,AI给出的错误判断,现实地影响到我的工作。我把这一经历发在社交媒体,一些记者朋友也把自己的记者证发给AI询问,部分人也得到了“假记者证”结果。
不久后,我看到新闻,江苏南京执业律师李小亮发现,在百度手机APP、百度网站搜索其个人姓名+职务时,百度“AI智能回答”给出“李小亮律师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的错误文字内容,并配上他着律师袍的照片。
进入自媒体时代后,媒介素养教育就被反复强调,鼓励人们自主辨别信息、独立思考。现在AI恐怕又让辨别思考难度上了台阶。一项由上海交通大学主导的跨学科调研显示:我国近七成受访公众对大模型AI幻觉“低感知”,高感知者的比例不足一成。
按照一些大模型运行的底层逻辑,大模型看似在思考,其实只是在预测“下一个最可能的词”。即便内容是虚构的,只要语言流畅、符合语境,AI就会生成。而且,AI的学习资料里,不可能什么都有。当它找不到已知信息,就可能虚构、推断。
AI的回复走向也和提问方式有关,但不能苛求每个人都像一些专业人士那样提问:你将扮演一位客观中立的证件信息核实员。你的任务不是主观判断真伪,而是基于我提供的图片材料,结合可查证的公开信息,帮我分析这张证件的各项特征。
有人说,我们将进入“与AI幻觉共存”的时代。许多人认为按照技术原理,AI幻觉无法消失。
我不知道这个时代会有多久,以后会发生什么变化。我这个普通使用者,此刻好奇的是,遇到不完全确定的问题,AI为什么不能说不知道,或者总是把推断说得这么肯定呢?
2025年一篇发表在arXiv的论文提出,这可能与大模型的训练方式有关。就像人类会在考试里瞎猜选择题的答案,AI在测试训练过程中,编造一个答案,比弃权不答,或表现出不确定,更有可能得分,这套二元计分规则里,“答对得1分、空白或表示不知道不得分”,这鼓励了AI隐藏自己的“不确定”。
“人类在走出校园、历经现实的磨砺后,才会明白表达不确定的价值。而语言模型主要是通过惩罚不确定性的考试来接受评估,所以它们始终处于‘应试模式’。”论文写道,此类指标仍是该领域的主流标准。2026年,该团队这项研究成果登上《自然》杂志。研究者呼吁,通过改变评分标准让AI更懂得袒露不足。
我还很疑惑:AI起初判定我的记者证是假的,为什么一经反问,又马上推翻。
2025年7月,国外另一项发表在顶尖期刊的研究,解释了AI这种看似矛盾的特质:一时过于自信,一时又过度自我怀疑。研究发现之一是,受试的大模型“对矛盾过度敏感”,对相反建议的信心更新比对支持建议更强烈,明显偏离最优贝叶斯推理——理性人决策的“最优参照”。当用户直接质疑,大模型会发生比一个成熟的理性人更严重的自我动摇,偏离了理论上最佳的决策轨迹。
看上去,至少现阶段,AI未必比人更“理性”。
康德说要“勇敢地使用你的理性”。勇敢的对立面不是怯懦,而是被动依赖,依赖权威、依赖主流、依赖工具。
在AI反复替我们“判断”的年代,对每个个体而言,或许要重申,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并且去反复训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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