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两个儿子命运各异:次子因惊吓精神失常病逝台湾,长子因追逐全美赛车冠军发生车祸身亡
1964年夏天的加州蒙特雷赛车场,阳光炽烈,焦油味夹杂着海风。车手们一字排开准备发车,看台有人认出了那辆涂成墨绿的捷豹D-Type——车主正是从小在伦敦长大的张闾珣。发车灯跳转的瞬间,耳边传来急促的呼喊:“快让开,他超得太猛了!”伴着发动机的怒吼,张家长子冲进第一个弯道,随后的一声金属巨响,让全场寂静。此役,他再没能站上领奖台,也没赶得及等到父亲重获自由。
张家那位父亲,正遥远地被困在台北外缘的清幽院落里。自1936年冬天在西安交出手枪起,他便与外部世界隔着高墙,既听不见战车轰鸣,也无法给儿子递去哪怕一句叮嘱。更早些时候,他的决定曾让人拍案叫绝: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随之而来的,却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囚居,以及骨肉天涯各自漂零。
想象当年沈阳帅府的热闹——金砖铺地,灯火彻夜,张作霖把东北的富庶握在掌心。1917年前后,长子闾珣、次子闾玗相继呱呱落地,镶金箔的喜报贴满街头。可豪门的厚墙挡不住炮火。1928年皇姑屯爆炸声一响,张作霖身陨,张家从此步步下坠。三年后,九一八的枪声又将东北推入铁蹄之下。对两个正学骑木马的男孩而言,一切突如其来,只剩母亲于凤至在深夜里拉紧他们的手。
母亲的胆识在1937年再次显现。西安事变刚过,局势扑朔迷离,她带着兄弟俩登上驶往伦敦的轮船。她相信大洋彼岸的雾都能给予片刻安宁。可战火比船速更快。1940年秋夜,伦敦上空连续57次遭空袭,兄弟俩跟着同学钻进地下室。昏暗灯泡下,尘土与汗味混作一团,“闾珣,小心油温!”有人递来热茶;爆炸声让杯中水面泛起细波。那一年,19岁的闾玗站在狭窄通道里,双眼直勾勾盯着石壁上的裂缝,身体瑟缩着发抖。医学界尚未普及“创伤后应激障碍”概念,没人告诉他们——战火不只炸毁屋顶,也能炸碎心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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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已无栖身之地,于凤至只得再度漂泊。这一次,她把两个儿子送进横跨太平洋的邮轮,终点是旧金山。长子肺结核在甲板风口里被海风催得更深,起初还能靠注射链霉素压制,最后却连呼吸都成了阵痛。医生建议静养,但闾珣偏偏迷上速度与引擎,他把青少年时代在伦敦车库学来的机械知识倾注在赛车里,仿佛要用时速两百公里把身后的阴影甩掉。母亲劝不住,他总回答:“没关系,我要第一!”
身体的极限,机器的极限,同在那年秋天被撞碎。赛道上那声撞击不仅结束了一场冠军争夺,也让于凤至第一次意识到:战火留下的伤口,靠哪国的药也难以根治。1954年,37岁的张闾珣在医院的洁白隔帘后沉默离世。父亲此时仍在台北独院里翻阅《孙子》,得到消息后只是合上书页,半晌无言。
长子走后,家族希望落在次子身上。闾玗曾是校园里的活跃分子,网球、速读、桌球样样来。可当夜色降临,他会突然抓住栏杆低语:“炮声又来了。”医生给他开了氯丙嗪,短暂的平静换来昏沉的日子。洛杉矶的阳光晒不走幻听,护工推着轮椅往返诊所,他偶尔也能在球场挥两拍,却总在掌声响起前陷入木然。有人回忆,他对同伴说过一句话:“如果那天不进地下室,也许另有结局。”对话被风吹散,谁也无法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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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后,外界一度传言他被接往台湾,以便让年迈的父亲就近探视。事实上,他只是短暂在台北疗养院住过数月,最终仍随母亲返回美国。1986年深秋,洛杉矶急救车的警报划过夜空,闾玗的生命定格在68岁。消息传入台北,张学良沉默良久,只让侍者备车,“明年去美国看看孩子”,可惜再无机会同框。
1990年春天,张学良终于离开那座院落。他站在加州陵园的草坪上,面对两块素白墓碑,老人抚摸碑面的名字,低声喃喃:“闾珣,闾玗,爹来看你们了。”随行亲友听得清楚,却无人插话。风吹过松针,带走他半生的叹息,也带走一个军阀家族对荣光的最后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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