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到来之前，谁统治了印度洋上千年？

在西方殖民者扬帆远航之前，印度洋早已是一派繁忙。

公元9世纪，一艘东南亚水居民族打造的商船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沉没，千年后重见天日时，船舱里装着六万多件中国长沙窑瓷器，还有暹罗的陶器、马来半岛的锡矿、中东的水晶。这艘沉船不过是印度洋黄金时代的一个切片。

泰国历史学家迪达·沙拉雅在新书《印度洋史》绪论中谈道，本书主要以沉船考古、碑铭文献与港口遗址的互证，勾勒出一幅多元主体共同编织的海洋贸易图景。这里没有单一的王者，只有随季风往返的泰米尔商人、武装护商的“社拉尼”联盟、将航海技术与宗教网络一同植入港口的阿拉伯商团。佛教僧侣既是求法者，也是香料与药材的跨区域贸易中介；宗教需求与商业利益始终纠缠共生。向我们展示了，公元1至14世纪，印度洋并非蛮荒水域，而是一个由亚洲人自己主导的、秩序井然的全球贸易世界。

绪论

印度－东南亚海洋史轮廓（节选）

文 | （泰）迪达·沙拉雅

中国方面，唐代被认为是中国陆上贸易的鼎盛时期，海上贸易的鼎盛时期则被认为是在宋朝时期，但我们很难在这两种贸易之间划清界限，因为从一开始两者之间便存在密切的关联，商贸的发展使世界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日益增多，已经不局限于以往的丝绸，中国陶瓷出口也并非从宋朝才开始，在此很久以前便已经开展，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来商品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

在印尼勿里洞岛一带发掘的阿拉伯沉船中发现了六万余件中国陶瓷，其中一枚碟子上记录的生产时间是公元9世纪的唐朝时期，可见唐朝不仅在陆上丝绸之路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努力推动中国陶瓷在海上贸易的发展。

据考古学家考究，勿里洞岛一带的沉船构造比较特别，是东南亚本土打造的船只，来往于爪哇和苏门答腊岛之间进行贸易。船内发现的金属合成物具有苏门答腊岛印度教－佛教文化艺术风格，除中国陶瓷以外，船上的商品还有来自暹罗国的瓶子和水壶、马来半岛的锡矿、来自中东地区的陶器和水晶，充分显示这一带海域在东西两地海洋贸易航线上的重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以前，中国政府从海上贸易获得的收益并不可观，没有十分明显的相关记载，公元1000年以后，才逐渐增多。王赓武教授指出公元960年宋朝建立之期是中国海上贸易发展新时期。中国政府从海上贸易获得的税收开始增加，至公元11世纪，税收总额已经超过唐朝的2—3倍，公元12世纪税收额再增长20％。赵汝括记录了公元13世纪中国海上贸易的情况，与中国开展海上贸易的商人来自世界各地，包括阿拉伯人、犹太人、印度人、泰米尔人、马来水居民族等，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国海上对外贸易的繁盛。

但有待考究的是：中国海上陶瓷贸易及中国商人直接参与海上贸易究竟是何时开始的?

东南亚水居民族在中国南海贸易的发展兴盛过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其历史可以追溯到马六甲海峡航道开辟初期至公元14世纪。中国初期历史文献记载中提到中国南部水居民族“百越”(有水居，亦有陆居)及印度人在南海中的贸易活动，这些商人是东南亚海域诸岛(印尼)水居民族与中国内陆地区开展贸易往来的中间商，其中重要的贸易港口被称为“扶南”。但汉朝的陶器以及来自印度的产品却在泰国考三缴山一带被发现，在爪哇岛和巴里岛沿岸亦发现了同时期的印度产品，以此论之，公元世纪初中国尚未直接参与中国南海中的海上贸易，而是依靠其他民族开展对外贸易活动，直至马六甲海峡航道被开辟。

马六甲海峡航道开辟后，曾为贸易中心，控制从东南亚海域前往中国的贸易航线的扶南逐渐丧失中心地位。虽然我们不清楚该航道开辟的确切时间，但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左右，该航道贸易船只往来繁盛，中国高僧法显在往印度求佛的归途中较详细记录了通过该航道进入东南亚海域的情况。它的开通促进了该海域内民族的贸易意识，也为中国参与南海贸易开辟了新的道路。Ｏ. Ｗ. 沃德尔教授的研究中提到在马来半岛南部，靠近苏门答腊岛西部的地方有一个叫“歌营”的港口城市，是进入马六甲海峡航道的必经之路，成为印度洋商船及东南亚海域商船的商品转运至中国的集散中心。

据文献记载，歌营是“蛮人”之地，人口众多，势力强大，本土和外来商品种类繁多，有槟榔、珍珠、黄金、琥珀、玉等。距歌营约8000里的地方还有一个港口叫“姑奴”，人口超过10000户，商客云集，港口内常驻商船达上百艘，商品市场内往来的商贩有上万人，不分昼夜，鼓声、号角声热闹非常，这些人的穿着打扮与中国人一样。

若从东南亚大国势力起伏变化的角度看当地贸易发展，那各国在权力争夺过程中或外来势力入侵情况下所产生的权力真空时期，其贸易活动是否也一样进入真空时期? 部分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往往以权力争夺为主线对当地民族的活动进行考究，而历史事实所反映出的真相却是世居民族的活动才是促使当地局势发展演变的根本基石，大国间的权力争夺以及外来势力的影响仅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变量，让当地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显而易见罢了。 如马六甲海峡航道的开辟使更多的中国商人参与到南海贸易中，扶南、占婆的贸易中心地位亦发生改变。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商人的到来不仅促进了当地民族贸易的发展，也推动了当地水居民族在政治、经济上的结合，城市化更加明显。因为在香料、陶瓷贸易进程中并非只有中国、印度这样的强国获得利益，室利佛逝国诸岛水居民族亦从中获得可观的利益。

印度与东南亚海域开展陶瓷贸易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世纪初，在泰国考三缴山一带发掘出印度的金丝陶、北方黑色抛光陶器及用南印度瓷土制成的罗马式轮纹陶器；越南岘港发掘的半月形印章，在爪哇、巴里岛等地也有发现。

但大规模的陶瓷贸易是在约公元9世纪，唐朝时期前后才兴起的，在印尼勿里洞岛一带沉船中发现的六万余件陶瓷中，有一部分是湖南长沙出产的，此类陶瓷在马来半岛素艾哥洛、马斯喀特、吉打等地，泰国达古巴、廉颇海角及一些海岛上的古文物遗址中也有发现。

另外，在爪哇岛海域发掘的沉船中发现了不少于十万件的中国陶瓷，其年代约在公元13世纪，大多数是福建地区生产的日常使用的陶瓷。

部分考古学者认为，室利佛逝国时期是中国陶瓷贸易兴盛时期，现今印尼巨港西部一带便是当时中国陶瓷贸易中心。考古学者在巨港一带还发现大量的百越民族，唐、宋、元时期，以及西亚民族的陶瓷。

宋朝的陶瓷出口量尤为巨大，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记载当时商船所运载的陶瓷美丽、繁多，船舱被压满以至于几乎无缝隙。中国陶瓷成为东南亚海域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哥打西纳是当地宋朝陶瓷贸易的中心，并跨越马六甲海峡，尤其是彭加兰布秧地区，考古学者在当地发掘了大量的宋朝陶瓷。除中国陶瓷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陶瓷在东南亚海域贸易中亦占有重要地位。

许多学者认为，东南亚当地民族的陶瓷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还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如当地海域发掘的最古老的沉船之一“笨珍沉船”上发现的被称为“Fine Paste Ware”的白色薄瓷，是泰国南部一带出产的陶瓷，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纪，新加坡海域一带发掘的同类陶瓷亦可以追溯到公元14世纪。

泰国陶瓷是中南半岛地区最受市场欢迎的陶瓷，尤其受东南亚海域的消费者欢迎。公元14—15世纪时期菲律宾和苏拉威亚岛上的民族就流行使用泰国陶瓷，越南的陶瓷则多流行于东爪哇的德罗勿兰一带。公元15世纪左右，琉球商人是阿瑜陀耶王朝陶瓷出口的重要中间商，日本冲绳一带的商人也常将泰国素攀府一带及缅甸马达班湾一带的陶瓷贩运到日本诸岛。

由此可见，虽然中国陶瓷在东南亚海域贸易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但本土陶瓷贸易仍得到了发展，甚至逐步替代中国陶瓷，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的消费品。

泰南北大年一带生产的“Fine Paste Ware”是其中代表。 北大年是东南亚当地重要的陶瓷贸易港口之一，其繁盛不亚于室利佛逝国的哥达西纳港，是中国与爪哇岛海域商船往来线上的重要停靠港。 公元15—16世纪泰国阿瑜陀耶王朝发展成为东南亚重要的陶瓷生产销售国，考古发掘出这一时期的沉船中发现大量来自泰国沙旺加洛、素可泰、信武里一带生产的陶瓷，其数量相对其他地方产的陶瓷要更多。

以上所述充分体现了东南亚海域在中国南海贸易与印度洋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但这样的贸易格局在中国明朝成为海洋强国后发生了改变，印度与中国明朝之间极力划分双方在海洋贸易中的势力范围。

唐朝时期至公元14世纪是中国海上贸易的黄金时期，东南亚海域及南印度诸王国派遣的进贡使团纷纷开赴中国。部分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印度本土贸易出现衰退现象(与朱罗王朝和商人会馆贸易的持续扩展相反)。 此时期较为突出的特点是，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商人大量进入印度洋、东南亚海域及中国等地进行贸易并定居，在多地形成穆斯林商人聚居地。穆斯林商人在南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科罗曼德尔海岸一带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聚居部落。

公元5世纪后，马六甲海峡航道商船航行日益增多，该海域与印度洋、中国及诸半岛之间的贸易往来也日益频繁，至公元7世纪，室利佛逝国中央集权加强，公元13—14世纪开始衰落，满者伯夷国兴起。笔者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元朝的扩张活动与中南半岛及东南亚海域内的村落和王国的演变不无关系，其内在演变充分体现了东南亚地区水居民族与陆居民族的觉醒。

公元13世纪是蒙古人权势最强盛时期，成吉思汗将蒙古汗国版图扩大到东欧地区，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帝国，持续近两个世纪。蒙古人控制中国后，从中东地区迁徙大量穆斯林到中国定居，并给予他们生活优待及高官厚禄。元朝时期，新的跨洋和跨区域贸易路线不断被开辟，波斯－阿拉伯商人借机把中国发展为自己的贸易基地，广州一带有大量的穆斯林商人定居。宋末元初，泉州市舶司蒲寿庚是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后裔，专掌宋元海外贸易。 而公元12世纪，穆斯林商人也基本控制了北印度地区的商贸活动，公元13世纪后期，德里苏丹国占领古吉特拉和摩腊婆一带地区，使北印度众多商人转而信仰伊斯兰教。至此印度穆斯林与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得以主导东西方世界之间的海上贸易。

公元1283—1295年，元朝入侵柬埔寨、占婆、缅甸、爪哇、苏门答腊等古国，使东南亚部分地区出现权力真空，部分王国势力亦开始衰落。室利佛逝国失去马六甲海峡航道控制权后，苏门答腊岛北部一带的小国开始强势起来，并努力从国际贸易中寻求利益，这些小国有:苏木都刺·巴塞、波腊克、德里、亚齐等。满者伯夷与占婆的势力也开始衰落，使得泰国阿瑜陀耶王朝得以向马来半岛扩张(可以说是阿瑜陀耶王朝对室利佛逝国在马来半岛势力的衰落有间接的影响)。纵观东西方世界政治、商贸局势的演变，可见当时佛教、印度教地区和国家的势力逐渐衰落，而穆斯林商人的兴起及穆斯林商贸网络的扩展则使伊斯兰教的影响力得以不断扩大。

研究发现，亚洲地区确实存在独特的经贸体系和模式，印度洋贸易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基础是印度海岸沿线的港口城市贸易网络，逐渐扩展至与欧洲地区毗连的西亚、东南亚海域诸岛、菲律宾、日本、朝鲜半岛等。

中国、印度在这一贸易体系与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是重要的商品生产和消费国，穆斯林世界虽主要在西亚地区开展活动，但也极力进入印度洋和东南亚海域进行贸易。本书所体现的亚洲独特的经贸体系和模式特点就是印度洋与东南亚海域沿岸港口城市居民和商人的经贸活动演变过程。

以泰米尔人(水居民族和陆居民族)的活动最为明显，其经贸活动甚至突破了南印度种姓制度的束缚，尤其是与沿岸港口城市演变密切相关的手工艺人，如恒河流域内的部分陶器手工艺人，从工人发展成工厂业主，拥有500家陶器生产工厂，同时从事产品运输生意。泰米尔商人资本的积累和增加得到多方面因素的支持，尤其是村落、城市不断发展带来的机遇，以及当地商人、手工艺人联合形成的商贸组织或称为“社拉尼”的影响。

这些商贸组织包含了不同族群、不同阶级、不同职业的生产力群体，它不仅是贸易中间商，更是经营者，甚至建有武装力量或军队，在扩张贸易的同时也与当地政权共同保护自己的部落。 泰国南部发现的达古巴碑铭记载，帕拉瓦王朝的军队曾与马尼卡拉姆商人组织，一同为新建的部落开凿水井和建设水利工程。此外还有碑铭记载，公元11世纪商人组织建议泰米尔人军队攻占斯里兰卡，以占有当地的贸易港口。

部分泰米尔商人组织在公元9世纪时已经相当强盛，从水陆两地开展远程贸易。阿雅罗维商人组织的贸易网络覆盖朱罗王朝中心区及德干高原，该组织的成员大多数是社会上有名望的商人和祭司阶层，主要成员被称为“阿雅罗维500贤商”。大多数商人组织的思想观念均较为国际化，与印度《奥义书》中拒绝欲念和脱离世俗的思想大相径庭。 部分碑铭颁布了商人的德行准则，“Visa-Bananju-Dhamma”碑铭写道:“在四方六洲，良好的德行将保护在所有地方的除皇帝和神仙以外的商人。”阿雅罗维碑铭中也写道:“昂首勇敢与病魔斗争，不畏暴恶与猛兽，捋日摘月到地球上来，敢在湿婆神面前发言，敢听取梵天的怒吼和嬉笑，敢抵抗乌玛女神的怒气，我们作为商人不曾失败……祝愿我们都富裕和幸运。”

亚洲经贸体系和模式形成所带来的重要影响是各海域内出现了地方性自由民间商人活动，并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力量，即使是欧洲殖民者在亚洲扩展势力时代的初期，实力较强的商人仍在印度洋沿岸各个港口城市拥有自己的商品代理网点。这些自由民间商人包括印度教徒商人、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印度穆斯林商人、中国商人(包括穆斯林商人)，以及马来商人等。

考古中发现的14世纪后的诸多证据均可以证明这一点。 古吉拉特一带是当时印度重要的商品生产和进口地区，尤其是棉布，其贸易网络覆盖孟加拉湾一带，许多穆斯林商人便是从这里进入亚齐经商的。 古吉拉特商人是当时前往印度贸易的外国商人最大的竞争对手，他们以社区的形式聚居，擅于经商，资本雄厚，其影响力覆盖整个印度洋海岸，公元17世纪苏拉特城在古吉拉特商人的经营下逐渐壮大，取代坎贝城的商贸地位(即使该时期有许多欧洲商人前来贸易)。公元1700年印度洋贸易总额达到1600万卢比，其中欧洲殖民者仅占150万卢比。这些古吉拉特商人是印度教商人，被称为“巴尼雅”，其贸易网络扩展到了菲律宾、俄罗斯一带。孟加拉湾一带的穆斯林商人既有本土的穆斯林也有来自波斯的穆斯林，其重要贸易中心是默苏利珀德姆。

公元17世纪，在当地具有显著地位的商人是一位波斯－阿拉伯商人，他控制着科罗曼德尔海岸一带的贸易，据称他是高康达苏丹的大臣，拥有自己的商船，贸易网络覆盖整个印度洋和东南亚海域地区，包括苏拉特、孟加拉湾，泰国阿瑜陀耶，亚齐、马六甲、斯里兰卡等。 当然，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商人贸易也非常频繁，其贸易网络覆盖孟加拉湾、缅甸、若开邦、勃固一带。印度洋东西两岸民间世居商人拥有较强的影响力和雄厚的资金，被欧洲商人称道。一位名叫威尔吉的耆那教商人在苏拉特城经营多方面的商贸活动，是有名的钱庄主和船主，批发和零售商品，甚至向欧洲商人放贷。 他的重要合作伙伴是科罗曼德尔海岸一位叫喀斯的商人。喀斯掌控着科罗曼德尔海岸中部一带所有的商贸活动，是当时欧洲商人在印度洋从事棉布贸易的供货商，他的商船与中南半岛及东南亚海域有密切的商贸往来。

有人可能会质疑以上论述的历史事实与本书所研究的时间范围(从公元世纪初到公元 14世纪)相距甚远。 但我们不可否认这些地区民族的经贸活动和意识，在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和演变中留下了印记，且穆斯林商人的兴起是伊斯兰教在公元7世纪随商贸活动传入印度洋海域的直接动因，东南亚海域中的中国商人聚居地亦开始发挥其重要作用。 中国商人的商贸活动在马六甲海峡航道开通后进一步向南洋扩展，与陆上丝绸之路、印度洋与东南亚海上贸易路线有密切关系，使得陆上贸易路线与海上贸易路线形成相互连通的贸易网络。

中国海上陶瓷贸易的兴起是其重要发展见证。陶瓷贸易需要大型的货船运输，普通陆地商队运输能力无法比拟，这样的陶瓷贸易不仅给中国政府创造了巨额利润，也从室利佛逝国时代起便为东南亚海域的水居民族和陆居民族开拓了更广大的商贸市场及商品生产地，促进当地某些城市或岛屿成为中国陶瓷及其他商品的重要贸易中心，如苏门答腊岛上的哥打西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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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史》

（泰）迪达·沙拉雅著，覃鸿波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5月

一部全景展现印度洋文明发展的历史著作，以水居民族的跨洋流动为线索，再现公元 1—14 世纪亚洲海洋贸易的黄金时代。借助泰米尔商人的航海日志、马来半岛的遗址碑文、中国瓷器的沉船遗珍等史料，结合考古发现，本书还原印度洋及其相邻海域的商人、商团如何共建跨文明贸易网络，揭示室利佛逝、朱罗王朝等政权的兴衰如何塑造全球早期贸易格局。书中以全球视野展现了贸易与宗教的共生，重构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真实样貌。本书不仅证明了印度洋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汇枢纽的历史地位，也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文化根基提供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