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穆宗朱载坖：荒淫的昏君，还是为大明强行续命的财神爷

一个皇帝，好色到什么程度，才会让整个江南的老百姓连夜把女儿嫁出去？

就这么一个人，《明史》说他"可称令主"，乾隆说他"堪称明帝良"，史学家说他开创了"隆庆新政"。 可同一个人，沉迷春药到连朝都上不了，荒淫到三十六岁就把自己折腾进了棺材。

这不是两个人。这是同一个朱载坖。

一个被父亲抛弃的皇子

先说他的起点，因为这个起点，决定了他后来所有的荒唐。

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朱载坖出生了。他是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第三个儿子，生母是杜康妃。

听起来挺正常，皇子嘛。但问题就出在这儿——他母亲失宠。杜康妃在嘉靖后宫里根本排不上号，连皇帝的正眼都懒得给，这就意味着朱载坖从出生开始，就是个被嫌弃的存在。

更要命的是，嘉靖这个人信道教、炼丹药、玩方术，迷信到了骨子里。他身边有个方士叫陶仲文，这个人给他讲了一个理论，叫"二龙不相见"。

逻辑是这样的：皇帝是真龙，太子是未来的天子，也是真龙。两条龙碰在一起，必有一伤。 化解之道，就是不见面，不相认，甚至不立太子。

嘉靖信了。而且信得彻底。

他之前的长子出生两个月就夭折了，皇二子被立为太子，结果活了十四年也死了。嘉靖越想越觉得这个理论有道理，此后就索性对剩下的儿子实行物理隔离——不给封号，不给朝见，连岁赐都克扣，就当没这个人。

于是从朱载坖懂事起，他父亲就开始刻意回避他。

更现实的压迫来自严嵩。严嵩是嘉靖年间的权臣，权倾朝野，而严嵩偏偏支持的是朱载坖的弟弟景王朱载圳。 理由很简单——景王聪明，懂得揣摩上意，跟父皇的关系比朱载坖近多了。相比之下，朱载坖性格木讷、沉默寡言，在严嵩眼里就是块顽石，扶不起来的那种。

朱载坖夹在父亲的冷漠和权臣的打压之间，过了近三十年。

嘉靖三十二年，十六岁的朱载坖被打发去住裕王府，开始了一个人过日子。这一住，就是十三年。

这十三年，他经历了什么？

严嵩找他麻烦，每年给他的钱粮被克扣，王府里入不敷出，堂堂皇子，手头比普通官员还紧。父皇在宫里炼丹、修道、不上朝，整个朝廷乌烟瘴气，大臣们不是在互相倾轧就是在跟严党周旋。

沿海有倭寇烧杀抢掠，北边蒙古人隔三岔五叩关，嘉靖三十九年蒙古人甚至打到了北京城外——大明朝被一南一北两面夹击，偏偏皇帝窝在深宫炼他的金丹，对着一堆符咒和道袍出神，外面的世界与他无关。

这段岁月里，朱载坖能做的不多，但他有一件事做对了——他保持沉默，但他在观察。

裕王府的讲官，先后来了三个人：高拱、陈以勤、张居正。这三个人后来都成了朝廷的顶梁柱，而他们和朱载坖之间的交情，正是从这段岁月里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 讲官与藩王，师与生，但相处日久，关系早就超出了这个框架。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最落魄的岁月，给了他最好的人脉班底。

嘉靖四十四年，景王朱载圳死了，才二十九岁。嘉靖手心手背就剩了这么一个儿子，想躲都躲不了了。第二年，嘉靖自己也死了，享年六十岁。

朱载坖就这样，以亲王的身份，没有任何太子过渡，直接登基，成了大明朝第十二位皇帝，改元隆庆。 那一年，他二十九岁。

那六年，他们做了什么

登基的第一件事，是清算。

嘉靖留下了一堆烂摊子。方士横行、宦官当道、冤案堆积、财政亏空、边患未平。朱载坖一上来，把嘉靖信任的那批方士，直接逮捕下狱，论罪处死。 对于那些因为敢于直言而获罪的忠臣，他一并召回，存者召用，已死者抚恤遗属，录用后人。

故宫博物院官网记录了这一细节：隆庆即位后宣布，"自正德十六年以后，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以前，谏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没者恤录"。

海瑞就是在这个时候重新走入朝堂的。

海瑞是什么人？他在嘉靖朝上疏骂皇帝，把嘉靖骂得体无完肤，买好棺材等死。换任何一个皇帝，这就是人头落地。但朱载坖放了他，不仅放了，还恢复官职，后来又升为大理寺丞。

这一手叫宽仁，但更叫魄力。

嘉靖遗留的道教斋醮全部停罢，西苑那些为了炼丹修道而设的殿堂匾额一并撤除，那些因为斋醮而强加的税赋也跟着取消。这一系列动作，让臣子们看到了一个信号：新皇帝，要换一种活法。

内阁方面，徐阶、高拱、张居正先后主政，三个人性格各异，路线有别，但都是当时一等一的人才。武将方面，戚继光被任命为蓟镇总兵，主管京城门户防卫与东北边防；名将李成梁升任辽东总兵，坐镇东北。整个帝国的文武格局，在隆庆朝完成了一次关键性的人才换血。

但真正让这六年成为历史转折点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隆庆开关。

嘉靖朝的海禁是铁板一块。问题是，沿海老百姓要活命，走私根本禁不住，走私多了，和倭寇就难免有勾连。明朝剿不完的倭患，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根子在这里——不是因为倭寇强，是因为政策把人逼进了死路。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朱载坖下令废除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

这道令一出，几十年的死局就活了。海外贸易从违法走向合法，东南沿海的商人有了正当的身份，和倭寇勾结的动机大大削减，沿海的治安也随之稳定下来。

后世学者的研究显示，从隆庆开关到明朝灭亡的七十多年里，全世界白银总产量的约三分之一流入中国，全球约三分之二的贸易与中国挂钩。 这是什么概念？就是那个年代，全世界做生意，最后的结账单几乎都要用明朝的商品来抵。

就一道命令，撬动了整个世界的白银流向。

第二件，俺答封贡。

蒙古问题困扰了明朝快两百年。嘉靖年间，蒙古首领俺答汗多次南下，烧杀抢掠，最猛的那次直接打到北京城下，史称"庚戌之变"。嘉靖吓得手足无措，却死活不肯开放互市，明蒙双方就这么打了几十年，谁也奈何不了谁。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一个意外的机会来了。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因为家事内讧，跑来投降明朝。 高拱、张居正、宣大总督王崇古一起上疏，建议趁机议和，封贡互市。

朱载坖批了。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三月，明穆宗正式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在大同得胜堡外举行隆重的册封仪式。明廷授俺答汗以镀金银印，边境先后开放了十三个互市点，双方通商往来，明蒙近两百年的战争就此基本画上句号。史称这一历史事件为"隆庆和议"。

隆庆开关之后，高拱、张居正等人又利用鞑靼内部分裂的契机，推进了封贡互市的谈判。大明帝国开国两百年来，第一次同时在南北两个方向获得了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

南倭，因为隆庆开关，走私经济合法化，闽浙沿海的利益格局重组，倭患大幅萎缩；北虏，因为俺答封贡，边境互市开启，蒙古人有了正当的贸易渠道，南下劫掠的动机随之减弱。

嘉靖那么聪明的一个皇帝，帝王权术玩得飞起，愣是没解决的南倭北虏，在朱载坖这六年里全解决了。

故宫博物院官网对这段历史的评价是：在裕王邸十三年的生活，使朱载坖较多地接触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了解到明王朝的各种矛盾和危机，内忧外患使他关心朝局，对他登极后处理政务有着较大的影响。

换句话说，当初那段最落魄的岁月，反而是他执政的底气来源。

另一面——那些上不了朝的日子

但这里有个问题得说清楚。

这六年的功绩，有多少真的是他干的？

《明史》用了"端拱寡营"四个字来评价他。"端拱"是什么？端坐拱手，不作为。 史学家说这是粉饰之词，说白了就是——这皇帝根本不怎么管事。整个隆庆年间，他不但经常免于上朝，即便偶尔视朝，也是"临朝无所事事"，就坐在那里，对着满朝文武发呆。

不管事的原因，分两头来说。

一是性格使然。

近三十年的压抑，让朱载坖养成了沉默寡言、遇事退缩的习惯。当了皇帝之后，十句话里他可能就接一句，满朝大臣反复陈奏，他能点头就点头，点不了头就沉默。不是他懒，是他习惯了沉默，这个习惯是嘉靖一点一点逼出来的。

长期提心吊胆的日子，让他对"主动出击"这件事天然排斥。他宁愿相信手下的人，也不愿意自己冲上去拍板，因为拍板意味着暴露，暴露意味着风险。 这套在裕王府练出来的生存逻辑，跟着他一起进了紫禁城。

二是纵欲太深，这才是真正压垮他的原因。

嘉靖炼丹，死了之后宫里留下一堆丹药，这些丹药名义上延年益寿，实际主要功效是壮阳助兴。宫里有几个和朱载坖关系不错的小宦官，怂恿他试试，说先帝留下的东西效果很好，建议皇上也服用。

朱载坖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他没有拒绝。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留下了这样的记录：穆宗以壮龄御宇，亦为内官所蛊，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

需要说明的是，《万历野获编》是笔记野史，不如正史可靠，这段描述的真实程度有待商榷。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他的身体在中后期垮得很快，而且是以一种极不体面的方式垮掉的。

好色的程度，有案可查。

登基两年半不到，他一口气册封了十三个有正式编制的妃子，那些没有编制、被临幸过的更是数不清，根本数不过来。他多次在民间搞大规模选秀，每次至少三百人起，专挑十一到十六岁的女孩。放今天来说，这是违法的。

就是因为他这个名声，江南还闹出了一桩奇事。

也不知道是谁散布了个谣言，说皇帝马上要在江南大规模选秀，凡是没出嫁的女孩，一律带走，好看的做妃嫔，不好看的做宫女。

谣言一出，整个江南乱了。

老百姓不想把女儿送进深宫。后宫之中，真正得到宠爱的，不过一两个人，其余大多数人进去就是宫女，也就是宫廷里的奴仆。 深宫的寂寞，失去自由的痛苦，和家人的永久分离——这不是荣耀，这是另一种囚禁。

所以整个江南的人家只有一个念头：赶在选秀之前，把女儿嫁出去。

于是一夜之间，中国历史上最荒诞的一幕出现了。

谈好对象的，当天拜堂；还没找着对象的，直接在大街上拦住路过的男人，问愿不愿意娶我女儿，愿意就现在成亲。 街上全是接新娘的轿夫，有钱的人家派了轿子，没钱的干脆让新娘步行去夫家。地方官员也坐不住了，同样把自家女儿急忙嫁了出去。

这个谣言，细想很荒诞，皇帝再贪，总不能把整个江南的女孩都掳进宫里。 但大家都信了。为什么？

因为穆宗好色这件事，早就深入人心了。

一个连官员都跟着信的谣言，说明的是一个皇帝在子民心目中的形象——当你的名声坏到一定程度，连最荒唐的传言也会变成人们心中的真实。

与此同时，内阁那边因为他的放任，几个阁臣之间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徐阶和高拱斗，高拱和张居正斗，赵贞吉又和高拱斗，门户党争在隆庆朝正式成型，成了明朝中后期一个难以消除的痼疾。

他宽容，但宽容到了放任。

这是他留下来的另一种遗产——一个越来越难管控的朝堂，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党争格局。 这颗种子，后来长成了明朝末年那棵把国家拖垮的大树。

那些不是他干的事，却成了他的功绩

现在可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了。

一个这么荒唐的皇帝，为什么史书还说他"可称令主"？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点残酷，也有点有趣。

他的功绩大部分不是他亲手干的，是他手下那帮人干的。但用人得当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功绩了。

徐阶、高拱在内阁主导了整个政务方向；张居正在隆庆朝开始试行清丈土地，为日后的万历变法做前期铺垫；戚继光、李成梁守住了北边；王崇古、方逢时在边境谈成了俺答封贡。隆庆一朝，文有徐阶、高拱、张居正、杨博，武有谭纶、王崇古、戚继光、李成梁，哪一个拎出来都是那个时代顶尖的人物。

而朱载坖做了什么？

他没有设置障碍。

他没有瞎指挥，没有乱插手，没有因为猜忌而把能人打倒，没有因为宦官的进言而乱改方向。 他用一种近乎缺席的方式，给这些人留出了足够的空间。

这听起来像夸赞，其实放在明朝的语境里，这已经极为难得了。嘉靖是怎么干的？把大臣玩弄于股掌，自己二十多年不上朝，偏偏什么都要插一手。 万历是怎么干的？和大臣闹僵之后，干脆三十年不上朝，什么都不管，折腾出一个烂到底的财政。

朱载坖的"不管"，是一种有限度的放权，不是彻底的撂挑子。

《明穆宗实录》的评价是："上即位，承之以宽厚，躬修玄默，不降阶序而运天下，务在属任大臣，引大体，不烦苛，无为自化，好静自正，故六年之间，海内翕然，称太平天子云。"

翻译成白话：他不烦人，所以大家能干事；他不折腾，所以政策能落地。

相比嘉靖朝的焦土，这已经是莫大的进步。

经济层面，除了海外贸易的突破，隆庆朝还开始推行清丈土地，试行一条鞭法的前期方案——将各种赋役合并简化，改由银两折纳。这些措施虽然没有在隆庆朝完全落地，但为张居正后来的全面推行打下了基础。史载，从嘉靖十一年到万历五年，国库收入增加了一倍多，而这个增长曲线，正是从隆庆年间开始起步的。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朱载坖在乾清宫病逝，终年三十六岁，在位仅六年。

他临终前急召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进宫受顾命，把太子托付给三位大臣，留下了一段话："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宜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

话说得很清醒。知道自己干不了太多，就把事情托付给能干的人，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清醒的时刻之一。

他死之后，张居正于同年六月接替高拱出任内阁首辅，开启了万历朝长达十年的大改革，一条鞭法、考成法、全国清丈土地……这一切能够发生，建立在隆庆朝那个政治格局和人才班底的基础上。

没有隆庆，张居正未必能有那么顺畅的起点；没有隆庆开关，白银流入中国的速度就会慢很多，一条鞭法推行所依赖的货币化基础就会薄很多。

历史的因果，有时候就藏在那些不显眼的六年里。

《明史》的最终评价是这样的："穆宗在位六载，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尚食岁省巨万。许俺答封贡，减赋息民，边陲宁谧。继体守文，可称令主矣。第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盖亦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者欤！"

六年，节俭，边境宁静，减赋，算得上好皇帝。但党争在他手里生了根，他没能管住那些内阁的倾轧，这是硬伤。

清朝的乾隆皇帝，这个对前朝皇帝刻薄点评惯了的人，专门给朱载坖留了一句话："隆庆堪称明帝良。"

不多，就这七个字，但已经足够了。

所以朱载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说他好，他的私生活一塌糊涂，好色、纵欲、沉迷春药，三十六岁就把自己折腾死了，留下一个十岁的儿子继位，差点让大明朝在那个节点失去方向。

说他坏，他在位六年，海禁打开了，蒙古打服了，名臣没被他害死，改革的种子悄悄种下了。 嘉靖朝乌烟瘴气的那些东西，在他这里被一点一点清理干净。

他是那种用"不在场"换来"有所作为"的皇帝。

他夹在嘉靖和万历之间，两头都是历史上的"大人物"，一个神神叨叨的道君皇帝，一个三十年不上朝的奇葩天子，偏偏夹在中间这个最普通的，政治功绩反而是最扎实的。

存在感最低，历史评价最稳。

道德上，他全是污点；政治上，他站在了顶点。

而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而且都是真的。

这大概就是历史最有意思的地方——它从不按照你期待的那个方向去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