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据《每日事实报》7月13日报道，巴勒斯坦的悲剧，以最极端的方式表明，当政治服从于军事逻辑和国家利益时，最终会走向何处。因此，反对重新武装。
对医生和记者来说，加沙地带的死亡风险已经高到令人失语的程度。2026年初发表于牛津大学出版社《欧洲公共卫生杂志》的一项研究，用数据证明了这一点。该研究题为《2023年至2024年加沙地带医务人员和记者的死亡风险》。
研究显示，医生和医护人员与记者一样，并不只是战争中的附带受害者，而是遭到针对的群体，尽管他们本应是最受保护的人群之一。加沙地带北部卡迈勒·阿德万儿童医院院长胡萨姆·阿布·萨菲亚医生，已经成为这场悲剧的象征。2024年12月，在一场军事行动中，他被逮捕。
他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曾公开谴责战争造成的严重儿童营养不良。以色列和国际上的人权组织及医学团体已经发起行动，谴责他的拘押状况，并要求将其释放。阿布·萨菲亚的遭遇，不仅关乎加沙，也关乎我们自己。它关乎西方制度性力量的沉默——面对医院被摧毁、医护人员和记者遭到攻击，以及战争作为国际政治常规工具被逐步正常化，这种沉默始终存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审视欧洲和意大利正在作出的选择。加沙并不是一场与我们无关的遥远悲剧，而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同样正在欧洲成形的关键问题：有组织暴力正被确立为一种长期现实，国际法被边缘化，资源也在不断从维护生命的领域——医疗、教育、福利——转向军事机器。
面对巴勒斯坦医疗体系被摧毁而保持沉默，与席卷欧洲的重新武装进程，无法分开来看。带着沉重和焦虑，2027年正在逼近，那将是意大利下一次选举之年。我们的执政者没有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没有通过重振医疗和公共服务、恢复福利体系和收入支持来保护公民，反而被“防务”的神话及其相关宣传裹挟，并且已经认定“敌人就在门外”。
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经济转型的方向不是生态转型，而是战争化转型。面对这一局面，有必要由下而上向即将参加下一届选举的政党和联盟发出一个明确而有力的信号。
正如其他人此前已经重申的那样，必须明确表态：如果某个政治力量或联盟不能在其纲领中清楚写明以下四个基本立场，我们就不会投票给它：反对重新武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冲突并停止输送武器；反对不平等并推动财富再分配；重振公共医疗、基层医疗并保护公共资源。
巴勒斯坦的悲剧，以最极端的方式表明，当政治服从于军事逻辑和国家利益时，最终会走向何处。因此，反对重新武装，并不是出于一种笼统的和平主义，而是基于对现实的直接观察：当人道主义法被地缘政治利益牺牲时，会发生什么。
这些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不容谈判，关系到意大利民众，尤其关系到劳动阶层、日益贫困化的中产阶层和普通民众。可以清楚看到，当下这个时代的多重危机——卫生危机、生态与气候危机、地缘政治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始终是那些最脆弱、最贫困、最缺乏保障的社会群体。
我们在2020年中已经看到这一点。事实上，更准确的说法应是“协同流行病”，以强调病毒传播治理所造成的损害，在社会经济层面呈现出明显不对称的分布。环境灾难和全球变暖也是同样的道理，而近几年点燃世界的非理性用武，也在加剧这一局面。
任何希望赢得我们信任的政治力量，都必须停止将异议刑事化。正是这种做法让公共讨论陷入瘫痪。相反，它们应推动一场开放而有信息基础的讨论，直面柏林墙倒塌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陷入危机所引发的深层变化。
我们必须回应这种不断下滑的趋势，抬起头来，说一声够了。我们也应该这样做，为了胡萨姆·阿布·萨菲亚，为了加沙那些仍在持续作证的医生、护士和记者。他们常常以失去自由甚至生命为代价，让外界看到在战争摧残下生活意味着什么。
如果他们的命运在我们看来依然遥远，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有些生命比另一些生命更有价值。我们必须拒绝的，正是这种对人的价值进行分层的逻辑——无论是在巴勒斯坦，还是在欧洲；无论是在加沙，还是在那些越来越倾向于重新武装、越来越背离照护的社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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