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明天我打你，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轮番上演，北京城的执政者换得比走马灯还勤。全国各地大小军阀占着地盘，各自扩军备战，中央号令出不了直隶省，局势混乱到了极点。按常理说，这正是外敌入侵的好时机，可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始终没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一战结束后，远东秩序仍由英美主导。中国的港口、海关、铁路、矿山牵扯着多国在华利益，任何一国想独占，都会触动其他列强的底线。日本在一战中趁机抢占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还试图逼迫袁世凯落实二十一条，已经引起英国的强烈不满。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美国牵头拆散了存续近二十年的英日同盟，迫使各国签署《九国公约》。公约明确要求各国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推行门户开放原则，本质就是不允许日本独霸中国。日本如果单方面发动战争，等于与所有西方强国为敌。一旦海上贸易线被封锁，日本国内经济会直接陷入崩溃。这是实打实的约束，这个风险，日本不敢冒。
日本当时的国力，也撑不起一场全面侵华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连续打下来，日本虽获得了大量赔款和权益，但战争消耗也极其巨大。仅日俄一战，日军伤亡就接近十万人，欠下巨额外债，战后国内多次爆发民众抗议，财政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到北洋时期，日本每年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用于偿还战争欠款，可调用的军费十分有限。中国国土辽阔，战略纵深极大，日军即便能快速占领沿海部分城市，往内陆推进也会不断拉长补给线。日本军部多次推演过全面开战的结果，结论都是会陷入长期消耗战，最终难以收场。真的打不起。
日本选择了成本更低的方式，扶持代理人获取利益。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日本寺内正毅内阁调整对华策略，派私人代表西原龟三前往北京接洽段祺瑞。西原龟三是寺内正毅的核心智囊，早年在朝鲜经商，熟稔东亚事务。从1917年到1918年，经他之手，日本先后向段祺瑞政府提供八笔借款，总额达1.45亿日元，史称西原借款。段祺瑞正筹措武力统一的军费，对借款来者不拒，将山东、东北的铁路、矿山、电信等权益陆续抵押给日本。日本还借此向中国军队派遣顾问、参与军械制造，势力深度渗透进北洋政府内部。不用出动一兵一卒就能获取大量权益，日本自然不愿轻易开战。
北洋军阀的整体实力，也让日本不敢轻易动武。全国各路军阀合计有数十万正规军，常年混战，实战经验丰富。盘踞东北的张作霖，早年虽接受日本扶持起家，但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态度始终强硬。他用日本资金扩建东北军、开办兵工厂，却在关键权益上处处设防。1927年日本要求签订《满蒙新五路协约》，张作霖仅在文件上写了一个“阅”字敷衍，事后拒不落实。他还主动引入英美资本进入东北，试图打破日本的经济垄断。直系首领吴佩孚击败皖系后，也公开抵制日本在华北的扩张。这些军阀都清楚，背上卖国名声就失去了立足根本，手下的官兵也不会答应。日本想分化瓦解、逐个击破，并没有那么容易。
民间高涨的反日情绪，也是日本的重要顾虑。1919年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抵制日货的浪潮蔓延到各个省份。日货在中国市场销量大幅下滑，很多在华日资企业经营陷入困境。如果日本发动全面战争，只会进一步激发全民族的反抗意志，不仅军队会联合御敌，普通民众也会以各种方式抵抗。这种全民对抗的局面，会让日本在华利益遭受毁灭性打击，这是日本政府不愿面对的。
北洋时期的日本，不是没有侵华的野心，而是受限于国际环境、自身国力和中国国内的各种反抗力量，没有发动全面战争的底气。它只能通过经济渗透、扶持代理人的方式慢慢蚕食，等待更合适的时机。后来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英美自顾不暇，日本军部势力彻底抬头，才一步步挑起了全面战争。可在北洋乱局的这十几年里，它确实不敢贸然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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