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18年3月，阴雨连绵的上海法租界，清晨五点，广慈医院的值夜护士推开17号病房的门，才发现床榻旁落下一片糖纸，床上的病人却已僵直跪倒在地。这个34岁的青年，正是曾令无数学子顶礼膜拜的“佛门浪子”苏曼殊。
追溯到1884年，他出生在横滨。父亲苏杰生是广州商行在日的买办，母亲河水合若子出身日本平民。更复杂的是，母亲竟是父亲正室的妹妹——这桩家族秘史，让初来人世的婴儿从一开始就被贴上“私生混血”的标签。当地乡邻好奇又冷漠，小曼殊被送入旁人家寄养，童年的日子如同浮萍。
1890年夏天，他被父亲带回广州。府中姨娘们的侧目、佣人的窃语，像潮湿暑气一样无孔不入。敏感的孩子无处容身，八岁那年，他独自跑到蒲涧寺，向方丈双手合十：“师父，收我吧。”僧衣遮住的未必是悟道，更多是逃世。可惜孩童难守戒律，偷吃鸽子肉被发现，只得卷铺盖下山，一身尴尬。
转眼1900年，上海法租界里灯火迷离。16岁的他随父亲暂住亲戚家，却在港口买到一张前往东京的船票。师长劝阻无果，只得摇头长叹。抵达日本后，他加入“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喊着反清口号，在神户的街头发传单，手指冻得通红。和同去的表兄为此彻底决裂，他只得带着一把二胡和两本佛经，匆匆返粤。
这一次回国，他第二度剃度，仍旧在蒲涧寺。晨钟暮鼓固然清净，可激情澎湃的年代哪里容得下彻底遁世？不出两年，他又披上俗装，混迹于上海的书局与茶楼，用流利的日语翻译《拜伦诗抄》，稿费一到手，便拉上朋友夜探梨园。鲁迅事后回忆：“此人一手檀香，一手酒壶，怪也。”短短一句，正中要害。
1905年春，他赴南京讲学。秦淮烟水里，20岁的泰淮歌妓金凤唱起《太平歌词》，清亮嗓音让他心底泛起久违的温暖。后来南归途中再访横滨，重遇童年玩伴静子，却因自己“半僧半俗”的身份难言婚娶，姑娘郁闷成疾，不数月便香消玉殒。朋友劝他节哀，他只是苦笑：“一切皆空，奈何心不空。”
华兴会成立，他也随黄兴奔走呼号。长沙起义破灭后，满腔热血被冰水泼灭。理想一旦摇晃，放纵便趁虚而入。有人见他在上海昌里路“半夜敲门遍请诸妓”，却又独自倚窗抚琴，待人散席，他写下“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在旁人看来，他好声色；可熟人知道，他常把酒钱一分不剩地散给歌女，只求对方少受皮肉之苦。
他的癖好超过常人。冬夜无钱添炭，他冒雪闯进郊外寺庙，抢来一件破僧衣，披上就睡。饿了，能一顿吞下十个烧饼，再用白兰地灌下一瓶。胃病就是这样熬出来的。可只要稿费到账，立刻大包小包把糖果和栗子塞满行李。朋友笑他：“你是佛门子弟，怎偏偏嗜甜如命？”他甩甩袈裟，只留下一句：“慧根生苦处，甜是赎罪。”
海上奇遇也未能留住他漂泊的脚步。1908年11月，他应南洋华侨之邀登船讲学，途经吕宋海峡时胃疾发作，一个西班牙混血女郎雪鸿守在床前，一再劝他少食多休。“等我好了，带你去看星星。”他虚弱地笑。可是浪花拍打甲板，诺言随风而散。抵港后，各自成陌路，他写了首《本事诗》寄去，却再无回音。
岁月被饮尽。1918年初春，他的胃痉挛愈演愈烈，友人集资送他住进广慈医院。病榻前，他仍握着半截铅笔，在信纸上勾勒断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值班大夫劝他禁甜食，他摆摆手：“不吃糖，诗也苦涩。”当夜，糖纸声细碎，灯火微阑。
清晨的护士报了警，友人赶到现场，只见床底滚落的一包包彩色糖袋，混着栗子壳，铺满地板。验尸结果写得冷冰冰：“急性胃痉挛并大量糖分摄入导致休克”。这位曾在佛门与红尘之间来回踱步的诗僧，就此定格在34岁。
葬礼很简单，几位故交合力抬棺。灵柩旁，鲁迅低声说：“怪人终究以怪事收场。”墨色纸幡在春风里翻动，似乎无声应和着那八字绝笔：“一切有情，都无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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