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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5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行政处罚信息,中信银行因相关贷款、信用卡等业务管理不审慎,被处以1140万元罚款。对刘晓凯警告并罚款5万元,对白艳超、何健、张洁、刘双艺予以警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新局长到任后首批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唯一一张千万级罚单。
罚单本身并不算重。放在中信银行2025年706.18亿元归母净利润的体量面前,1140万元不过沧海一粟。中信银行的回应亦中规中矩:“对本次监管检查发现的问题,已积极整改,对违规业务完成结清、压降与风险管控,并依规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问责”。
但罚单撕开的裂缝,远比数字本身更深。
2025年,这家资产规模首次突破10万亿元的股份制银行,据证券之星统计,全系统(不含个人)累计收到56件行政处罚,罚款总额超过6700万元。2026年上半年延续了这一势头,年初至今累计受到15起监管处罚(不含个人),罚款总额超过2500万元。信贷零售业务违规是处罚的“重灾区”。若将分支机构罚单悉数计入,2025年中信银行全年罚单数量高达136张,在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中排名第一。
一边在年报中宣称“控风险有效、促发展有力的风控体系贯穿全域”,一边罚单数量在股份行中“夺冠”,中信银行的合规管理正在遭遇系统性拷问。
2022年,中信银行明确提出“零售第一战略”。四年过去,零售业务不仅未能实现预期增长,反而成了最明显的短板。
2025年,中信银行整体业绩保持平稳——归母净利润706.18亿元,同比增长2.98%。但零售业务实现营业收入793.67亿元,同比下降7.37%;税前利润53.03亿元,同比大幅下降42.55%,利润占比由上年的11.4%降至6.3%。在三大业务板块中,零售是唯一营收、利润双双下滑的板块。
零售业务盈利能力大幅下滑的背后,信用卡业务的表现尤为值得关注。在全国信用卡市场持续收缩的背景下,中信银行却成为少数仍保持较快扩张的银行之一。截至2025年末,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量为6.96亿张,首次跌破7亿张,较上年同期减少3100万张。而中信银行信用卡累计发卡量达到1.29亿张,同比增长4.6%,增速显著高于多数上市银行。
发卡量逆势扩张,换来的却是“量增质降”。
2025年,中信银行信用卡交易额同比下降11%至2.18万亿元,业务收入同比下降14.5%至477.49亿元,信用卡贷款余额从4878.82亿元降至4621.17亿元,同比下降5.28%。与此同时,信用卡不良贷款余额达到121.18亿元,不良率升至2.62%,为全行整体不良率1.15%的两倍以上;个人消费贷不良率升至2.80%,个人经营贷不良率为1.46%。
发卡量增长而交易、收入、余额齐降,不良率持续走高——这套数据组合勾勒出的,是一幅“为规模牺牲质量”的典型图景。
中信银行管理层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2025年上半年业绩发布会上,时任行长芦苇表示,中信银行“已经摒弃了规模情结,更专注于效益和质量并重的增长”。然而数据表明,从“口号”到“落地”之间,尚有不短的距离。
2026年3月的业绩发布会上,董事长方合英的表述已悄然变化:“公司业务挑大梁,零售业务稳贡献,金融市场增收入”。曾经高调的“零售第一战略”在官方口径中逐渐淡出。从“第一”到“稳贡献”,战略重心的迁移折射出零售转型的现实困境。
1140万元罚单并非孤例。梳理中信银行近年来的监管处罚记录,一条贯穿信贷、信用卡、理财、同业、反洗钱等多个领域的违规链条清晰可见。
2025年堪称中信银行的“罚单高峰年”。9月12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因“理财回表资产风险分类不准确、同业投资投后管理不到位”两项违规,对其处以550万元罚款。9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因违反金融统计相关规定、违反账户管理规定、违反反假货币业务管理规定、占压财政存款或资金、违反信用信息采集与查询管理规定、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未按规定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等7项违规,对其警告并罚款1535.7万元
从总行到省分行,从省分行到支行,从对公信贷到信用卡分期,从贷前调查到贷后管理,中信银行的风控体系正面临全面考验。这些违规行为的一个底层特征是——不属于监管套利,而是基础管理漏洞。
信用卡业务的独立运营模式加剧了这一风险。2002年,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经主管部门批准成立,作为总行一级部门,在运营上与省级分行平级,坐拥独立牌照,财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一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让信用卡业务绕过传统银行的复杂审批流程,直面市场竞争。在信用卡黄金时代,卡中心曾是中信的扩张利刃。
但高度市场化、独立核算的定位也意味着,信用卡中心的内部话语权与收入直接挂钩。一旦收入下滑,焦虑感直线上升。
总行对零售业务的增长要求、一线从业人员的绩效考核,多重压力叠加,制造的是“创收压倒一切”的激励机制。从业绩压力层层传达,从总行到卡中心、分中心再到一线客户经理,每个环节都在为完成指标而思索时,可能阻碍业绩达成的合规审核,难免受到挑战。
2024年3月,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杭州分中心因信用卡资金用途管控不力、现金分期资金实际用于购买理财产品、未有效识别信用卡套现行为被处罚30万元——银行的钱贷出去后没盯住去向,结果被客户转头买了银行理财,信贷资金在体系内空转。
这种“扩张驱动”的路径依赖,正在将合规管理推向越来越危险的边缘。
2026年6月,吕天贵正式就任中信银行行长,同时被聘任为首席合规官(据公开报道,具体任命日期为6月15日)。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人事安排——行长兼任首席合规官,在股份制银行中并不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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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天贵的职业生涯有一个鲜明特征:历任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总裁、零售银行部总经理、私人银行部总经理、总行副行长、中信信托董事长。他不是风控出身,不是合规出身,而是业务出身。让一位业务出身的行长亲自把守合规红线,中信银行释放的信号颇为明确:合规已不再是后台部门的事,而是上升到一把手工程的高度。
但挑战同样现实。吕天贵履新第3天,一张120万元的罚单就从深圳飞到了北京总行——理由是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来源不合规。这是继6月5日总行1140万元罚单后,短短13天内中信银行收到的第二张罚单。两张罚单,1260万元,从总行到分行,从信贷到信用卡到票据,很难让人归结为偶发的操作失误。
中信银行面临的深层矛盾在于:信用卡不良率已升至2.62%的五年新高,零售业务税前利润暴跌42.55%,而净息差从2021年以来持续承压,2025年虽企稳在1.63%,但仍同比下降14个基点。
在息差收窄、利润承压的大环境下,压缩业务规模以换取合规质量的改革,注定要面对来自业绩指标的强大阻力。
2025年,中信银行营业收入2124.75亿元,同比下降0.55%。营收下降而净利润增长2.98%,利润增长更多依赖成本控制和拨备调节,而非收入端的真实扩张。在这种财务结构下,任何可能冲击短期业绩的合规整改,都面临内部利益格局的激烈博弈。
中信银行在回应1140万元罚单时称,“已积极整改,对违规业务完成结清、压降与风险管控”。从2025年9月的央行1535.7万元罚单,到2026年6月的金监总局1140万元罚单,不到一年时间两张千万级罚单——整改的成效,尚需时间检验。
而吕天贵面临的真正考验是:在规模扩张的惯性与合规约束的刚性之间,能否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平衡路径。
1140万元的罚单,金额不大,但指向的问题不小。当一家资产超10万亿的银行在信贷、信用卡等核心业务上屡屡触碰监管红线,当“零售第一”的战略口号与“量增质降”的经营现实形成鲜明反差,中信银行的合规边界究竟在何方——这不仅是对一家银行的追问,也是对整个银行业“规模至上”发展模式的反思。#中信银行#
{{作者:张伟坚}}| {{编辑:乔风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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