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发现装有大量中国瓷器的沉船，“始发港口可能是广州”，多方发声

面朝奥斯陆峡湾的挪威海事博物馆内，“瓷器沉船——来自深海的珍宝”快闪展正在举行。一处砖墙环绕的展厅里，数件文物被浸泡在装有淡水的透明储存箱内展出。

这些器物来自挪威南部斯卡格拉克海峡约600米深处发现的一艘18世纪沉船。由于船上装载了大量中国瓷器，挪威研究人员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

挪威海事博物馆高级策展人斯文·阿伦斯告诉媒体，这项深海调查和打捞过程一度保密进行。随着首批出水文物的公开亮相，这艘沉睡两个多世纪的商船再次引发国际学术界关注。

这些跨越半个地球来到北欧的中国瓷器，究竟产自何处？经历了怎样漫长而复杂的航程？7月8日，江西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根据目前公布的器物特征判断，其中部分青花瓷与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中的清代乾隆早期标本高度相似。18世纪中叶，广州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瓷器运输很可能是接力完成，其在中国的始发港口可能是广州。”

“瓷器沉船”考古背后，不容忽视的是“千年商都”广州的全球吸引力——在18世纪中叶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大量货物和商船都是从此装载启航。

2025年9月，挪威钟表设计师埃斯彭·萨斯塔联系了挪威海事博物馆。他是一名专业潜水爱好者，同时经营一家小型遥控潜水器勘测公司。此前，他用相机在挪威南部斯卡格拉克海峡，拍到了“不寻常”的东西——数百米深的海底，一艘保存相对完整的沉船静静躺着，船体周围散落大量器物，在探照灯下泛着光泽。

对于长期研究北欧海洋遗产的考古学家来说，沉船并不罕见。但当遥控潜水器传回第一批高清影像时，挪威的考古学家们震惊于瓷器完整状态之完好。

6月初，这项重大发现被公布后，挪威文化遗产局局长汉娜·盖兰向媒体感叹道：“看到这艘沉船的巨大规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地以前发现的沉船货物通常都已破损，或被海洋生物覆盖，而这次发现的文物却成堆完整地躺在海底。

据了解，今年4月前后，考古团队派出遥控水下机器人对船体和货物进行系统拍摄，据此建立三维模型，绘制出沉船及货物分布图。

这艘沉船长约22米，有两根桅杆，属18世纪北欧常见商船类型。船首仍能辨认出锚和锚链，船尾结构保存良好。除少数区域因渔网挤压导致货物移位外，大部分货物仍留在船内。船上还发现滑轮、绳索、厨房用具、铸铁炉及疑似望远镜等航海用品。

更令人意外的是货舱里数量可观的中国瓷器。“它们看起来就像昨天才买回来的一样。”研究人员如此形容道。

这些跨越半个地球来到北欧的中国瓷器，具体产自哪里？它们为何会出现在北欧海域？

7月8日，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媒体，“从公布的器物特征判断，这批出水青花瓷器的风格与景德镇乾隆早期外销瓷高度相似。”

“目前主要是通过器物的造型、纹样、发色以及胎釉特征进行判断。”翁彦俊认为，虽尚未获得相关检测数据，但从视觉特征和考古资料比对来看，这批瓷器与景德镇相关窑址出土的清代乾隆早期标本有明显关联。

翁彦俊向媒体介绍，多年来，景德镇持续开展陶瓷考古，积累了数千万片不同历史时期的瓷片标本，建立起较完整的古陶瓷基因库。从御窑厂遗址到落马桥窑址，从窑炉到匣钵，从残片到完整器物，这些资料为今天辨认一件瓷器的“身份”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外，这艘沉船内装载瓷器的木箱中发现的稻草填充物，也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

盖兰曾在接受媒体专访时透露，专家推测该船来自欧洲某座城市，并在欧洲完成了货物重装转运，尚不能确定其最终目的地是否为挪威的某个港口。然而，装载瓷器的木箱内发现的稻草填充物，意味着船上的中国瓷器可能仍保留着来自亚洲始发港口的原始包装。

对此，翁彦俊向媒体表示，“景德镇瓷器运输过程中，茭草长期被用作包装材料。”茭草本身虽不能作为判断产地的唯一依据，但从历史运输方式来看，这种包装方式与景德镇外销瓷长途运输传统存在较强关联。

清代督陶官唐英所著的《陶冶图说》中就曾提到“将茭草置于内，竹篾横缠于外”的包装方式。在翁彦俊看来，这些茭草或许比瓷器本身更能反映其长途运输的状态，是研究其流通路径的一条重要线索。

数百年前，一件景德镇瓷器如何抵达欧洲，或许并不是一个容易想象的过程。

翁彦俊告诉媒体，在通常情况下，清代景德镇瓷器外销主要依靠水陆联运。瓷器首先从景德镇沿昌江河顺流而下进入鄱阳湖，经鄱阳湖溯赣江，随后通过陆路翻越梅岭后，进入广东境内，利用广东发达的水系运往广州港出海，开启远洋航程。

18世纪中叶，中国对外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1757年后，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广州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云集珠江口，通过广州采购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商品。

翁彦俊表示，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浙江、福建等地的港口在乾隆早期仍存在对外贸易活动的可能性，但广州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大量货物和商船都是从广州装载启航。

这批沉船瓷器主要为青花瓷，其中一些属于巴达维亚瓷，是值得关注的例证之一，恰好反映了中国外销瓷发展的重要转变。

据翁彦俊介绍，巴达维亚瓷是欧洲国家在景德镇定制的大宗外销瓷，因经由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现雅加达）中转后进入欧洲市场，得以获此名称。

他还提到，沉船打捞出来的部分青花瓷器，外壁施以酱釉或紫金釉，内部绘制青花纹样，这种器型和装饰方式并非传统中国审美，而是针对欧洲市场需求进行的调整——主要用于喝咖啡、热可可或饮茶。当时，随着咖啡文化在欧洲兴起，欧洲消费者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景德镇工匠便根据海外订单调整器型、纹饰和釉色，使产品更加符合欧洲人的生活习惯。

翁彦俊认为，这也证明，当时中国瓷器中的部分品种已是备受珍视的高附加值、高溢价商品，值得历经千辛万苦的中转，远赴如此遥远的目的地。

关于“瓷器沉船”从哪里来、驶往何处、为何沉没等问题，仍待解答。不过，挪威专家们都倾向于认为这艘船并非直接从中国驶往挪威。

他们推测，沉船上的这批瓷器很可能首先从中国港口出发，绕过南非好望角进入欧洲，随后在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哥德堡等港口换船或转运，最终驶向更北方的市场。

“这实际上是一种接力贸易。”在翁彦俊看来，这种运输模式正是18世纪全球贸易的重要特征。他表示，瓷器运输很可能是接力完成，其在中国的始发港口可能是广州。

翁彦俊介绍说，从广州出发的商船沿中南半岛海岸南下，在巴达维亚等贸易中心进行中转，部分货物可能被出售，一般货物价值较高的商品会被重新装载上船。随后船队绕过好望角进入西欧，在西欧主要港口停留，再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二次分销。

事实上，这种接力模式并非始于18世纪。

翁彦俊告诉媒体，早在唐宋时期，中国商品便通过阿拉伯商人等中介力量销往更远地区。丝绸、瓷器、香料和金属制品不断在不同港口之间流转，形成横跨亚洲、非洲和欧洲的贸易网络。到了18世纪，这种区域性的接力贸易进一步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贸易体系。

一件景德镇瓷器可能诞生于江西山区，经广州出口，在巴达维亚中转，在阿姆斯特丹重新装船，最后出现在挪威、瑞典或丹麦家庭的餐桌上。

中国外销瓷跨越数万公里，也跨越了不同文明和文化，这也是此次考古发现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

翁彦俊指出，在北欧海域以考古方式发现如此规模的亚洲货物沉船极为少见。过去，人们发现的外销瓷沉船大多位于南海、印度洋或大西洋等海域，而这次发现则将研究视野进一步延伸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更重要的是，此次考古发现反映出18世纪中国瓷器的全球影响力。

挪威海事博物馆此前向媒体表示，希望未来能够与中国相关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对此，翁彦俊也表达了他的期待。

“这些瓷器无疑与景德镇有着密切关系。”他说，景德镇数十年来积累的大量考古成果、文物保护经验以及外销瓷研究资料，都有望为未来的国际合作提供支持。

在挪威海事博物馆内，不时有参观者俯下身，凑近观察这些在水下沉睡数百年的展品。灯光下，青花瓷的纹饰依然清晰。

关于沉船的研究仍在继续，而这些跨越重洋、留存至今的瓷器，仍在无声地讲述着当年那片海域的往来与相遇。

南方都市报

编辑：柠檬奶

审核：INN L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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