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日记· 文明之殇
——“七七事变”前后的历史细节
张重宪(张伯苓研究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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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张园】
1937年7月14日,清晨,张自忠即乘军方公务专车从北平沿北宁线赶赴天津。
稍早,张自忠收到宋哲元从天津发来的电令,令其即刻返津协助谈判、整顿天津军政。临行,张自忠与秦德纯、29军幕僚会商北平城内防务、交接北平临时交涉事务。并确认了平津之间铁路沿线日军增兵,廊坊已有冲突的情报。
当日,平津铁路沿线已有日军巡逻部队、装甲列车巡查,沿途多处车站被日军控制,列车通行受严密盘查。
一大早从北平急着赶往天津的还有一个人,只不过他乘坐的是普通客车,他就是北洋直系下野督军、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齐燮元。
齐燮元下野赋闲,久居天津英租界,长期与日本驻屯军高层往来,其子齐鸿迈精通日语,充当对日翻译联络人。齐燮元虽在29军无权,但属于冀察政委会内部亲日调停派核心人物,是日方点名认可的中间人。此次齐燮元赴津,名义上协助宋哲元谈判,实则是替日本人施压、诱和。
其实,早几天(11日上午)今井武夫在北平已单独密见齐燮元。密谈中,今井向齐燮元交底,托其转告宋哲元及29军高层,称“只要29军全盘接受日军条件,签字那一刻,驻扎卢沟桥周边日军立刻全数后撤,不再炮击宛平、卢沟桥”。齐燮元当然知道这是日军用来麻痹宋哲元的缓兵之计,但他不仅全盘附和保证,还主动献策:29军内部主和派居多,可放大军事压力,逼迫宋哲元妥协,甚至暗示可策动北平官员依附日本。同时,齐燮元也没有忘记借机向日方索要筹码:若斡旋成功,希望日方扶持他执掌华北军事,重建依附日本的地方武装。
上午,在张园(驻屯军司令官官邸,当时宫岛街,今鞍山道)即开谈判,至此,卢沟桥交涉由北平移至天津。
宋哲元委派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委员、冀察交通委员会主任、29军少将外交顾问陈觉生与日方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情报参谋少佐专田盛寿当面逐条核对七项要求,据法理反驳日方苛刻条款,齐燮元居间往返传话。
张自忠虽比齐燮元早到天津,下车后立刻接见天津警察局局长李文田、秘书长马彦翀,核对城防、治安军情,傍晚六时才到宋公馆(英租界 17 号路宋哲元寓所),与宋哲元、邓哲熙、陈觉生、齐燮元完整复盘当日谈判全部细节。
20时,天津日军600人,包括步兵、骑兵和炮兵部队,从海光寺兵营开出,在大街上示威。同时,天津日军开往丰台助阵,经过平津间廊坊落垡车站与中国军队冲突,北平永定门外及大红门亦有接触,日机四架由津飞平侦察。
一整天,日军兵车到天津者已16列,有1500人进驻海光寺野战兵营。
日军又从国内向中国抽调7个飞行大队、4个独立飞行中队,编成临时航空兵团以德川好敏中将为兵团长,分别部署在山海关、锦州、大连地区。
当日下午,中共中央由毛泽东、朱德签发中央军委令,由延安致电前方红军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及各师首长:限十天内全部整备完毕,随时开赴华北前线。同时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战。
晚间,庐山山风转西北,空气湿润清爽,全无天津的酷暑闷热。牯岭仙岩饭店晚餐时间,张伯苓与傅斯年(中研院总干事)、邵力子(国民党文宣、文教高官)、王云五(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吴贻芳(金陵女大校长),以及沪宁教育、职业教育、教会学校代表谭仲逵、刘湛恩、曹梁厦等聚餐交谈。刚好,浙大校长、气象学家竺可桢、中国科学社负责人任鸿隽也赶到了庐山。大家谈论的焦点自然是卢沟桥事变刚爆发一周,平津局势持续恶化……一众文教名流聚集交换消息、商讨时局对策,但他们并没有谈得太晚,因为明天“庐山谈话会”就正式报到了。
当晚,张伯苓从庐山致电南开财务主管华午晴:“喻晨北返,校款陆续汇渝,苓寓仙岩饭店。”再致电时在日本东京的南开大学教授、南开《东北地理教本》著者傅恩龄,让其“乘机返回。”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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