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评】新档案公布，日本化学战罪责再添铁证

中国网特约评论员 关照宇

近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以下简称《身上申告书》）。这份总计148页的档案首次系统披露了侵华日军第五一六部队成员的身份履历、人员调动和战后去向，与既有部队名簿、战犯笔供等史料相互印证，进一步揭露日军在海拉尔等地开展毒气实验的罪恶事实。

该档案的价值远不止于史料补充，更在于对日本侵华化学战组织体系、人员体系和责任体系的系统性补证。它再次表明，侵华日军化学战并非个别军人的临时行为，也不是某一支部队的孤立犯罪，而是日本军国主义国家机器有组织、有计划、有分工实施的反人类暴行。

从证明有罪到指认谁在犯罪

过去，关于日军化学战的研究和公众认知，更多集中在毒气弹使用、人员伤亡以及遗弃化学武器等方面。相比之下，具体有哪些人员参与，人员在不同部队之间如何流动，技术、训练和实验如何协同，战败后相关人员又流向何处，长期存在不少空白。

这份档案的核心价值，在于把原本分散的姓名、职务、时间和地点重新连接起来。它不仅提供了第五一六部队成员的个人履历，也反映出该部队与第七三一部队、第一〇〇部队以及日军化学战训练机构之间存在人员往来和技术联系，如原队员楠博曾作为侵华日军第五一六部队队员前往一〇〇部队教育部开展以“兽疫业务培训”为名的细菌战人员培训。这说明，日本侵华生化战背后存在一张覆盖研究、训练、实验、生产和实战使用的犯罪网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档案中关于川波护等人员前往海拉尔参加所谓“冬季实验”的记录，可以与战犯供述中的毒气实验事实相互印证。看似简单的调动履历，背后却是对中国军民实施的人体伤害和毒气残害。日本军方曾试图用“实验”“研究”“防疫”等技术性词汇掩盖罪行，但无论名称如何包装，都改变不了其以活人为对象、以战争为目的的反人类本质。

作为日本军方的内部人事档案，《身上申告书》并非战后回忆，也不是受害国单方面整理的控诉材料。它与其他档案相互印证，使第五一六部队的组织轮廓更加清晰，也使日本方面所谓“证据不足”“事实不明”的辩解更加苍白。

第五一六部队凭什么长期“隐身”？

与第七三一部队相比，第五一六部队的公众认知度明显偏低。但知名度低并不意味着罪行轻，反而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对化学战罪证的掩盖更加系统。

首先，日军生化战部队从设立之初便高度秘密化。不同部队使用普通番号或掩护性名称，实验、生产和使用环节被有意分割，具体人员也频繁调动。这样的组织设计既服务于战争犯罪，也为日后销毁证据、推卸责任预留了空间。

其次，日本战败前后，相关部队大规模焚烧档案、破坏设施、转移人员，并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遗弃。其目的十分明确，在于消灭证据、逃避追责。由此不仅造成部分档案缺失，更使大量受害者姓名、实验地点和死亡情况永远无法得到完整确认。

再次，战后追责不彻底，进一步造成了历史真相的断裂。部分参与生化战的人员没有受到应有惩处，反而重新进入日本医学、教育、科研等领域。一些犯罪事实长期被置于冷战政治和现实利益之下，侵略责任被有意淡化。正因如此，今天每发现一份新档案，都不仅是在增加一项证据，更是在修补曾被人为割裂的历史。

更深层来看，第五一六部队长期未得到与其罪行严重程度相匹配的公众关注，也与历史叙事过度集中于少数标志性部队有关。第七三一部队固然是日本生化战罪行的重要象征，但日本化学战绝不只有一个“七三一”。如果只看到个别部队，就容易把国家犯罪误读为少数机构的越轨行为。此次档案公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进一步揭示日本侵华化学战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用历史铁证回应现实中的翻案逆流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这一特殊节点公布档案，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当前，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模糊侵略表述、淡化加害责任等方式重塑战争记忆。一些政治人物频繁参拜靖国神社，对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闪烁其词，甚至企图把日本包装成战争“受害者”。

历史修正主义通常不会直接否定所有事实，而是通过缩小范围、切割证据、制造争议来消解责任。对南京大屠杀如此，对强征“慰安妇”如此，对细菌战、化学战同样如此。其基本逻辑是：先要求提供证据，面对证据又质疑其代表性；无法否认个案时，再否认其组织性和国家责任。

《身上申告书》的公布，恰恰从人员和组织层面戳穿了这种诡辩。日军化学战不是孤立的偶发事件，不是基层部队的擅自行动，更不是可以被模糊处理的“战场行为”，而是由日本军国主义体制推动实施的系统犯罪。

更应警惕的是，历史认知与现实政策从来不是彼此割裂的。近年来，日本加快扩充军备、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发展所谓“反击能力”，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与此同时，国内历史修正主义也在持续升温。淡化过去的侵略，往往是为了降低社会对军事扩张的警惕；美化所谓“国家荣光”，则是在为重新解释战争和武力使用寻找思想基础。历史认知的歪曲为政策右转铺路，政策右转反过来又不断为历史翻案提供动力，二者互为因果、彼此助长。

因此，公布罪证档案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守住事实底线。真正的历史和解从来不是建立在遗忘和篡改之上，而必须以正视侵略、反省罪责为前提。

档案可以被销毁，罪犯可以逃避审判，但历史事实不会因此消失。每一份重新发现的原始档案，都是对遇难者的告慰，也是对现实中翻案逆流的有力警示：日本侵华化学战的罪责不容否认，更不容改写。（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东亚问题专家）

编审：邢砚薷 蒋新宇 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