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林家豪：“谁的痛苦，被历史遗忘了？”

来源：环球时报

在国际主流叙事中，太平洋战争通常以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作为起点；二战战争记忆的重心，也长期集中在欧洲战场、中国战场、广岛长崎原子弹事件，以及战后国际秩序等。马来亚与婆罗洲战场则长期隐匿在历史叙事的边缘。马来亚与婆罗洲战场为何被忽略？东京审判在清算日军东南亚战争罪行层面存在哪些局限？重审这段历史，对今天的亚洲二战史研究又具有何种价值？

东南亚华人苦难长期缺席全球二战叙事

长期以来，日军偷袭珍珠港被视为太平洋战争的开端，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二战后美国掌握战后国际话语主导权。珍珠港事件象征的是“美国被卷入战争”，却忽略了“亚洲人民早已大规模大范围遭受战争”的事实。对于马来西亚人民而言，战争早已在日军登陆、轰炸、屠杀与军事占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1941年12月8日，日军在马来亚北部登陆后，快速南下，仅用70天便攻陷新加坡。彼时，马来亚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橡胶与锡矿生产地，掠夺橡胶与锡矿资源是日本发动“南方作战”的核心目标之一。

然而，在战后的历史书写中，马来亚战场常被简化为“新加坡沦陷的前奏”，甚至只是英军失败的背景板。当地民众的苦难、社会体系崩溃与族群创伤，几乎未能进入主流二战记忆体系。

1942年新加坡沦陷后，日军先开展针对华人的“华侨检证肃清行动”（俗称“大检证”），随后强迫当地华人社群缴纳5000万叻币（英国殖民政府在海峡殖民地，即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地区发行的法定货币）“奉纳金”。这是针对华人群体的系统性报复。抗战时期，南洋华侨持续捐款、输送物资支援中国抗日运动，日军因此视华人群体为“潜在敌对族群”。“奉纳金”与“大检证”同步进行，大量华人被拘捕、审讯、枪决。这种针对平民的集体清算，已经具有明显的种族迫害性质。据统计，马来亚遇难华人约10万人，新加坡约5万人。

令人遗憾的是，这类针对东南亚华人的经济掠夺与族群迫害，在战后审判中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东京审判关注甲级战犯、国家层面的侵略责任，以及日军虐待盟军战俘等问题，乙级及丙级战犯的审理权则交由英国、澳大利亚等原殖民地宗主国，在东南亚各地设立临时军事法庭。然而，许多伤害殖民地平民的日军战犯没有得到充分追责。以战犯西村琢磨为例，他参与策划新加坡华侨肃清大屠杀，在英国主持的新加坡战犯法庭仅被判处终身监禁；后来，澳大利亚单独开庭审理“巴力士隆屠杀”（日军杀害150名澳军战俘案），西村琢磨被澳方判处死刑。两起审判的不同结果，说明清算优先级明显不同。这一鲜明对比，直观体现出东南亚华人的战争创伤，长期游离于国际法叙事与国际历史记忆之外。

“东南亚731部队”鲜被关注

婆罗洲战场的历史价值，不仅因为其军事意义，更因为那里发生了极为惨烈的暴行。在沙捞越与北婆罗洲地区，大量平民遭受屠杀、强制苦役与饥荒，尤其山打根死亡行军，更是亚洲战场最惨烈的战争罪行之一。然而，相较于欧洲集中营形成的全球性历史记忆，婆罗洲的战争创伤长期缺少国际关注。许多地方甚至没有完整的战争纪念馆、专业研究机构或系统性史料档案。

1942年，日本在新加坡设立“冈字9420部队”，是专门面向东南亚热带环境的细菌战单位。相比于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冈字9420部队”则鲜为人知得多。它隶属于日本陆军防疫给水体系，不仅进行细菌武器研发，更涉及人体实验、疾病研究与热带环境下的生化作战演练。日军投降前夕，大量内部档案被销毁，其相关细节至今难以完全复原。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国际学界对731部队已有相对广泛的研究，但对“冈字9420部队”的研究却极为有限。

根源在于东南亚始终处于全球二战史研究的边缘地带，相关档案散落于日本、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而马来西亚本土又缺乏国家级的专项战争史研究机构，也没有持续性政策扶持。于是，这段日军细菌战历史逐渐“沉没”。

重构完整的亚洲二战史

如今，二战英属马来亚时期的苦难，特别是华人社群遭受的系统性迫害，长期被视为“族群史”，而非“国家历史”。除了华人社团自发举办纪念活动之外，整个社会对于这段战争创伤的关注度普遍偏低。一段苦难历史如果无法进入公共叙事体系，它就难以沉淀为统一的国家集体记忆。

在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历史节点，我们首先要肯定东京审判的重要历史价值：它首次在国际司法层面确立“发动侵略战争构成国际罪行”的原则，也推动了现代战争法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回避其局限。东京审判受制于二战结束初期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受到冷战结构影响，大量东南亚区域性战争罪行、殖民地平民受害案例未能得到完整清算，许多东南亚受害者始终游离于国际司法主流叙事之外。

重新研究马来亚与婆罗洲战场历史，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与现实意义。一部完整的二战史，理应同样属于那些被轰炸的村庄、被迫缴纳“奉纳金”的家庭、死于热带丛林的战俘与劳工，以及所有从未出现在主流历史叙事的底层受害者。遗忘边缘地区民众苦难的历史，永远是不完整的。

今天，当我们重新讨论亚洲二战史时，我们更应该反思：“谁的痛苦，被历史遗忘了？”（作者是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