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不再是身份象征？美研究提出“贡献经济”，不比赚钱比有用？

250年来，工作一直在帮助定义“美国人”意味着什么：高效、自立、有用，并因此在共同体中拥有一席之地。这也是为什么，人工智能带来的最大问题，不只是它会摧毁多少工作岗位，而是：当一个围绕工作建立起来的国家，工作不再是身份、尊严和归属感的主要来源时，会发生什么；以及，人们能否建立起接下来的新秩序。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社会一直建立在一个核心假设之上：大多数成年人都将通过工作赢得自己的位置。这个信念根深蒂固。

它源自美国历史中更早的两股传统。一是清教徒的工作伦理，即相信勤奋、纪律、节俭以及对使命的投入，不只是经济习惯，也是道德义务。二是托马斯·杰斐逊推崇的自耕农理想：独立公民凭借劳动、财产和自给自足，因而适合享有自由。两种传统共同作用，使工作不只是谋生手段。工作成了品格的证明，也是归属感的凭据。

这一假设塑造了几乎一切。学校是为工作做准备，成年意味着找到一份工作，经济健康意味着创造就业。尊严、地位和身份都与职业绑定。美国的制度设计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人的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核心引擎。即便到了今天，人们初次见面时，往往仍会先问一句：“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反映的是更大的现实。从农场、工厂到办公室和各类专业领域，工作组织的不只是经济活动，也成了美国人组织人生意义的主要方式之一。

人工智能提出的最大问题，不只是工作会发生什么。短期来看，这个问题确实迫切。大规模扰动、岗位流失和社会动荡都是真实风险，值得严肃对待。多数人相信，社会最终会度过这一阶段，新的工作形式会出现，生产率会提高，某种更广泛的富足也会到来。

但即便如此，更深层的问题仍然存在：当工作不再是人们组织身份、目标和归属感的主要方式时，一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人们至今对这场转型的讨论仍然过于狭窄。讨论焦点往往是人工智能会创造或摧毁多少工作，以及如何让人们重新掌握下一阶段所需技能。这些当然重要，但它们忽略了一个已经展开的更大变化：工作或许已无法继续承载人们赋予它的全部意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当工作不再是人们赚钱、安排生活、理解自身价值的主要方式时，会发生什么？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美国人从不把工作仅仅看作一份薪水。人们赋予它强烈的道德分量。德里克·汤普森将这种观念称为“工作主义”，即相信工作不仅是经济生产所必需的，也是身份认同和人生目标的核心。皮尤研究中心发现，39%的劳动者表示，他们的工作或职业对整体身份认同“极其重要”或“非常重要”，另有34%的人认为“有些重要”。

换句话说，这不只是一个劳动力市场问题，也是一个意义问题。几代人以来，有偿工作做的不只是维持生活，它也帮助定义“怎样的人生才算完整”。一份工作告诉你自己处在什么位置，给你生活节奏，把你连接到比个人更大的制度之中。它带来同事、期待和里程碑，也提供一种被社会认可的贡献方式。这种安排从来都不完美。许多工作令人疲惫、不稳定，甚至有损人的尊严。

也一直有很多人在工作之外寻找人生目标。即便如此，工作仍然是成年生活的主要结构。而随着人工智能时代到来，这一结构正开始松动。在费拉齐绿光公司及其绿光研究院，多年来的研究一直聚焦于组织内部的转型如何才能成功。最近，这项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代理型人工智能”崛起后，它不仅改变了人们在工作中做什么，也在改变“工作”本身的含义。

围绕人类与智能代理协作的研究显示，很多组织仍在用软件如今可以更快、更便宜生成的产出来衡量员工，却没有衡量许多最关键的人类贡献。这带来了结构性问题。衡量贡献的体系，是为一个“人的劳动是主要产出来源”的世界建立的。随着这一前提发生变化，这些体系却没有同步调整。而当衡量贡献的方式与价值实际产生的方式脱节时，后果就不再局限于职场内部。

这些并不是抽象问题。一个社会若有大量人感到自己在经济上不再必要、在社会上不被看见，或者不清楚自己应处于什么位置，就不可能保持健康。仅仅讨论再培训或劳动力市场效率，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真正需要的是重新定义“贡献”本身，并建立一种制度：无论贡献发生在公司内部还是外部，都能得到承认和回报。

“贡献经济”有意与这一领域中其他相近概念区分开来。它不是“全民基本收入”，尽管建立新的经济底线机制，可能是其形成过程的一部分。它也不是“零工经济”，因为后者仍然通过交易型产出来定义价值。“贡献经济”的范围更广。它认为，任何真正对家庭、社区、公民机构或创造性社群有益的行为，都是对社会真实且可识别的贡献，值得被承认、被支持，在某些情况下也应得到报酬。

这种模式可以有多种呈现方式。它可能意味着照护工作获得更多尊重，社区领导力变得更有分量；也可能意味着指导他人、志愿服务、公民参与和邻里事务，在人们定义“有意义的人生”时变得更加重要。它还可能意味着建立新的制度，通过社区型工作、服务网络，或把基本保障与有意义参与而非传统就业挂钩的新经济模式，正式承认这些贡献，甚至给予报酬。

历史上，那些削弱了对贡献进行可见、差异化确认，却又没有提供同样清晰替代机制的制度，往往难以维持激励和凝聚力。建设贡献经济，意味着必须有意识地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扩大“什么算贡献”的范围，还要创造一种真实的社会体验，让人感到自己的贡献已被看见并得到确认。

如果工作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占据社会中心位置，这就不是个人单独能够解决的问题。社会制度必须跟上，对目标、贡献和价值作出更宽广的定义。学校不仅要为职业做准备，也要让人们为持续适应和持续贡献的人生做好准备。社区需要变得更厚实，也更具参与性。公民生活需要提供更多真正承担责任和获得认可的渠道。

从工作经济转向贡献经济，不会自动发生。它需要重构激励机制、制度安排以及价值衡量方式。眼下的任务，不只是尽可能延长旧秩序的寿命，而是设想一种新的社会：即便工作不再是组织“有用、受尊重、彼此连接、被他人需要”这些体验的主要制度，人们依然能拥有这些感受。

这并不是对工作的浪漫化反对。工作仍然重要。许多岗位依旧不可或缺。也总会有人希望拥有高强度职业，并从中获得人生目标。问题只在于，工作将不再能够承受人们长期加诸其上的全部重量。而社会至今仍在期待它继续做到这一点。在一个人的劳动是生产中不可替代核心的世界里，这种模式或许说得通。但在一个软件代理能够不断接管受过教育劳动者原本所做工作的世界里，它就越来越难以成立。

如果工作已无法继续充当身份、贡献和归属感的主要容器，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不只是保住工作岗位或重新分配安全保障，而是建设一种围绕人的真实需要而设计的社会——让人被他人需要，被邀请进入有目标的生活，在自己的贡献中被看见，并在彼此成就中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