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唐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46岁的狄仁杰接到了调任大理寺丞的诏令。此前他历任并州法曹、大理寺直，以明习律法、断案公允闻名，可没人能想到，这个从地方基层走上来的官员，会在这座大唐最高司法衙门里，创下流传千古的“神探”佳话。
彼时的大理寺积压了近万件旧案，上至宗室勋贵的纠纷，下到平民百姓的冤屈，卷宗堆叠得几乎没过房顶，许多涉案人被关押数年都等不到判决，民间怨声载道。狄仁杰到任后没有烧什么“新官三把火”，只是抱着卷宗搬进了衙署偏房，从最棘手的陈年旧案开始逐件梳理。他断案从不倚仗刑讯逼供，反而总愿意亲自去现场勘验，从证词的破绽、物证的细节里寻找真相，小到商贩失窃的铜钱，大到官员贪墨的要案，每一件都查得水落石出。
仅一年时间，狄仁杰就将积压的一万七千余件案件全部审结，涉及的两万余名当事人无一人喊冤申诉，整个长安城都为之震动。最出名的当属“权善才误砍昭陵柏”一案：武卫大将军权善才不慎砍了唐太宗昭陵的柏树，唐高宗盛怒之下要将其处死，满朝文武无人敢谏，只有狄仁杰站出来据理力争，说“法是陛下布之于天下的准则，怎么能因为几棵树就杀朝廷命官？”最终说服高宗改判权善才流放，也让天下人都知道了大理寺有个不畏权贵、秉公执法的狄丞。
狄仁杰的“神探”名号，从来不是来自什么探案传奇的艺术加工，而是来自他对律法的敬畏、对庶民的体恤。他在大理寺任上时，凡是涉及底层百姓的案件，总会格外留意是否有隐情：有个百姓被诬告盗窃军粮，本已判了死刑，狄仁杰发现证物只有半袋粮食，没有作案时间的佐证，亲自复查后为其翻案；有地方豪强抢占民田，买通当地官员反告农户抗税，狄仁杰顶着勋贵的说情压力，把涉案豪强全数判罪，将田产归还百姓。
后来狄仁杰调任侍御史，离开大理寺那天，长安百姓自发围在衙署门口相送，有人把写着“狄公断案，明镜高悬”的木牌送到他手里。后世的话本小说把他演绎成断案如神的“神探”，其实他的“神”从来不是什么过人的探案技巧，而是始终把“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放在心上。他在大理寺的一年，不仅整肃了大唐的司法风气，更让“公义”二字真正落到了每一个案件的判决里，这才是“神探狄仁杰”最动人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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