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费格斯福尔斯——当大巴沿着94号州际公路驶向明尼苏达州中西部小城费格斯福尔斯时，83岁的罗恩·泰特坐在前排。对这位鳏居老人来说，费格斯福尔斯是塑造了他的地方。他人生前18年都在这里度过，在一所清一色白人班级里，他是唯一的黑人男孩。
但这座城市对他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很复杂：大多是美好回忆，也夹杂着一些不愉快的经历。这里承载着一个只会发生在美国的故事，既有机会，也有偏见；既有孤立，也有归属。泰特把手放在胸口，哭了起来。“对不起。”他低声说。车上坐着的，都是“最初85人”的后代。“最初85人”是指一批黑人家庭。1898年4月6日，他们从肯塔基州坎贝尔斯维尔登上火车，离开种族隔离制度下的美国南方，迁往这个北方州的小城。
他们听说这里有工作。对那些对奴隶制记忆犹新的家庭来说，这是一次重新开始。在7月一个闷热的早晨，泰特坐在85岁的姐姐玛丽莲·约翰逊身旁。后排坐着他们的子女、孙辈、侄辈和外甥、外甥女。兄妹俩望着前方的公路，两人都出现了早期失智症症状。泰特的妻子去年去世，他随后搬到北卡罗来纳州，住到儿子附近。家人知道，这很可能是这对八旬兄妹最后一次回到童年故乡。
于是，泰特飞回明尼苏达。家人们聚集在怀特贝尔湖约翰逊居住的辅助生活机构，展开一张巨大的家谱。周四早晨，几十名家人登上大巴。这场“车轮上的家族重聚”驶上公路，也驶回过去。“这个地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泰特说，“有好的，也有不那么好的。”到泰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时，1898年迁居费格斯福尔斯的大多数黑人家庭已经再次迁走，很多人去了双子城地区。只有他的家人留了下来。
“我听说这个地方已经很多年了，”詹姆斯·德雷珀说。他的妻子帕姆是泰特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他们必须离开肯塔基，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这让我觉得很了不起。这就像一个移民故事：‘我不知道那边有什么，但肯定会比这里更好。’”在馆内，这个家族参观了当地历史展陈：老校舍、圆锥形棚屋、皮毛猎人。走到一幅巨大的黑白肖像前时，他们停下了脚步。
一路上，他们谈起旧日回忆：去附近罗斯湖钓鱼的家庭旅行；在费格斯福尔斯过圣诞节时，30个人挤在一栋房子里过夜；外婆洛林做的柠檬方块；曾外祖母内莉自制的果酱和饼干；还有一次，罗恩·泰特从邻居门廊偷走一个空牛奶瓶，用退瓶的钱买了1美分糖果。“从小到大，你一直知道自己属于某种更大的东西。你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泰特的人生已近暮年，但这一生过得充实。少年时在费格斯福尔斯当球童、打高尔夫，让他获得了佛罗里达农工大学——一所历史上的黑人大学——的高尔夫奖学金；之后，他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从事管理工作25年，后来又回到母校任教。其间，他有了孩子和孙辈，因工作去过美国各地，后来在佛罗里达过上舒适的退休生活，如今则住在夏洛特一处辅助生活社区，离儿子很近。
成长过程中，他一直努力融入周围环境，也希望通过做一个“模范公民”来争取人们支持种族平等。大学期间，在佛罗里达，他因试图推动电影院取消种族隔离而坐了几周牢。两年后，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泰特说，自己的一生见证了美国的好与坏。美国充满矛盾：同一个国家，既选出了贝拉克·奥巴马，也选出了唐纳德·特朗普；一个力量来自多元化的移民国家，也常常因这种多元而撕裂。
在他看来，美国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始终承诺要朝着更好的方向努力。“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泰特说，“因为有那样一种承诺。”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块写着“TATE”的大墓碑，周围环绕着较小的墓碑。泰特点了点其中一块。“那是我祖父。”他说。哈登·泰特，1861年至1935年。生于肯塔基的奴隶制之下，后来获得自由；在美国南方种族隔离制度中忍受屈辱，20多岁时北上，成为“最初85人”之一。罗恩·泰特从未见过他。
他把手放在胸口，眼泪流了下来。“我非常感激，我们现在还能找到这些。”他说。这时，他的侄子朝他喊道：“他们让我把你带上坡，伙计！除非你想睡在这儿！”侄子扶住他的后背，泰特慢慢爬上坡，朝大巴走去。那辆车上，等待着他的是一个庞大而欢乐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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