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杨士奇 《 东里 集 》 记载:
浮梁李氏祠堂记
杨士奇
浮梁之田西里李氏,故文献家。 永乐中,奉化县丞善谋作祠堂于正寝之左,未就而没。 至其子安,遂成父之志,堂及岁时之祭。
李之先出唐卫公靖五世孙祐,为饶州刺史,自三原徙歙。 又五世至宋秘书少监玑,其子亨正,绍定壬辰(1232年)进士,授文林郎、浮梁县丞,有善政,卒葬浮梁。子昱,因家田西。早立,咸淳乙丑(1265年)进士,缙云县尉。其子久益,咸淳甲戌(1274年)进士,笃孝行,尝以母老闻于朝,得浮梁主簿便养。宋亡,弃官不复仕。缙绅表其墓曰“节孝先生”。
节孝之孙仲元,处州儒学录,与赵文敏公、虞文靖公游,皆有文字之托,奉化之祖也。奉化尝自序其谱,言高祖至其考,皆散粟以赈饥,捐地以给葬。盖李之先德敦于躬,及于人者,非一日之积也。
今祠堂所祀,自文林下至奉化,学行之相承,衣冠之相续,前辉而后映,愈远而不替,可为盛也。夫礼,营宫室先宗庙,家造先祭器,急所先也。而后世士大夫率因陋就简。 朱子始定祠祀之礼,然世之遵用者不数数见 ,兹有识者所为喟然太息者也。
李氏文献数百年,至奉化能颛颛于此,非仁人孝子之心乎?安又能遂其父之心于既没之后,非卓然善继者乎?《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李氏有焉。
于是安请记堂之成。 安,永乐甲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予读廷试卷时所奏进士,今为监察御史。 堂成于安登第之岁,记作于宣德五年(1430年)十二月既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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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年冬,明宣德五年十二月既望(十六日),内阁重臣杨士奇提笔为江西浮梁县一座刚刚落成的家族祠堂撰写了一篇记文。这座祠堂,经历了两代人的努力才最终建成。它的背后,是一个家族跨越数百年的文化坚守。在祠堂遍地可见的时代,杨士奇为何要为这座李氏祠堂专门作记?这篇文章揭示的,远不止一座建筑本身。
一桩未竟的心愿
故事要从永乐年间说起。 浮梁县田西里的李氏家族是当地有名的“文献家”——书香门第。 族人李善谋官至奉化县丞,一直想在正寝之东修建一座正式的家族祠堂。但祠堂尚未动工,他便抱憾辞世。直到他的儿子李安考中进士,才完成了父亲的心愿,建起了祠堂,恢复了四时的祭祀。
这段父子接力的故事,被杨士奇郑重地记录了下来。一座祠堂,两代人。李善谋的“未就而没”是遗憾,李安的“遂成父之志”是圆满。这一“未成”与“成”之间的跨越,靠的是一个家族对“礼”的坚守与传承。
一个家族的迁徙史
李氏先祖出自大唐名将、卫国公李靖。李靖的五世孙李祐曾任饶州刺史,举家从陕西三原迁到了安徽歙县。 又过了五代,北宋秘书少监李玑的儿子李亨正,在绍定五年(1232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浮梁县丞。
李亨正在浮梁政绩很好,去世后便安葬于此。他的儿子李昱就此定居在田西里,成为浮梁李氏的始迁祖。 从陕西到安徽,再到江西,李氏家族随着仕宦足迹不断南迁,最终在浮梁扎下了根。
李昱本人也是咸淳元年(1265年)进士,官至缙云县尉。他的儿子李久益同样是咸淳十年(1274年)进士——曾祖、祖父、父亲连着三代入仕,成为宋代浮梁科举史上的佳话。 李久益事母极孝,曾上书朝廷请求就近授官以便奉养母亲,朝廷批准他留在家乡浮梁任主簿。南宋灭亡后,他“弃官不复仕”,终身不仕元朝。同僚在他的墓碑上恭敬地刻下“节孝先生”四个字。这份孝道与气节,成为浮梁李氏最珍贵的家族基因。
李家的传家宝
李亨正为官善政,李久益节孝两全,李仲元与赵孟頫、虞集等当世文豪交游。李氏从南宋到明初,学者和官员代不乏人,在地方上拥有极高的声望。但真正支撑这个家族走过朝代更迭、历经风雨而不倒的,除了科举功名,还有更坚固的东西。
李善谋曾自撰家谱,提到从高祖到他的父亲,代代都有善举——“散粟以赈饥,捐地以给葬”。 饥荒年开仓放粮,穷苦人无地安葬就捐出自家土地。杨士奇不禁感叹:“李之先德敦于躬,及于人者,非一日之积也。”李氏祖先的道德修养和施及他人的善行,绝非一日之积。
科举功名可以荣耀一时,但唯有良好的家风与祖德,才是凝聚族人、光耀门楣的不竭动力。 杨士奇看到的正是这一层。他称赞李氏“学行之相承,衣冠之相续,前辉而后映,愈远而不替”——这个家族的学问品行代代相传,功名仕宦绵延不绝,前人的光辉映照着后人,走得越远而光芒不减。这才是真正的“盛”。
一座祠堂背后的文明忧思
杨士奇话锋一转,将李氏父子建祠之举放到整个时代的背景下来考量。
古代圣人制定礼仪,建造宫室首先考虑宗庙的位置,置办家具首先打造祭祀的器皿——这是因为礼法必须分清主次先后。然而到了后世,士大夫们大多对此“因陋就简”。虽有大儒朱熹苦心制定祠堂之礼,但“世之遵用者不数数见”,真正遵循的人并不多见。这种礼制废弛的现象,让有识之士“喟然太息”。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善谋一心建祠、李安继父之志的举动,便显得格外珍贵。杨士奇连用两个反问表达敬意:李氏数百年文献传家,传到李善谋能专注于祠堂建设,难道不是“仁人孝子之心”吗?李安能在父亲去世后完成遗愿,难道不是“卓然善继者”吗?
“颛颛”二字刻画李善谋心无旁骛、专注于祠堂之事的虔诚。“卓然”则点出了李安超乎寻常的善继之志。杨士奇引用《诗经》中的句子为赞:“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孝子的美德是永不枯竭的,它会永远赐福给这样的人。
杨士奇的心事
文章末尾,杨士奇以简练的语言交代了写作背景。 李安是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杨士奇读殿试考卷时亲手选拔的进士,如今已官至监察御史。 祠堂在李安中进士那年建成,这篇记则写于宣德五年(1430年)十二月十六日。昔日的门生如今有了成就,并完成了父亲的遗愿,杨士奇欣然提笔,写下这篇祠堂记。
一座祠堂的落成,凝聚的不仅是砖石与木料。 它是一个家族数百年学行相承的缩影,是父子两代人共同守护的礼法信仰。这种对“根本”的执着,对“礼仪”的坚守,正是中华文明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的精神密码。 杨士奇通过一篇祠堂记,既赞美了一个家族,也寄寓了自己对重建礼乐秩序的深沉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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