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关培凤 畅爽：印度技术民族主义是如何演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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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关培凤 畅爽

整理|佳仁·云丹吉

编辑| 杨林宇

审核|单敏敏

内容提要

技术民族主义是当今全球技术体系演变中的重要现象。在国际层面结构性技术权力与国内层面资源配置逻辑的分析框架下，可有效分析技术民族主义的内在特性。结构性技术权力的高低影响国家的技术优势地位，塑造技术民族主义在全球技术体系中的影响范畴。资源配置逻辑主要表现为：以国家战略目标在安全逻辑与发展逻辑之间的不同优先度排序来界定技术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与政策工具。有鉴于此，两者的组合可将技术民族主义划分为霸权型、扩张型、防御型与开放型，进而解释不同技术民族主义的形态及阶段性变化。本文试图通过梳理独立后印度技术民族主义的历史演进，验证该框架的解释力，为洞察“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民族主义提供参考。

关键词：技术民族主义 结构性技术权力 资源配置逻辑 “全球南方” 印度

图源：网络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背景下，各国政治和技术分化加剧，技术民族主义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再度回归。具备创新能力的国家纷纷推行不同形式的技术民族主义，追求技术战略自主与国家利益的实现。近年来，技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国家身份表述与民族主义形态，提供了更具统摄力的分析框架，将分散的政策主题纳入“国家战略—民族利益”的宏观逻辑中加以整合，正深刻影响着各国的发展路径。技术民族主义常被用于讨论技术领先国家的技术霸权行为，往往被视为负面的话语建构，与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挂钩。但如果仅以技术领先国家的经验理解技术民族主义，容易形成以北方国家经验为中心的固有解释，难以充分说明印度等技术追赶国家在后殖民国家建设、民族身份建构以及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将技术能力建设与国家发展转型相结合的实践。作为一种全球性现象，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具有普遍性共识。需要注意的是，技术领先国家与技术追赶国家的技术民族主义表现出不同形式。

根据2025年6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中心最新发布的《全球关键和新兴技术指数报告》，印度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及太空五大领域综合得分为15.2分，位列全球第十，随着印度科技实力不断进步，印度关键和新兴技术的发展现状得到诸多学者关注。但相较于技术领先国家，针对印度技术民族主义的系统性讨论较为有限。印度作为新兴经济体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典型代表，其技术民族主义的历史演进及战略转变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不仅反映了技术追赶国家技术自主与外部依赖的困境，而且折射出“全球南方”国家技术民族主义的共性。技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受到国际体系因素与国内因素的双重驱动，其内涵与形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结合国家类型与发展阶段加以识别。鉴于此，本文试图构建技术民族主义分类框架，来辨析其多元形态，并以印度技术民族主义为案例，聚焦技术追赶国家技术民族主义的历史演进形态，进而为理解“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民族主义以及如何应对全球技术竞争提供参考。

一、技术民族主义的内涵与发展

随着全球技术竞争的日趋激烈，技术民族主义已成为重塑全球技术秩序以及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作为一个复合型概念，技术民族主义具有丰富的理念内涵与演变脉络。

（一）

技术民族主义的内涵

从概念上看目前关于“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的界定并未统一，既有研究尝试从多元视角界定技术民族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视角下“技术即权力的工具”构成技术民族主义的核心逻辑，技术民族主义是国家在无政府社会状态下维护本国技术优势与技术安全的理性选择，技术民族主义不仅是刺激技术发展的政治工具，更是衡量国家地缘战略力量的指标，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技术民族主义是一种将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与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直接挂钩的重商主义行为，相较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技术民族主义更为强调国家与企业的协同关系。意识形态视角下，技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思潮在科技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技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兼具思想性和实践性的意识形态，将国家利益与科技发展相捆绑，强调垄断核心技术，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提升国际竞争力，作为核心概念的“民族主义”决定着“技术民族主义”的本质及行为方式，因而技术民族主义将技术视为推进民族主义议程的工具，目标是增强国家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以上三个视角从不同维度解构了技术民族主义的丰富内涵揭示了技术民族主义的技术权力逻辑、经济利益属性和民族建构功能的多维属性。有鉴于此，本文将“技术民族主义”定义为：民族国家将技术视为实现民族复兴、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经济繁荣与提升国际地位的关键战略资源在民族国家利益优先原则下通过叙事建构、资源配置与制度干预塑造技术发展方向、技术流动边界及对外技术关系的一种国家行为。

（二）

技术民族主义的三次浪潮

从历史上看技术民族主义经历了三波浪潮，技术民族主义这一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被正式提出，最初被用来解释美日科技竞争，当时美国政府试图“保护美国未来的科技创新免受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的利用”由此产生第一波技术民族主义浪潮，第一波技术民族主义浪潮聚焦于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以产业本土化为核心目标，将技术进步与民族复兴、国家繁荣的愿景相结合，主要表现为美日等少数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竞争与博弈，涉及的区域范畴较为有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技术民族主义进入第二波浪潮。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进程加快，民族国家逐渐认识到外国直接投资对改善本国技术与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将自由主义经济与贸易政策融合，由此产生了“开放政策下的技术民族主义”“新技术民族主义”等技术民族主义新形态。其主要特征是利用全球化促进本国技术发展，支持公私合营，扩大对国际规则制定和政策协调的承诺，除了内涵上的丰富第二波技术民族主义浪潮也日渐从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向亚洲等地区拓展，成为更多国家追求技术发展的政策工具。

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至今，技术民族主义进入第三波浪潮，在中美战略竞争以及新兴技术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第三波技术民族主义浪潮将技术能力与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利益深度绑定，所暗含的“技术脱钩”倾向与零和博弈思维更加显著。尤其是以美国式技术民族主义为代表，表现为“美国至上”的优越感、“边疆主义”的扩张性、“唯我独尊”的排他性和“臆造敌人”的非理性。第三波技术民族主义浪潮的理念内涵与适用范畴不断拓展，关注领域从传统制造业转移至人工智能、机器学习、5G、量子计算、半导体、大数据等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域。与此同时，参与主体不再局限于国家政府，科技巨头因主导先进技术发展、掌控敏感数据与核心基础设施，也成为技术民族主义的重要践行者。聚焦于当前国际社会，第三波技术民族主义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加速向“全球南方”蔓延，不仅深刻影响着全球技术创新生态，更将进一步重塑全球技术秩序与国际关系格局。

围绕技术民族主义概念界定与类型划分的讨论已经十分丰富，但是既有研究往往侧重于大国技术激烈博弈背景下西方技术领先国家技术民族主义的内涵与政策表现，其中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勃兴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因而相对忽视了技术民族主义在不同类型国家、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出的差异化内在特性，导致对技术民族主义的认知较为负面，认为技术民族主义建立在封闭、自利、排他的保守主义思想之上。实际上，技术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并非一成不变，也具备进步性、开放性色彩。用技术民族主义概念描述非西方国家在科技领域谋求独立的举措尤其妥当，因为科技自强与20世纪中叶的反殖民运动有相似之处。总体而言，技术民族主义的政治效应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其对全球技术秩序的影响深受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内制度安排的共同塑造，鉴于此，有必要构建系统性的分析框架详细划分技术民族主义的类型，客观评判其内在特性，从而避免将不同类型的技术民族主义混为一谈。

（三）

印度民族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技术民族主义

在印度语境下讨论技术民族主义不能脱离印度民族主义与印度教民族主义两大重要思潮。二者都包含追求国家自主与民族复兴的目标，但在国家认同基础与政治理念上却存在明显差异，印度民族主义作为宏观的国家认同与政治整合框架，强调多元统一与国家建构。其核心目标在于推动民族独立与国家发展而印度教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教派意味，要求建立印度教统治的国家。

印度民族主义与印度教民族主义是印度技术民族主义形成和演化的重要思想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具体表现形式。1947年印度独立后，尼赫鲁确立了世俗民族主义的治国理念，技术被视为服务于实现民族真正独立、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工具。这一时期尼赫鲁强调“科学精神”，即一种具有理性、批判性的思维方式以及对世界的开明态度，属于现代科学理性范畴，此后尼赫鲁“科学精神”的理念一直影响着印度科技发展，促使早期印度技术民族主义呈现出非宗教性的特征。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尤其是印度人民党执政以及2014年以后的强势回归，科学技术又越来越多地被纳入文明复兴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之中，从而使印度技术民族主义逐渐带有较强的身份动员和宗教性色彩。因此，三者关系可概括为：印度民族主义构成印度技术民族主义的基础性国家认同框架，印度教民族主义在特定政治条件下，对其进行再阐释。印度技术民族主义则是国家在技术发展议题上对两种民族主义进行选择性吸纳和制度化表达的政治结果。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将印度技术民族主义定义为“技术”与“民族主义”融合形成的一种民族主义形式，是印度在后殖民国家建构和民族主义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将技术发展与国家自主、安全保障、经济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相联结，并通过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加以实施的一种国家行为。围绕印度技术民族主义，学界已从多个维度展开研究并形成一定积累。一是以后殖民国家建构为视角关注印度技术民族主义的反殖民属性，保拉·查克拉瓦蒂（Paula Chakravartty）将印度技术民族主义置于后殖民语境下，以电信领域为例，探讨了印度如何通过追求技术自主，实现国家发展，进而摆脱殖民时期形成的技术依附格局，体现了印度作为后殖民国家实现技术自主与民族复兴的内在关联。二是从观念与身份政治入手，强调印度技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雷瓦蒂·普拉萨德（Revati Prasad）认为，早期印度技术民族主义是一种将技术进步与民族自豪感、国家安全深度绑定的意识形态，如今已经发展为将印度塑造成“全球自给自足的技术领导者”的意识形态。三是聚焦政策实践与制度安排突出印度技术民族主义的政策导向属性。艾历克斯·卡普瑞（Alex Capri）和杰芬·托马斯·马门（Jeffin Thomas Mammen）等学者将一系列政策与倡议视为在全球新兴技术竞争背景下印度技术民族主义的实践载体。具体包括“自力更生印度”愿景（Atmanirbhar Bharat）、“印度制造”倡议（Make in India）、“数字印度”计划（Digital India）、“创业印度”计划（Startup India）、2019年《软件产品国家政策》（National Policy on Software Products 2019）和《电子产业国家政策》（National Policy on Electronics 2019）以及2020年《科学、技术与创新政策》（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y 2020）。总体而言既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增进了对印度技术民族主义的认识揭示了其多重属性。

然而，现有成果对印度技术民族主义的概念界定、内在机制、类型分化以及独立以来的长期演进缺乏系统性梳理，这也构成了本文进一步展开研究的必要性所在。

二、技术民族主义的分类

在前文对技术民族主义概念简要回顾与既有文献述评的基础上，本文从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提出一个用于识别技术民族主义差异形态的分类框架。具体而言，本文选取“结构性技术权力”与“资源配置逻辑”作为两个分析维度，分别对应国家在全球技术体系中的相对位置以及国内制度安排在安全与发展之间的优先排序，并据此划分技术民族主义的主要形态，尝试分析不同技术民族主义的政策表现与价值取向。

（一）

国际层面：结构性技术权力

为了辨析技术民族主义的形态，本文在国际层面引入“结构性技术权力”这一分析维度。结构性技术权力是20世纪80年代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提出的“结构性权力”理论在技术领域的延伸与发展。相较于传统的权力概念，结构性权力在强调权力资源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塑造权力运作的环境和条件，从而更好地确保权力施行的动态结果。基于此，本文将结构性技术权力界定为一国在全球技术体系中的结构位置与规则塑造能力，体现为其对技术标准、供应链节点、创新网络与制度规则的控制程度。结构性技术权力决定国家在全球技术体系中的技术实力与相对地位，是影响技术民族主义形态的重要体系结构因素。

结构性技术权力的高低决定国家的技术优势地位，进而塑造技术民族主义在全球技术体系中的政策影响范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技术进步将使得某些特定地区拥有朝有利方向变革自身在世界经济体中结构角色的能力。依据国家在全球技术体系中的位置，大体可以分为技术领先国家与技术追赶国家。技术领先国家通常处于技术体系核心，在诸多关键技术领域掌握主导权，并拥有较强的制度塑造能力。在技术竞争中，技术领先国家利用规模报酬递增机制中的学习效应与协调效应，将初始阶段的技术优势转变为长期的技术优势。在此基础上，技术领先国家逐步掌握先进技术资源的支配权，在国际技术竞争中通过开放或限制技术资源向特定国家流动的方式，维护自身的技术领先优势与战略竞争优势。

技术追赶国家处于技术积累阶段，其核心任务在于快速且高效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与产业升级水平。对于现代化起步较晚、尚未完全建立成熟工业体系的后发国家和地区而言，技术发展的起点差距与累积效应使其在创新能力培育过程中处于相对劣势。技术追赶国家可以通过引入先进技术等方式加速技术变迁，从而增强结构性技术权力。作为技术追赶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其技术民族主义表现为对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的追求，将科技发展、技术自主与国家复兴相联系。例如，21世纪初，中国和印度在完成一定的财富积累后，逐渐借力本土人才和海外侨胞的科研力量，试图摆脱对西方科技的过度依赖，谋求科技领域的自给自足。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在区分技术领先国家与技术追赶国家时采取的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标准。技术领先并不意味着一国在所有技术领域都具有压倒性优势，技术追赶也不等同于其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二者的关键差别在于国家在全球技术体系中的位置及其对体系的影响程度。基于此，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识别一国的结构性技术权力：一是其是否形成较为稳定的自主研发与技术产业化基础，二是其是否具备对国际技术标准、供应链关键节点及技术治理规则施加实质性影响的能力凡在上述两个方面均表现较强者，本文将其界定为技术领先国家，反之若其总体上仍以能力追赶、技术吸纳和产业爬升为主要特征则将其界定为技术追赶国家。

（二）

国内层面：资源配置逻辑

在国内层面本文引入资源配置逻辑这一分析维度。识别国家在安全目标与发展目标之间的优先排序资源配置逻辑是指国家在推动技术演进与产业升级过程中，对所拥有的资源禀赋进行动员整合，使资源之间能够相互匹配，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认为，生产要素能否与产业竞争优势相关联关键在于其在实际应用中所展现的效率与效能。一国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国内资源的有效支撑既需要科学家、工程师、实验室、资金投入等“硬件资源”也需要政府、企业和高校间的协作机制、激励创新的法律保障体系以及良好的社会氛围等“软件资源”，然而，由于国家资源禀赋天然稀缺，和有限国家需要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以实现有限的资源效益最大化。资源配置逻辑事关国家的战略优先目标与技术政策实践，是塑造其技术民族主义形态的关键国内因素。在同一结构性技术权力背景下，资源配置逻辑主要表现为国家战略目标在安全优先逻辑与发展优先逻辑之间的不同排序，进而决定技术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与政策工具。

安全优先逻辑往往在威胁感知上升、技术差距缩小或外部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被激活。当国家采取安全优先资源配置逻辑时，技术议题往往被高度安全化。科技政策被纳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之中，技术安全化是指特定技术被建构为国家安全威胁的过程，在关乎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领域，国家不再单纯依托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而是通过政策干预阻断潜在竞争对手获取核心能力的渠道。安全优先资源配置逻辑并非追求经济效率最大化，而是国家在深度相互依赖的全球化背景下，降低自身被“反向利用”的政治风险与安全后果。此类逻辑下国家更强调自主可控、供应链韧性与关键技术安全资源配置呈现出集中化与排他化特征，具体表现为出口管制、技术垄断、贸易保护以及供应链阵营化等政策。

发展优先资源配置逻辑以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与技术能力提升为核心目标，通常产生于国内发展承压、产业急需转型以及外部威胁较低的背景下，国家倾向于通过国际科技合作、引进先进技术与嵌入全球供应链实现技术能力积累发展优先资源配置逻辑并不意味着国家安全考量的缺位而是使其处于相对次要位置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普遍采取发展优先逻辑的技术民族主义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并向外资开放本国市场以促进技术与资本的引入，并且通过本地化要求、技术转让安排等政策工具引导外资服务于本国技术能力提升与产业发展目标。

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安全优先与发展优先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安全优先并不意味着国家完全放弃发展目标，发展优先也不意味着国家完全忽视安全考量。就此而言，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对资源配置逻辑进行识别一方面是国家领导人讲话、科技政策、产业政策等顶层制度设计中技术。首先，被界定为安全工具还是发展工具另一方面是国家在该时期使用的主导性政策工具是以技术审查、出口限制、数据本地化等限制性手段为主还是以技术引进、国际合作、产业扶持、研发激励等促进性手段为主。若上述两方面均偏向安全，则本文将其界定为安全优先资源配置逻辑。若上述两方面均偏向发展则将其界定为发展优先资源配置逻辑。一国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技术民族主义实践可能同时呈现安全与发展的双重取向。在此情形下，本文以顶层目标排序为主进行判定，非主导目标取向仅作为阶段性特征加以说明。

（三）

结构性技术权力、资源配置逻辑与技术民族主义类型

鉴于上述分析，国际层面的结构性技术权力与国内层面的资源配置逻辑共同构成识别技术民族主义的分析框架。二者的组合有助于解释不同技术民族主义的形态及阶段性变化。

图源：《南亚研究》期刊

第一种是霸权型技术民族主义，技术领先国家处于全球技术体系核心，当其比较优势下降，安全威胁上升时，倾向于选择安全优先资源配置逻辑。其核心目标是维护既有优势地位，并防止技术扩散。技术领先国家通过国内立法或安全审查等行政措施、行业协会规定、国际结盟和国际制裁等各种手段限制包含先进技术的产品进入技术追赶国家，实质是霸权主义在技术领域的一种体现。霸权型技术民族主义呈现出明显的排他性与控制性等保守主义色彩，加剧全球技术治理体系阵营化、分层化等趋势。在20世纪的三次大国技术博弈中美国均成功地争取了众多稳固的技术追随者从而持续地巩固了其全球科技领导地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下大国间技术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美国面临相对技术优势缩小与安全威胁加深的现实挑战，特朗普政府将全球供应链协同风险“泛安全化”通过渲染中国“技术渗透”、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强化国家安全审查并重启“四方安全对话”构建排他性联盟等一系列举措缓解其安全焦虑，呈现出典型的霸权型技术民族主义。

第二种是扩张型技术民族主义，技术领先国家秉持发展优先资源配置逻辑，形成扩张型技术民族主义。在国际技术竞争中。技术领先国家利用本土企业在技术生态体系中的结构位置优势，从结构层面影响其他国家的技术政策选择以护持自身的领导地位，不同于霸权型技术民族主义，扩张型技术民族主义并不必然依赖技术封锁来维持优势，而是可以通过开放合作、制定标准与输出技术等方式将既有技术优势转化为更广泛的结构性技术权力，技术领先国家可以通过主导国际技术标准形成“先行者优势”在后续竞争中这一优势将不断放大最终形成“赢者通吃”（winner-takes all）的局面。因此，扩张型技术民族主义不仅有助于拓展技术领先国家的制度影响力 而且往往会强化全球技术体系的规模效应。移动通信技术是全球数字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大国间技术竞争的关键场域。

在2G时代，欧盟通过“抱团式”发展和巩固先进技术设立技术标准化组织与联盟，以欧洲市场发挥追捧效应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抢占新赛道主导权，表现为扩张型技术民族主义形态。

第三种是防御型技术民族主义，当国家仍处于技术追赶阶段，外部竞争压力或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时，战略重点则聚焦于安全优先防御型技术民族主义表现为强化本土技术自主能力并降低对外技术依赖，其核心逻辑是防范外部威胁与维系社会稳定。缺乏技术和产业基础的国家通常采取更为保守的政策设计，防御型技术民族主义的对外开放程度较为有限，技术追赶国家仍以本土化产业技术为导向，避免过度引入外来先进技术而削弱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尽管防御型技术民族主义对于技术追赶国家本身而言是具有进步性、自主性的价值取向，但是长此以往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形成相对独立的技术体系技术标准、产业链结构和技术平台之间的兼容性就会下降，从而弱化全球技术体系的整体连通性。

第四种是开放型技术民族主义。技术追赶国家将发展置于优先位置通过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实现技术能力跃迁在坚持战略自主目标的同时，在技术扩散进程中积极吸收先进技术、参与国际研发合作、深化融入全球价值链与此同时政府往往选择扮演引导者的角色，采用公私合营方式借助全球化的力量进行技术交流与创新开放型技术民族主义，摒弃技术全球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的传统藩篱，注重利用全球化推动本国利益的实现技术追赶。国家通过开放式创新与开放式竞争，加之在研发、教育、人力资本开发以及物质与制度基础设施等领域，通过公私合营开展大规模投资，有效提升国家在全球技术体系中的竞争力，而且开放型技术民族主义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知识、技术与产业资源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从而促进全球技术体系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技术民族主义类型并非静态结构，而是可能随着国家结构性技术权力的变化或资源配置逻辑的调整而发生转换。因此技术民族主义应被理解为一种阶段性、结构性的国家行为，其具体形态取决于国家在全球技术体系中的结构位置，国内战略目标排序。通过对不同类型的技术民族主义进行划分，有助于避免形成过于单一的价值判断，也为具体国家技术民族主义的阶段性发展提供了分析框架。下文将通过系统论述印度独立以来技术民族主义的历史演进展示不同技术民族主义类型的生成逻辑及表现特征。

三、冷战时期的防御型技术民族主义

（1947年~1991年）

1947年至1991年冷战期间，印度技术民族主义呈现出防御型特征。在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下，科学技术成为国家实力的核心支柱。全球技术体系整体呈现高度不平衡状态，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基础研究能力、高端工业体系和关键技术标准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而新近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则普遍处于技术体系的边缘位置。印度独立初期的结构性技术权力较为有限，在全球技术体系中处于明显的追赶位置。殖民时期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等机构系统性掠夺印度的自然资源与经济红利，导致印度工业基础薄弱、技术发展停滞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底层从印度独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经济增长率多数年份都在5%以下被称为“印度教徒式”增长模式，为了打破技术领先国家塑造的不公正规则体系技术追赶国家需要采取技术自主和赶超策略。与此同时，长期以来的殖民统治以及印巴冲突频发暴露了印度防务技术能力的弊端，推动印度采取安全优先资源配置逻辑，并开启防御型技术民族主义之路。这一时期，印度防御型技术民族主义以摆脱技术依附、追求自主发展为主要特征通过国家力量塑造科学技术体系以支撑新生国家的政权独立与社会稳定。

一是构建技术嵌入民族独立与国家安全的反殖民叙事。长时期的殖民统治历史不仅削弱了印度独立后科技发展的基础，而且磨灭了印度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而这一时期的西方国家，凭借前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和科学研究，建立了强大的科技基础，并在二战期间取得了以原子能为代表的科技成就。面对与西方国家巨大的现实差距，防御型技术民族主义在印度应运而生。尼赫鲁强调“只有科学才能解决饥饿和贫困、卫生和文盲、迷信和麻木、大量资源浪费以及富国却有人民挨饿等问题”通过将科学视为现代国家摆脱殖民历史、克服贫困和落后的工具，尼赫鲁试图以科学意识形态取代殖民统治时期的帝国意识形态，通过塑造民族自豪感推动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尼赫鲁政府明确科学技术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强调科学技术是巩固新生政权合法性的象征性资源，构成了印度技术民族主义最初的意识形态叙事，并指导后续四十余年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印度的科技体系已大幅扩张，并将“科学促进国家发展与安全”确定为印度科技发展的核心。

二是搭建政府主导的科学技术体系，突出国家对技术发展的战略引导政府在国家安全与技术发展进程中承担关键职能，其职责既涵盖基础研发资助也包括推动科技进步的教育政策制定。与此同时，政府还努力构建有利的贸易与金融政策体系，并对创新活动实施有效激励。自独立以来印度充分利用“看得见的手”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先后制定、通过了《科学政策决议案》（1958年）、《科学技术决议》（1969年）和《技术政策声明》（1983年）等一系列政策法规，打造了政府主导的创新生态环境在此基础上印度形成了由中央政府、各邦政府、大学、企业和其他机构五部分组成的科技研究机构。其中政府的研究机构占据主导地位在研究人员和经费等方面占整体的60%以上，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延续了尼赫鲁政府重视科学技术的政策传统，于1971年正式成立了印度科学技术部，专门负责组织、协调和促进国家科技活动。在构建政府主导的科学技术体系过程中，国家干预超越了传统科技政策的效率，边界被赋予了确保国家技术独立与自主发展的民族主义内涵，为印度践行防御型技术民族主义提供关键制度支撑。

三是采取进口替代保护主义政策，限制引进外来先进技术。这一时期，印度国家层面上的广泛政治稳定与赞成经济自给自足的政治共识高度一致，印度严重限制私人资本的作用，且排斥外商直接投资。然而，在基础工业薄弱、技术积累不足的现实条件下印度完全依赖本土技术，难以支撑国家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自20世纪50年代起，印度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试图以本土生产替代制成品进口，从而为国内工业和技术能力的成长创造空间，进口替代战略不仅是一种工业化路径选择，更体现了通过制度性约束外来技术依赖、为本土能力成长创造空间的防御型技术民族主义逻辑。为防止形成对外来技术的结构性依附，印度政府将减少成套技术和“交钥匙工程”，引进作为技术政策的重要目标，技术引进项目被拆分为若干技术模块。1983年英迪拉·甘地政府颁布的《技术政策声明》，标志着这一政策的制度化。该文件明确提出应通过对进口技术的有效消化、吸收和改进，推动本土技术的发展，进而实现技术自力更生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内人力和物质资源，在持续的政策推动下至20世纪80年代末印度已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与科技基础，为后续在全球化背景下调整科技发展战略、积累结构性技术权力奠定了基础。

总体来看，冷战时期印度在结构性技术权力有限的情况下，秉持安全优先资源配置逻辑形成了国家主导、追求技术自主的防御型技术民族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印度对技术资源的控制能力，推动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科研机构体系和高等科技教育体系。然而，以国家干预和进口替代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也在客观上限制了印度技术资源潜力的充分发挥，导致其与世界科技发展潮流脱节，难以有效吸纳全球技术创新成果。实际上，印度防御型技术民族主义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技术追赶国家在追求本国技术自主与防范外部技术依赖之间的结构性困境，而且也折射出“全球南方”国家在独立初期以维护国家安全为核心特征的技术民族主义逻辑，是新兴国家在复杂国际格局中寻求技术自主的典型实践。

四、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型技术民族主义

（1991年~2014年）

1991年至2014年，印度在全球技术体系中的结构性技术权力仍然较为有限，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家竞争力愈发取决于参与全球创新网络和利用国际市场的能力。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方针和忽视出口使印度在全球技术体系中处于边缘化位置，尽管冷战时期印度通过国家主导建立了一定的科研基础但整体技术创新能力与产业技术水平仍明显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在软件、制药、部分高技术服务业等领域依托庞大的工程技术人才群体、较低的人力成本以及英语优势印度逐渐形成比较优势但在高端制造、核心零部件、国防高端技术、先进材料等领域仍存在研发投入不足、技术积累薄弱、对外依存度高的短板成为制约其结构性技术权力整体提升的关键瓶颈。与此同时，冷战后印度的安全观发生转变，认为安全环境依然严峻，但安全威胁不再主要来自军事方面，而是来自政治和经济领域印度在国际社会面临被边缘化的威胁。印度对技术权力竞争的回应方式随之逐步调整，拉奥政府通过实施经济改革，逐步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吸收外来先进技术。瓦杰帕伊政府和曼莫汉·辛格政府将技术能力与国际合作结合，试图通过参与全球技术体系来积累结构性技术权力。

因此，在全球化加速与印度经济自由化进程背景下，印度技术民族主义逐渐褪去了强烈的安全优先倾向，发展优先成为显性资源配置逻辑，呈现出开放型技术民族主义形态。

一是改变国家主导模式，实施技术创新公私合营。1991年7月24日颁布的《新工业政策》标志着印度从长期以来以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转向以经济开放、私营部门增长和全球一体化为重点的新时代。1991年10月，曼莫汉·辛格在英联邦财政部长会议上介绍印度经济的新方针时指出，由于公营工业无法有效助力资本积累、工业化进程、经济增长及减贫事业，政府不再认为公营成分应当控制经济的制高点。此后，印度政府启动一系列促进企业技术开发和创新的计划，为中小企业提供优惠政策。1991年印度政府发布《新工业政策》，正式取消绝大多数行业的工业许可证制度，仅对18个特定行业保留许可管制。该政策旨在减少政府在公共部门企业的股份，以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印度政府还通过颁布1992年“本土技术增长计划”（HGT）、1998年“技术创业促进计划”（TEPP）以及2006年《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发展法》（MSMED）等一系列面向中小企业和创新主体的扶持计划，激活私营部门与外资的互补作用，弥补本土技术研发的资金与效率短板。

二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推动印度向全球市场开放。1991年拉奥就任印度总理，开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将经济新自由主义作为治理和国家发展的官方框架，使印度经济向全球市场开放。这一时期，拉奥政府努力把印度从一个管制约束的内向型经济转变为适应市场需要的外向型经济。拉奥指出，自力更生目标与引进外资、外国技术和印度融入全球经济活动并不矛盾，印度必须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及融入全球经济所提供的机会，使自己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基于此，印度将本国知识产权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为融入全球产业链铺路。1994年4月印度签署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1998年12月印度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并签署了《专利合作条约》（PCT）。印度1995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多次修改1970年《专利法》使其内容与TRIPS相关规则接轨印度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国际化在软件、制药、部分高技术服务业等领域逐步嵌入全球产业链，既通过外资研发合作与技术密集型外包获取了先进技术经验，又积累了自主研发的资金与人才。在上述政策的推动下，印度在信息技术领域利用全球化机遇推动软件出口，逐渐在全球技术体系中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依托庞大的工程技术人才群体和较低的人力成本，印度的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迅速发展，并一跃成为“世界后勤办公室”。

三是优化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激发科研机构活力。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强调，技术创新在决定世界经济的性质和动因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技术的规模、普遍特性和发展速度正在重塑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所有方面。由于早期印度科技发展依托于政府主导，印度科研体系存在较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制约了科研机构的研发自主性与灵活性。2000年印度科学技术部设立“大学及高等教育机构科技基础设施改进基金”（FIST），为学术界开展基础或应用科学领域的研究提供基础设施支持。2003年瓦杰帕伊政府推出《科学和技术政策》，强调“为了所有学术和研发机构能行使其职能要给予必需的自治和自由”。2008年印度科学技术部出台《国家创新法案（草案）》，力图打破制约印度创新的枷锁。2009年印度科学技术部推出“促进大学科研卓越”计划（PURSE），专门面向高校提供科研经费支持，以增强印度一流大学的科研能力，进而打造创造性的科学技术生态环境。2010年辛格政府将2010年至2020年确定为“创新十年”，成立印度国家创新委员会并制定“2010年~2020年创新路线图”，致力于打造“面向21世纪的国家创新生态系统”。

总体而言，1991年至2014年，印度通过参与全球技术分工和国际科技合作，来实现技术能力的快速积累，践行开放型技术民族主义，并呈现出包容性、进步性等积极特征。与此同时，印度通过承接全球软件外包和服务外包，重塑了国际数字产业分工格局，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构。这一时期，印度从防御型向开放型技术民族主义的转变是“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典型缩影。对于众多“全球南方”国家而言，相似的反殖民历史记忆、对外依附的警惕以及技术发展的诉求使其普遍面临保障内部安全与利用全球化红利的双重困境。印度开放型技术民族主义的实践展现了“全球南方”国家寻求本土化与全球化再平衡的共同追求，为理解“全球南方”国家技术民族主义提供了范例。

五、多极化推进下的开放型技术民族主义

（2014~2020年）

2014年至2020年，在国际格局加速向多极化演进的背景下，印度技术民族主义呈现开放型特征。随着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大国力量对比变化以及数字经济竞争激化国际技术权力分布呈现出更明显的多中心化趋势，印度也因此获得了借助外部合作提升自身技术能力的战略空间。长期以来，印度在全球技术体系中总体处于技术追赶地位，但随着信息技术产业、数字经济以及创新生态体系的不断发展。印度在部分领域的结构性技术权力有所提升，使其具备了由技术追赶国家向潜在技术领先国家转型的条件。根据印度储备银行报告，印度数字经济规模从2014年的1077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2225亿美元，莫迪上台后提出一系列经济发展优先、科技创新助力的旗舰计划，建立以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为基础的新型经济增长模式，将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位置，形成了以发展为优先的资源配置逻辑。2015年1月3日莫迪在孟买举行的第102届印度科学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为了印度的繁荣未来我们需要将科学、技术和创新置于国家优先事项的首位，要将印度打造成为领先的制造业国家和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中心”。这一时期发展目标在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印度更多通过对外开放、吸纳外部技术与嵌入全球技术体系来推进本国能力建设。因此总体上表现为多极化推进下的开放型技术民族主义。

一方面，印度培育本土技术生态，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在宏观政策层面莫迪政府出台“印度制造”计划、“数字印度”计划等一系列旗舰项目，通过提升制造能力、完善基础设施和促进数字化转型等维度重塑国内技术发展环境，推动产业结构从传统制造、技术外包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领域转型。2016年推出的“印度创业”倡议，以及“国家创新发展与利用”计划（NIDHI），借助财政资金支持与产学研协同，赋能初创企业发展，加速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上述政策不仅强化了政府对技术发展方向的引导力，而且激发了创新主体的活力，为印度本土技术生态的规模化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具体产业实践层面，电子制造业成为莫迪政府推动产业升级与技术自主的重要突破口。2015年实施的“分阶段制造计划”（PMP），通过逐步提高本土制造和零部件国产化比例，引导企业由简单组装向核心环节延伸，降低对外部电子产品和关键部件的结构性依赖。2019年出台的《电子产业国家政策》，进一步聚焦核心部件与关键技术能力建设，提出将印度打造为“全球电子系统设计与制造”（ESDM）中心，试图借助产业跃升，为印度在全球科技版图中的地位提升提供支撑。

另一方面，印度积极开展国际技术合作，融入全球技术体系。国际技术合作是推动技术发展服务于国内社会、提升结构性技术权力的重要方式。其一，印度通过加入国际出口管制体系避免被边缘化。印度2016年6月加入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CR）、2017年12月加入《瓦森纳协定》（WA）、2018年1月加入澳大利亚集团（AG）。不仅推动印度融入全球高科技出口管制体系，而且有助于获得研发先进武器和双用途技术所需的战略零部件，助力印度在国际技术秩序中提升自身地位。其二，参与全球技术治理成为印度获取外部技术资源与先进经验的重要窗口。印度通过国际电信联盟（ITU）、二十国集团（G20）等多边平台与信息通信技术领先国家开展合作，不仅能够与美、欧、日等信息通信技术领先国家及地区展开对话，还能在数字基础设施、数据治理、网络安全等领域获取前沿经验，为“数字印度”计划的迭代升级提供技术支撑。对于印度而言，进行国际技术合作能够推动国内技术生态与全球技术体系的深度融合，提升其在国际格局中的竞争优势，进而拓展其结构性技术权力尽早实现向技术领先国家的跃迁。

与此同时，这一阶段，莫迪政府并非完全忽视安全因素。随着数据逐渐成为重要战略性技术资源，莫迪政府实施严格的数据本地化政策，防范数据安全，威胁莫迪政府，还加快数据立法强化个人隐私和数据权利保护追求本国对数据的控制利用，要求特定类型的数据必须存储在位于印度境内的服务器中，旨在对外国科技参与者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数据本地化是指限制数据跨地理边界自由流动的各种政策措施。印度提倡数据本地化，本质上是在构建自己的网络利益边疆，数据本地化主要有四个目的：便利司法取证、促进经济增长、防止外国监听监视以及更好地执行数据保护法律法规。此外，莫迪政府又相继颁布了《电子药房规则草案》《2018年个人数据保护法草案》以及《印度电子商务国家政策框架草案》等配套政策法规。除了加紧推动本国数据本地化与隐私保护的建章立制外，印度在国际合作层面对数据跨境流动持消极态度。2019年6月28日，G20峰会发布《G20大阪数字经济宣言》，共有24个国家或地区签署印度拒绝签署该宣言，莫迪政府此举本质上是为了避免国际规则对本国数据本地化政策形成约束，确保数据安全与本国发展需求不受外部干预这体现了开放型技术民族主义在技术治理规则竞争中的自主性诉求。

总体上，这一时期印度技术民族主义呈现出多极化推进下的开放型特征，核心在于利用日趋多元的全球技术秩序，借助产业升级与国际合作，提升自身技术地位。对于全球技术体系而言，印度在数字经济和电子制造业等领域的快速扩张，使其逐渐成为全球数字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这一阶段的实践表明，技术追赶国家可以在多极化推进的国际体系中，依托开放合作加快技术能力积累，也为观察“全球南方”国家如何利用多极化推进技术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

六、泛安全化影响下的防御型技术

民族主义（2020年至今）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泛安全化浪潮席卷而来，“泛安全化”（pan-securitization）是指对众多非安全议题进行安全化建构或使众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传统化使安全的边界、范畴与维护安全的手段极度扩张，进而导致国家安全议程变得无所不包，世界百年变局引发的不确定性催化并加速了国家的泛安全化倾向，尤其是在全球技术博弈加剧、中印关系紧张与供应链风险上升的叠加影响下，印度对外部技术依赖的威胁感知显著上升。尽管在莫迪政府前两个任期的持续推动下，印度已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和科技产业新兴力量，其结构性技术权力有所积累，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GII）》中位列第48名，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创新质量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但印度的核心硬件与高端芯片仍高度依赖进口，2025年9月印度智库全球贸易研究倡议组织（GTRI）发布报告显示，由于深度依赖外国科技巨头印度的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严峻的战略风险，这实际上反映了印度结构性技术权力的有限性。一旦遭遇贸易禁运或供应链中断，将直接威胁国家安全与经济稳定，在泛安全化的持续影响下，印度资源配置逻辑明显转向安全优先形成防御型技术民族主义。

一是强化技术主权为核心的国家安全叙事。技术主权指一国在不过度依赖外国实体的前提下，自主开发、掌控和管理本国技术基础设施、资源及数字生态系统的能力，确保国家在技术发展、数据安全和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拥有完全自主权，不受外部力量的过度制约。鉴于在全球技术博弈背景下，技术主权事关地缘政治安全、经济增长安全以及国防安全等方方面面，莫迪政府将技术主权直接纳入国家安全话语体系，进而为印度在国际社会中争取战略自主与安全空间提供合法性基础。印度政府首席科学顾问阿贾伊·库马尔·苏德（Ajay Kumar Sood）将技术主权与国家发展绑定，强调印度要想迈入新的增长阶段，必须以技术主权为核心。技术主权对国防安全的重要性在近期印巴冲突中得到充分印证：2025年印巴紧张局势升级及后续的“朱砂行动”（Operation Sindoor）清晰展现了关键和新兴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莫迪政府将“维护技术主权”纳入国家长期政策考量，进一步强化了以技术主权为核心的国家安全叙事。

二是对华实施严格技术管控，严格维护技术安全。其一，升级外资审查是印度对华技术管控的制度性手段。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爆发后，印度加强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机制，取消中资投资的自动审批通道要求，所有来自中国的投资必须经过高层严格审查。2020年4月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印度政府发布了关于修改外商投资政策的第3号通知（Press Note No.3简称PN3），对来自与印度接壤的特定国家的投资实施严格审批要求。尽管该政策未在文本中明确指向中国，但受中印关系恶化影响，PN3在实际适用中高度集中于中国实质上收紧了中资进入印度市场的制度条件，印度税务部门针对华为、小米、中兴等中资科技企业频繁展开“突击调查”以执法之名实施典型的技术民族主义排外操作印度在电信、基础设施等领域将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排除在“可信供应商”名单之外，禁止中企参与大型项目投标，挤压中国技术的市场空间。此外，印度还将签证审批，作为技术管控辅助工具，刻意拖延中方技术人员工作签、商务签审批时间，迫使企业将关键技术环节交由印度本土人员负责。变相实现技术转移。其二，封禁中国应用，是印度对华技术管控中最为直接且影响广泛的举措。自2020年6月以来，印度以“国家安全”为名，接连封禁数百款中国应用，直接切断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印市场渠道。其三，构建排他性技术合作机制，是印度对华技术管控的延伸策略。印度通过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印韩美三边对话、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技术与创新（ACITI）等平台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关键领域寻求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技术支持与企业投资试图与中国“脱钩”。

三是加强关键技术本土化扭转对外依赖困境。自2020年8月起，莫迪政府陆续颁布五份“积极本土化清单”，明确限制军购中可进口的武器装备与零部件类别，要求军方优先采购国产产品。截至2025年3月，印度国防本土生产比例已从65%~70%依赖进口逆转为65%的装备自主制造，产业矩阵涵盖16家国防央企、430余家持证军工企业和近1.6万家中小微企业。印度通过出台“印度半导体任务”（ISM）、“印度AI使命”（India AI Mission）等倡议推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关键和新兴技术的本土化布局与此同时莫迪政府出台“为本地产品发声”（Vocal for Local）与“本土制造”（Swadeshi）两大倡议，鼓励国内民众支持购买并使用国货，以强化本土制造业的内生增长动力。2025年印度品牌资产基金会（IBEF）发布报告称，印度国内销售的智能手机中已有99%在本土生产。显示出在莫迪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下，印度在电子制造环节实现了本地化的实质性进展。

四是深化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新兴技术合作，构建多元化伙伴网络。防御型技术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完全拒绝外部合作，而是强调在安全可控前提下，利用外部资源弥补本国短板。莫迪政府通过选择性国际合作，吸收外部先进技术，以加速技术自主。一方面，印度吸引出口导向型外资，锚定全球供应链关键环节，推动出口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是印度融入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印度将自身定位为半导体先进封装、测试、标记和组装（ATMP）工厂的投资目的地，通过政策激励与市场潜力吸引外资落地，并推动本土企业参与核心环节。2025年，微软宣布在印度投资30亿美元，改善人工智能和云计算基础设施。这是微软有史以来在印度规模最大的投资，加速了印度在前沿科技领域的布局。另一方面，印度聚焦关键技术转让，与联合研发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印太地区战略伙伴为核心，试图构建新的供应链网络。印美新兴技术合作进展尤其令人瞩目，尽管当前印美双边关系出现波动，但美国仍是印度在新兴技术与投资领域最重要的伙伴。美国特朗普政府还向印度列出了一系列需整改的监管问题清单，以助力美国科技公司在印度投资建设数据中心。通过上述选择性合作，印度将外部技术资源转化为自主创新的“跳板”，不仅有助于印度逐步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而且能够在大国技术博弈的复杂棋局中获得更多的战略空间。

总体来看，2020年以来，印度技术民族主义已转向泛安全化背景下的防御型形态。印度通过强化关键技术、本土化与构建技术合作网络，进一步积累了结构性技术权力。但印度在通信设备、数字应用、电子制造等领域持续推动对华技术脱钩，不仅压缩了中印科技合作的空间，而且制约了“全球南方”技术协同发展的战略纵深。印度的实践表明，当技术竞争、地缘政治冲突与供应链风险相互叠加时，技术追赶国家的技术民族主义易从开放型转向防御型，这也对“全球南方”国家间的技术合作构成潜在约束。

七、结论

本文基于技术民族主义的概念、内涵与三次浪潮，构建“结构性技术权力—资源配置逻辑”的技术民族主义分类框架旨在回应一个核心问题，即技术民族主义受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内制度安排双重驱动，具备多元形态与价值取向。印度技术民族主义的历史演进检验了本文所提出的分类框架。冷战时期，印度防御型技术民族主义呈现出自主性、安全优先特征，旨在实现国家自强与民族独立，全球化阶段，印度转向开放型技术民族主义，立足技术引进与开放合作，凸显发展优先价值取向。2014年至2020年，在多极化推进背景下，印度继续以开放姿态积累结构性技术权力，2020年以来，随着泛安全化态势加剧，印度转向安全优先的防御型技术民族主义。从冷战时期到数字时代印度技术民族主义，虽然在具体形态上不断变化，但其内在逻辑具有较强延续性，彰显出技术民族主义形态随结构性技术权力与国内资源配置逻辑动态调整的本质，集中体现为以后殖民自主性为价值基础、以国家主导为制度支撑、以国家发展为战略目标的技术民族主义实践。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印度技术民族主义的历史演进不仅反映了单一国家行为的战略调整，也折射出“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技术竞争体系中的普遍困境：为了提高技术能力，“全球南方”国家既需要融入全球技术体系，又不得不警惕对外技术依附的风险。因此“全球南方”国家所践行的技术民族主义往往在自主与开放、安全与发展之间呈现出动态平衡。印度作为“全球南方”国家中科技产业规模较大、技术能力增长较快的新兴经济体，其技术民族主义的阶段性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为洞察“全球南方”国家在技术政治时代的政策选择，提供了范例。

未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持续深化，技术民族主义的第三波浪潮将持续蔓延，成为塑造全球技术体系的关键变量。需要注意的是，技术民族主义并非单一、同质化的政策面向。在不同的国内外结构条件下，国家所践行的技术民族主义并不必然是保守主义的、逆全球化的。一国技术民族主义的具体形态取决于国家在安全与发展之间资源配置逻辑的战略权衡政策影响范畴，受制于国家结构性技术权力的高低。当安全优先占据主导时，技术民族主义往往表现为对关键技术与产业链的保护倾向，而当发展优先占据主导时，技术民族主义则可能表现为更加开放的实践方式，通过技术引进、国际合作与全球技术网络嵌入来提升竞争力。因此，应客观评价技术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针对不同类型的技术民族主义采取差异化应对措施。对于霸权型技术民族主义，应防范技术封锁、出口限制与供应链武器化所带来的体系性风险，对于开放型与扩张型技术民族主义，应关注其如何通过国际合作、标准输出与制度嵌入重塑全球技术秩序，对于防御型技术民族主义，则应从技术追赶国家在追求技术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推动发展转型之间的张力加以理解。

作者简介：

关培凤，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

畅爽，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生。

本文整理自《南亚研究》2026年第2期文章，原标题为《结构性技术权力、资源配置逻辑与印度技术族主义的历史演进》。

本期编辑：杨林宇

本期审核：单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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