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反奉，帐下四大文人谋士，一个当汉奸被枪毙，一个在台湾坐冷板凳，一个44岁郁闷而死，最惨的是林徽因父亲

1925年11月23日，滦州车站的专列里，饶汉祥铺开纸笔，替郭松龄拟就了那封名噪一时的反奉通电，电文中“残民以逞，罪恶贯盈”的骈句，像一帖泛黄的古文试卷，被发往各省。张学良多年后谈及此事，仍带着一种哭笑不得的况味，据《张学良口述历史》记载，他的原话是：“郭松龄通电，那都是饶汉祥写的四六骈文，前方将领拿过来一念，当兵的谁听得懂？简直是笑话。”

当时聚集在郭松龄帐下的文人，核心圈不过寥寥数人，却各有渊源。

首屈一指的便是湖北广济人，此人原是黎元洪的秘书长，民初文胆，专擅骈俪文章。黎元洪下台后，饶汉祥闲居天津，对张作霖操控北京政局衔恨已久。郭松龄起兵前，通过幕僚将他延揽入幕，委为总司令部秘书长，一切对外的电文、宣言，皆出其手。

饶汉祥卖力极深，洋洋洒洒数千言的通电里，历数张作霖五大罪状，词藻古奥，用的尽是“梗命殃民，罪难擢数”那套旧典。郭松龄自己也觉不妥，据殷汝耕后来在《郭松龄反奉纪略》中追述，郭曾当面说：“汉祥的电文只能给官场看，普通士兵百姓哪听得懂？”于是又让人另行起草了相对通俗的文告，但饶版骈文仍被当作正式檄文发向全国。

时人评价，饶汉祥的文章犹如摆在刀丛边上的花瓶，好看而不顶用。京津报界有人讽其为“通电内阁”，批评这种骈体檄文在民国十四年的政治环境里早已丧失动员底层的能力。冯玉祥那边接获电文后，有将领私下直皱眉头，说这些转文嚼字的玩意儿，当兵的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第二位核心人物是林长民，闽侯人，研究系要角，林徽因之父。

林长民绝非寻常幕客，他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是研究系在北方的重要政治代表。他之所以冒死加盟，有自己的政治算盘。研究系自梁启超以下，对张作霖的奉系统治素来敌视，一心想联络有实力的军人推倒张氏，划出新的政治版图。

郭松龄兵变前，林长民早已与之密函往来，代郭联络冯玉祥、李景林，并在郭军成立总部后出任政务处长，实为谋主。

时人吴虬在《北洋派之文人》中曾讥林长民“不甘寂寞，好为奇谋”，可谓一语破的。当郭军出山海关、连克连捷之际，林长民志得意满，随军推进，以为民初未竟的政治理想可在东北军人的枪杆子下得以施行。

奉天方面对他的恨意尤为刻骨，骂他是“勾结南方的政客学棍”。1925年12月23日，郭军与奉军决战巨流河，兵败如山倒。林长民在乱军中乘坐大车向新民方向逃亡，行至白旗堡附近，被追击的奉军骑兵流弹击中，年方四十九岁。

梁启超闻耗，恸挽一联：“天所废，孰能兴，十年补葺艰难，直是愚公移山；死非命，生莫解，一恸仓皇破碎，遂令永诀终天。”联句里除了悲痛，是否还有一丝对他政治豪赌失败的婉责，无人可知。

当时《国闻周报》有一篇《悼林宗孟》，里面说林长民“理想有余，审势不足，虽志切扶危，终罹惨祸”，这几乎代表了舆论界一种普遍的同情与遗憾：一个长于谋略的政客，误判了内战的残酷法则，把自己的性命当作筹码押进了沙场。

在饶、林之外，还有专门负责对外交涉与秘密接洽的殷汝耕与齐世英。

殷汝耕早年留学日本，娶了日本妻子，一口流利日语，在郭军担任外交处长，负责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及关东军的周旋。他并非只当翻译，在饶汉祥骈文通电遭诟病后，郭松龄让他重拟白话宣言，提出“打倒军阀、建设新东北”等口号，试图争取基层与青年认同，但当时奉天舆论机枢全掌握在张作霖之手，殷汝耕的通俗宣传收效甚微。

郭军崩溃后，殷汝耕躲进沈阳日本领事馆，辗转脱险。此人后来在华北变节，成立伪政权，沦为汉奸。郭松龄这段反奉经历，成为殷汝耕此后自诩“曾经反军阀”的政治资本，却也折射出部分文人反复无常的投机性。

齐世英是更特殊的一人，他早年留学日、德，属于国民党系打入东北的新锐。郭松龄将他用为参议，派他去上海联络国民党元老，想为郭军获取南方的政治背书。齐世英在口述回忆里坦言，他当时极受郭松龄信任，许多机密电函经他译发。巨流河战败，齐世英从新民脱险，辗转逃亡，后长期主持国民党东北党务，终身反奉。

郭松龄本身虽为武人，但自诩儒将，平素读书论政，厌恶奉系绿林习气。他想让自己的反奉起事不仅要凭借枪杆，更要占据政治与道义高地，因此急切地编织这么一套文人班底，替他草檄定策。

然而，这批文人的真实效用，远未达到他的预期。饶汉祥的骈文通电在各省实力派看来，不过是黎元洪旧僚弄笔的余绪，缺乏现实号召力；林长民、齐世英的政治设计则近乎空中楼阁，他们指望冯玉祥的国民军出大力援助，却不料冯氏坐观成败，背后还与张学良暗通款曲。

讽刺的是，奉军司令部那帮被郭松龄鄙夷为“老粗”的将弁，反而把枪弹、兵饷和日本人暗中的纵容运用得淋漓尽致。

这些文人的结局，林长民最为惨烈，书生身躯化为战场血污。

饶汉祥在乱军中化装潜逃，返回天津，经此一劫，心气颓丧，昔日笔底波澜化成一身病骨，1927年即病殁，只活了四十四岁。

殷汝耕逍遥数年后，以汉奸身份被处决。

齐世英最后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半生沦为“立法院”里的冷板凳者，口述往事时，仍反复强调郭松龄反奉的“革命”性质，仿佛唯有如此，才能为那场功亏一篑的起事，以及他们这群文人押上的全部身家，寻得一丝历史意义上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