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思源丨美国最后一名“铁肺”使用者离世，而今年也是怹的诞辰100周年

据媒体报道，被誉为“美国最后一位已知使用铁肺的脊髓灰质炎患者”的Martha Ann Lillard于6月2 6日在俄克拉荷马州 与世长辞，享年78岁。

一、脊髓灰质炎与铁肺

脊髓灰质炎（也叫“小儿麻痹症”，poliomyelitis/polio）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儿童和无免疫力的成年人都可以患病，尤其是主要影响5岁以下儿童。

这种病毒最危险的特点并非是能导致感染后发病患者终身不可逆瘫痪，而是大多数感染者看起来并没有生病（高达90%的人无症状或者症状轻微），却仍可能排出病毒并传染他人。

大约每感染200人，就可能有1人发生不可逆的瘫痪，通常首先累及腿部。

非常不幸的是，L illard 于5岁确诊脊髓灰质炎，此后颈部以下瘫痪，靠俗称“铁肺 ”——一种看上去像金属桶一样用来辅助患者呼吸的负压呼吸机——生活。

这种呼吸机和现代的呼 吸机不同，现代呼吸机通常通过面罩或气管插管，把空气“压进”肺里，属于正压通气；铁肺则是从身体外部制造负压，让肺自己“吸进”空气。

医生曾预言利拉德活不过20岁。经过治疗，她恢复左臂部分功能和双腿活动，此后她独自生活多年并自行料理三餐并在2月与认识20多年的埃及网友结婚。

利拉德两次感染新冠病毒，在她生命的最后两年，几乎每天都依赖铁肺维持生命。

Martha Ann Lillard的一生，AI制图

不过随着高效疫苗的出现，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各个国家都已经将脊髓灰质炎病毒“逼至死路”。从目前来看，全球脊灰根除行动是公共卫生史上最成功的疾病控制项目之一。

1988年，全球每年估计有约35万例脊灰病例，野生脊灰病毒在125个以上的国家持续传播。此后，全球病例减少了99%以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已经消除了本土野生脊灰病毒传播。

野生脊灰病毒的3个血清型中：

• 野生2型脊灰病毒：最后病例发生于1999年，2015年被正式宣布根除；
• 野生3型脊灰病毒：的最后病例发生于2012年，2019年被正式宣布根除；

• 目前自然界中仍持续传播的只剩下野生1型脊灰病毒（WPV1）。

这一切都离不开有效的疫苗，更离不开科学家们的伟大付出（海外故事可以参见：）。而在我国，最不能遗忘的一个名字叫做：顾方舟。

————以下内容来自于China CDC Weekly，内容为个人自译————

二、纪念顾方舟诞辰100周年

顾方舟（1926—2019）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医学科学家、病毒学家和医学教育家。2026年是顾方舟诞辰100周年。2025年12月，为纪念中国科学家顾方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第43届大会正式通过决议，将顾方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周年纪念活动名录。

顾方舟，图源：CCDC WEEKLY

顾方舟为脊髓灰质炎防控事业潜心研究42年，是中国组织培养口服减毒活疫苗研究的先驱之一。1957年，他主动承担起带领科研团队开展脊髓灰质炎病毒防治攻关的重任。20世纪60年代初，他成功研制出口服液体疫苗和糖丸疫苗两种剂型的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使数十万儿童免于瘫痪。他还提出，应通过减毒活疫苗技术、免疫接种规划以及符合中国国情的防控策略，实现消灭脊髓灰质炎的目标。

北京大学的公共卫生启蒙与赴苏联深造

1944年，顾方舟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在求学期间，严镜清（1905—2005）教授讲授的公共卫生课程给他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严镜清的授课内容紧密结合当时中国面临的严峻公共卫生现实，深深触动了顾方舟，使他立志投身公共卫生事业，帮助更多民众摆脱疾病、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

1951年，顾方舟赴苏联留学，在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接受研究生教育。该研究所是当时苏联医学科学研究和科研组织管理领域的顶尖机构之一。顾方舟的导师是苏联著名脑炎病毒学专家E.N.列夫科维奇（E.N.Levkovich）教授。

这一跨学科的知识基础，使顾方舟能够将基础科学研究与国家传染病防控需求相结合，而这正是中国建立本土化脊髓灰质炎防控模式的重要前提。

启动中国全国性脊髓灰质炎防治行动

20世纪50年代，脊髓灰质炎逐渐成为严重威胁中国公共卫生的传染病。1953年，南通首次记录到局部暴发；1955年，脊髓灰质炎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流行，发病率达到32.1/10万。对于易感儿童，脊髓灰质炎病毒可导致广泛性瘫痪，甚至引发致命性呼吸衰竭，因此迫切需要研发适合中国国情的防控技术，并建立系统性的防治策略。面对全国性的疫情危机，顾方舟于1957年启动了中国系统性的脊髓灰质炎病原学研究和防治工作，由此开启了长期消灭脊髓灰质炎的行动。他曾说：“这是政府交给我的一项任务。”从此，攻克脊髓灰质炎成为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顾方舟在脊髓灰质炎防控领域取得的第一个重大突破，是成功分离脊髓灰质炎病毒并确定其型别。1957年，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带领科研团队，对中国多个地区脊髓灰质炎患者的粪便标本开展调查，从北京、上海、天津、青岛等12个地区患者的粪便中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并成功完成病毒分型。1958年，顾方舟等人在《中华寄生虫病传染病杂志》发表了《上海市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分离与定型》一文。该研究首次在中国采用恒河猴肾组织培养技术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并通过病原学和血清学方法证实，在当时的脊髓灰质炎流行中，Ⅰ型脊髓灰质炎病毒占主导地位。这项研究为预防脊髓灰质炎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关键的流行病学依据。

顾方舟所选择的疫苗研发策略，体现了中国公共卫生决策中的一种典型逻辑：相较于照搬国外的技术标准，更加优先考虑国家层面的经济可负担性和实际应用的可行性。1959年，他经过论证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进口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inactivated polio vaccine，IPV）的成本过高，难以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普遍接种。因此，他战略性地将研究重点转向成本较低的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oral polio vaccine，OPV），并启动了疫苗的自主研发工作。这种因地制宜的技术路线选择，为中国开展大规模人群免疫奠定了基础，也成为国外公共卫生技术在中国实现本土化转化的经典范例。

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的开创性临床试验

严格的临床验证，是中国依靠疫苗控制传染病的另一项重要经验。顾方舟设计了一套将动物实验与Ⅰ、Ⅱ、Ⅲ期临床试验相结合的规范化研究体系。为了验证疫苗对核心接种人群——儿童的安全性，他在Ⅰ期试验中首先亲自试服疫苗，随后又让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参加试验，团队成员也自愿让自己的孩子接受疫苗试验。这些行动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体现了科研人员在推动更大范围接种之前，首先由自己承担潜在风险的责任与担当。

大规模人群试验证实了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防控模式的公共卫生价值。1960年，中国先后开展了Ⅱ期和Ⅲ期试验，覆盖全国约200万名儿童，系统验证了疫苗的安全性及其在实际应用中的保护效果。流行病学监测显示，接种人群中的脊髓灰质炎发病率大幅下降，为在全国推广免疫接种提供了有力证据。脊髓灰质炎疫情的蔓延势头由此得到显著遏制，中国儿童也获得了可靠的免疫保护。

脊髓灰质炎糖丸疫苗的研制与推广

糖丸疫苗的创新，通过优化适合中国农村地区的疾病防控模式，解决了基层防疫工作中的关键瓶颈。早期的液体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需要严格的低温储存条件，且保存期限较短，难以适应中国广大农村和偏远山区物流运输能力有限、医疗基础设施薄弱的现实条件。1962年，顾方舟等人研制出固体糖丸剂型的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这种疫苗保存期限更长，便于运输和服用，同时能够保持稳定的免疫原性。

1964年，糖丸疫苗开始在全国推广；1986年，又进一步完成了三价疫苗的优化，使中国的脊髓灰质炎预防体系更加完善。三价糖丸疫苗的成功研制，不仅解决了脊髓灰质炎疫苗半成品原液的供应问题，还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制造成本，并使疫苗接种更加方便。疫苗技术和推广策略的持续迭代，推动中国脊髓灰质炎病例数逐年稳定下降，最终形成了一套涵盖病原学监测、疫苗研发和全人群免疫接种的完整防控体系。

2000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西太平洋地区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委员会确认，中国已经阻断本土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传播。这一里程碑式成就，验证了中国本土化脊髓灰质炎防控模式的有效性。该模式将自主技术创新、因地制宜的策略调整、全人群免疫覆盖以及规范化的基层实施有机结合，为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奠定了坚实基础。

科学精神与全球公共卫生遗产

以顾方舟为代表的中国脊髓灰质炎消灭实践，总结出了三项核心公共卫生经验。第一，精准的疫情调查与研究是开展科学防控的前提；第二，本土化技术创新能够使公共卫生工具更好地适应国家实际和基层条件；第三，以人群为导向、实现广泛覆盖的免疫策略，有助于消除传染病持续传播的风险。这些实践回应了发展中国家传染病防控面临的核心挑战，包括医疗资源有限、地区间医疗卫生发展不均衡以及人口规模庞大等问题。

顾方舟谦逊奉献的科学精神，以及他所推动建立并取得成功的脊髓灰质炎防控模式，为全球公共卫生提供了深刻启示。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的经验不仅保护了数以亿计的儿童，也为发展中国家应对重大儿童传染病提供了一种可复制、可借鉴的范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全球性纪念活动，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基层公共卫生策略、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和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预防理念所具有的国际价值，并为全球传染病防控合作提供了持久启示。

三、“最后一英里”（The Last Mile）

目前，全球只有两个国家仍被列为野生脊灰病毒本土流行国家。

截至2026年7月8日前后的最新报告，2026年两国共报告约10例野生1型脊灰病例，其中阿富汗7例、巴基斯坦3例。由于绝大多数感染者不会瘫痪，病例数字只是病毒传播的“冰山一角”；巴基斯坦的污水监测在2026年6月采集的样本中仍持续检出野生1型脊灰病毒，说明社区中仍存在无症状传播。

好消息是，与2025年同期相比，野生病毒的地理分布已经缩小，传播越来越集中在少数高风险地区。

坏消息是，“只有两个国家仍流行野生脊灰病毒”，并不等于“其他国家完全没有脊灰病毒”。

2025年，全球27个国家共报告了202例循环型疫苗衍生脊灰病例，其中192例由2型病毒引起。虽然比2024年的463例明显下降，但传播并没有完全停止。进入2026年后，尼日利亚、乍得、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等国家仍在报告相关病例。

更糟糕的是，WHO在2026年3月仍将脊灰病毒国际传播风险认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没有将其认定为“全球大流行紧急状态”。WHO同时警告，资金短缺、监测能力下降以及高风险地区大量漏种儿童，可能使已经取得的成果发生倒退。

最后一英里，AI制图

可以说，人类已经完成了脊灰根除工作的99%，但剩下的1%是最艰难、也最不能放松的部分。

从索尔克和萨宾开创脊髓灰质炎疫苗时代，到顾方舟为中国铺就无脊灰之路，人类已凭借一代代科学家的接力将脊灰逼至最后防线；在脊灰尚未彻底消失的今天，对他们最好的纪念，就是让疫苗抵达每一个孩子，让这种古老疾病真正成为历史。

【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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