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钱锺书与叶嘉莹的互相“看不上”，宋淇书信的“幸存”，以及蒋寅的“恶意”

钱先生对叶嘉莹的“酷评”，自2024年三联那部《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面世后，已广为人知。1984年11月1日，钱锺书在给好友宋淇的信里，将“最后的女先生”叶嘉莹女士痛批一通，已经很出人意外，加之此书上市又恰逢叶女士遽然作古赴瑶池会，所以当时就“出圈”了，一时间炒得沸沸扬扬。三人行必有八卦焉，还记得当时我们的另一位“当事人”蒋寅教授，这位当今唯一既敢“炮轰”钱锺书又能“轻薄”叶嘉莹的“神一样的存在的男人”（网民评语），在公众号特制一篇辣评“送行”，也是让网民围攻得焦头烂额。当然，以蒋先生的性情，遇此等事似乎还是乐此不疲的，不过这里且按下不表，先铺垫几句闲话。

说起来，吴学昭整理的这部《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最有“料”的部分正是这批钱宋往来书信。因为特别“真实”之外，内容也是“详燕处道俗之私，兼提要钩玄之著”，十足既精彩又八卦，直可视为一册浓缩版的“品藻录”，还是由槐聚主人与宋悌芬“双男神”合奏的。钱锺书一生据说写信近20万封（范旭仑说法），也似乎口无遮拦，但他实际是很懂世道人心的，“内心颇工算计”，“非常会做人”，大大咧咧的“痴气”与“呆大”表层下，“可与言”还是“不可与言”心中门清。所以从目前披露的钱先生书信来看，最有“研究价值”与“有资掌故”的部分，除了给堂妹夫许景渊（按辈分许景渊还是‌许倬云先生的堂叔）‌那组外（许慧女士已整理为《槐影庐存牍》出版，世界联合出版社2025年首印，感谢许老师惠赐了一本），就是给宋淇这批了。

从这批书信可见，钱锺书对小9岁的宋淇的信任，可能超过与之通信的所有人，近乎毫无防范。盖宋淇本出身名门，才学识俱佳，钱宋两家又是所谓“世交”，彼此更是早在1940年代初期就相视莫逆，彼时的宋淇对钱锺书非常崇拜，“以鲍士威自居，待钱如约翰生博士”（夏志清语），即现在所谓的“古早铁粉”，这是“以倾盖之旧，承通家之好”，钱锺书自然另眼相看，视为“自己人”。况宋淇为人又极靠谱，连张爱玲这般“龟毛”至极的超完美主义者都信任无间的，又常年身处海外，对彼岸的学术文化情况知之甚稔，钱锺书与之通信，既是老友之间欢然道故，也是将之作为重要信息获取渠道的，所以月旦人事都非常刻露直白，知无不言，言必无隐。加之宋淇也是难得可以“接上话”的饱学之士，所以钱先生提笔意兴之所至，往往多有“言未及之而言”的例外，较之钱给别人书信的“言及之而不言”的敷衍客套，区别是很明显的，是以推心置腹，平日不轻对人谈的话都谈了出来。这是钱锺书的“两幅面孔”。比如他见到张爱玲的“男闺蜜”水晶，就说张“She is very good”，可宋淇一个劲跟他扯老张，他就识趣地避而不谈，后来见到陆灏坦然说是“为了应酬”，这一套“见什么说什么话”的“外交辞令”，钱先生是运用得很娴熟的。

钱宋书信，其实是“漏网之鱼”，还能“存于天壤之间”，只怕真有偶然成分。话说2011年，宋淇之子宋以朗在沪上报刊发文，追述钱锺书与乃父的交往旧事，并提及家藏两人书信可以悉数赠予杨绛留念，而且杨若想出版，他很“乐意帮忙整理与作注解”云云。四年后的2015年10月，杨绛忽然致信宋以朗，希望“有生之年，能再翻翻这些旧信”，宋也应诺于2015年12月27日托人送交杨绛手上。仅四个月后，杨绛就告别人世。从时间线索看，这批书信之所以能意外留存下来，还得以择要发表，原因似乎也不难揣测：一是彼时的杨绛，生命已经悄然走到了尽头，据罗银胜《杨绛传》可知，至少在2015年5月底，杨已经住到了协和医院，周有光还特意前往探望，她可能已经无暇处理这批书信；二是宋以朗送回之初，其实也是有“隐性条件”的，那就是给她“留念”或“出版”，她总不好一毁了之。要知道，在当时，也是“闻说薄薄三页的钱先生应酬函可卖三十万港元；完整一套真迹书信集，我无法估计价钱，分分钟几千万”，宋以朗这么“没有钱”全部白送，目的“只为了让杨先生高兴一下，也期望物件能有好的归宿”，杨先生真要“痛下杀手”，让保姆倒去三里河小区垃圾桶，那也是有顾虑的。所以，这批书信很侥幸就传了下来，到了“钱杨遗嘱执行人”吴学昭手中。待吴整理出版《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之际，又可能觉得若无这批书信添入，份量就太轻了，几乎没什么“营养”，“信息量”太低，所以思前想后，钱宋往来书信就这么“择要”加入了。

图源：“钱锺书研究”公众号

至于书中钱锺书“酷评”叶嘉莹那些话，真要认真看，其实不算贬低。要我看，可能还算是高评，因为“颇读书，亦尚有literary sense”这一句才是真正压轴的“文眼”所在，此外无非具体的指摘，好比我们日常办公室悄悄话，“这人不错，但也有些小毛病，一二三....”，如此而已。熟悉钱锺书路数的都知道，钱先生品藻学人，最喜欢用的评判标准,是“通”与“不通”、“读书”与“不读书”，二者差不多是同义反复关系，《容安馆札记》漫天遍地这样的评语。在他眼中，小15岁的女士叶嘉莹不仅“能读书”，还“颇读书”，此“三语掾”评语若细加籀绎，非但不是贬低，反倒是高赞了：“颇读书”是不仅勤奋，还读得“通”了，否则就是“不读书”，懒且读“不通”。“老朽之学穷根柢、直凑单微，数千言胜于其数万言也”云云，也无非作为老前辈，摆摆资格罢了。他还说叶嘉莹“尚有literary sense”，自然也是难得的夸誉，只不过还得放到钱锺书的语境中才能理解。要知道，钱从来都认为，对于世间绝大多数文史学人而言，“literary sense”都是稀缺的，所以早年他吐槽“偏是把文学当作职业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厉害。好多文学研究者，对于诗文的美丑髙低，竟毫无欣赏和鉴别”（《释文盲》），晚年在给同事卢兴基的私信中又挖苦钱穆与陈寅恪“于文学无所解”，想叶嘉莹的文学认知比钱宾四陈寅恪都高了，如何不是揄扬与赏识？我想多数人只是依文解意，没有看太懂钱的意思。宋淇回信说，叶嘉莹著述确实有见解，如此附和其实也很明白了。

实际上，对于彼时行情最好的“海外学人”，包括“汉学家”，钱锺书向来是不屑一顾的，嘲之为“一东一西，不是东西，直 kitchen middens 而已”。以我涉略所及，钱锺书对李欧梵反倒是颇欣赏的，可能看中他的诚恳与真性情，还有就是认为余潜山“博而兼雅”，“海外学人当推魁首”，自郐而下钱先生是真不客气了。我想，叶嘉莹在他眼中，应该属于“还可以”、“勉强凑合”之列，按锺嵘的分类法当属“上品”与“中品”之间。总体来说，他似乎认为叶嘉莹的缺陷还是失之于浅薄，西学是贩掠比附，“亦殊浅尝也”，搞点二手材料与理论，强行“扯凑”中国诗词，传统古籍也领悟得不够深切，终究有些隔膜，所以“终恨卖花担上看桃李”。这样的评语算脱离实际的“酷评”或“诋毁”么？我觉得未必。实际上，叶的晚年自传中，也坦承过，自己对西方文学与文化“不通”，人到中年跑加拿大教书纯粹是为谋生，彼时才不得不硬啃英文，“西学”于她委实是半路出家，在钱锺书眼中不够精深，不亦宜乎？她的那些诗词研究，平心而论也多是普及之作，钱锺书专门提及的“论“常州派”一篇及“王论《红楼梦》”一篇”，应该都是叶嘉莹全集中最专业最用力的“学术论文”了，水准与成就有多高，我想学界中人也是有目共睹的。叶生前自评“我没有什么大的学问，也做不出什么大事来“，未必不是自知之明。从这些点看，我觉得钱锺书没有贬低叶嘉莹，还是青眼有加，惟顺带调侃了这类“海外学人”普遍有的问题。当年，他的清华同学顾宪良评钱为人，说“他是忠实于他的批评的特性的”，此时依然也是如此的。偶尔“应酬”之外，钱锺书不说谎。

但事情的蹊跷在于，不知道是否书信“泄密”了，招致了叶嘉莹的反感，叶曾经罕见地公开对钱锺书大加批评，而且不止一次。叶这个人是有名的“尊重前辈”，更是真“口不臧否人物”的“天下至慎”，回忆录中对施暴的丈夫都没有什么怨言恶语，可对“当世名公”还是“惠过两次”有交谊的“前辈”钱锺书，却发起如此严厉的指摘，在叶嘉莹的生平中都找不到第二例，只能合理怀疑这是她对那些“评语”有所耳闻，不惜反唇相讥了。目前我所见的材料，至少有两处：一是“众所周知”的，即2010年的“钱锺书教授百岁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叶“以八十高龄仆仆风尘来台参会”，递交的万字长文却是对钱锺书的“诗”发起总批判，相当于跑“钱学家”场地“踢馆”了。这篇论文颇夹缠，欲说还休点到为止，但笔法与论断还是清楚的：先扬后抑，先客套地称誉钱诗“用典工夫尤其到家”，但结论却是其诗水准有限，说是“钱氏”“因性情之故”，思致与博学有余，博大浑涵流畅与自然感会很是欠缺，纯以“用典工力取胜”，而且“不免有好议论臧否人物的习惯”，甚至由于缺失家庭“吟咏”的熏陶，没什么“情韵生动之美”（汪荣祖主编《钱锺书诗文丛说》，央大2011年版，页1~18）。说白了，在叶嘉莹眼中，钱锺书的诗板滞、说理，没什么情感，也不堪吟读，好似一堆用典的文字游戏，这样的评价还得多低呢？从这样的表述来看，尤其是突兀地横插一笔点出钱“好方人”的毛病，我以为叶嘉莹应该是耳闻过钱的负评的，所以要特地参会，从自己专擅的诗词评论入手，“还施彼身”。

其实此事还没有完。近日我翻阅一堆旧刊，发现早在2012年第3期的《中国图书评论》杂志上，在一篇有关吟咏的访谈中，叶嘉莹也曾猝然话锋一转，批评起钱锺书的诗来。这段材料似乎从未见人引用过。在这篇访谈中，叶嘉莹更明确指摘道，钱固然很博学，但“他的诗缺少一种气韵，古人说诗歌要有气、韵、神，钱锺书的诗就缺少那种神韵，缺少情味”，“我推测他一定不是很会吟咏的人”，钱也一定从未受到吟咏的熏习。她还暗示说，钱父钱基博“虽然也是博学多识的学者”，“但是并未流传下来几首诗”，其中剑指也是在明显不过了。按我的理解，叶嘉莹对钱锺书最是自豪的旧体诗水准与成就，都评价非常低。只不过她的言辞一惯地克制婉曲，批评起来也是要保持“温柔敦厚”的风度，不可能很直白表述，那些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就需要读者如她教我们读常州词一般，“思索安排”其“模糊性”，在“不说明具体”的想象空间中，去“猜测作者用心”了。

当然，叶嘉莹这算是挑针打眼扭曲事实，乃至泄一时之忿的苛评么？老实说，即便叶先生确有那样的用心，我也不觉得这些批评有多大问题，因为它到底还是在正常的学术讨论范围内，并无不妥。而且，钱锺书的学问高，但诗水准不够，似乎也是那一代人的共识。前一段重翻《闲堂书简》，就又看到程千帆在1995年7月30日致舒芜信中的那个著名“又及”：“日前得见《槐聚诗存》，真‘王爱好’也。打扮过于精致，似不及冒叔子诗之耐读也。又绝口不及时事，似在云端里活，天下之至慎，然造语之工，用典构思之巧，老辈不肯为，少年不能为，要是一奇。闻周振甫云，此公卧疾已久，剧时但能以滴管从鼻腔进食，亦谢绝探视，兄谅闻之。”（页600）再翻找舒芜1995.8.2的回信，也是异口同声，说“槐聚诗，用力深巧，诚如尊言，而冒叔子诗则较自然”云云（《碧空楼书简》页63）。单从这些隔空对话可知，不满意钱锺书的诗，在彼时老辈师道行家中是有默契的，而程舒所挑剔的内容，大抵也就是叶嘉莹指摘的那些，区别只在于是否公开说出来。

但事实的有意思还不止这些。此番“重读”，倒是让我重新审视起蒋寅教授大批钱锺书这桩旧事来。认真说起来，当今名流学人中，蒋文虎才是批钱最起劲的那位，从1990年到现在，整整30多年，他是逮住钱锺书就不放，雄文是一篇接着一篇，好似放焰口一般没完没了，总之是非要把钱锺书的“大师”牌位砸碎不可，尽管蒋是钱的后学，且还算是同事。过去我也不是很明白，蒋文虎的那些文章，其实也都是“讲理”的，并未见有什么人身攻击，何以“钱学圈”那些人这么愤怒呢？如今再翻《闲堂书简》，对照时间线索，似乎也不难理解了。一个，1990年11月，是钱锺书的八十寿诞，有关部门是要给这位学术权威举行盛大的庆祝典礼的，可社科院内部刊物《文学遗产》（季刊）却在这一年第4期，也就是同一月，专门刊出蒋寅的《 <谈艺录> 的启示》一文，表面上是毕恭毕敬的贺寿，实际是皮里阳秋地要“解构钱锺书神话”，正如后来他自承的，“觉得钱的学问有他非常朴实乃至笨拙的一面，同时也有俏皮卖弄的一面”，是为此目的而写；二个，到了1996年11月1日，他又正式发起总攻击，在《南方都市报》上刊文，滔滔长文颇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架势，认定钱绝非“大师”，不过“是个博学的读书人”，学问“纯然是自愉性的”，小说与诗尤其糟糕云云。按他的潜台词，钱锺书不过区区“古典文学专家”，还是个蹩脚的“诗人“，不大入流的“小说家”。

在过去，我也并未意识到此文有多大问题，可一对照程千帆与舒芜的往来书信，即知1996年11月这个时间点非常微妙，也就是程千帆1995年7月30日对舒芜通报的信息，钱重病快不行了，“剧时但能以滴管从鼻腔进食”。不仅，钱瑗也是1996年1月后确诊晚期脊椎癌入院的。作为钱在社科院文学所的同事，蒋寅不大可能不知道这些内情，以他彼时与恩师程千帆的交流之密，也不容他没听说，所以在这样的时间点发出这样的“重估（钱）一切价值”的呼吁，似乎也可以说是他有意要刺激重病垂危中的钱锺书本人，乃至钱杨全家。要知道，1996年可说是钱家最艰难的时刻，一老一少都病倒重症室，“我们仨”心力交瘁，外界的任何风水草动都可能给他们一家带去痛苦。在这样的暗黑时刻，蒋寅教授的雄文发表了，而且特意发在销量甚大的《南方读书报》上。在蒋教授的心中，钱家是不会读到的吗，亦或者没有人会告知他们么，我以为不是。当他有意发表，且发在南都时，就要预料到钱家知悉那种情况。从这个角度想，似乎就能恍然大悟，何以“钱学家”们不肯谅解蒋寅了；而我们借此也可以明白，这样的文章“学理性”再强，也是不厚道的，就如他两年前在叶嘉莹“尸骨未寒”之际，就急于抛出“鞭墓”差不多，都是不厚道的。尽管我也承认，蒋先生的才学在当今学界，也是数一数二的，他的那两本《金陵生小言》与《清代诗学史》（第二卷）至今在我案头，常读常新。

当然，蒋寅教授的这个“恶意”，似乎也得看怎么解读。好的方面讲，说明他正直无私，凡事秉笔直书，甚至是威武不能屈，因为1996年那会钱锺书至少还是他上司，且钱的门生故旧遍布社科院，尤其是他所在的文学所，他这是甘冒不韪奋笔疾书，求得是一个“真理”，不恤人言与人情；往不好处想，就是我前面说的，这是很大的“恶意”，就是要恶心你，因为道理很明显，“真理”固然不辩不明，但那些议论并非只争朝夕不可，完全可以放在更合适的时间发布，何必那么着急？这就是说，就“学理”论，他没有什么问题；可依“人情”来说，这位“古典文学界神一样的存在的男人”，明显的不厚道。我记得蒋教授文章曾隐约透露过，他在文学所期间，待的并不开心，尤其是人事方面一言难尽，至于是否与此事有些许关联，我就不好乱猜了，更无意“编排”素所敬重的大教授，我这是当学林掌故谈的。

想程千帆生前，曾一再强调，做学问首要在“文德”，“做学问决不应有山膏式的文风”，其次是“要非常宽容，谦虚大度”，“骂倒了别人，并不等于你自己的地位提高了。这样除了显出你自己的浅薄之外，是于事无济的”，这样的“师训”不晓得蒋大师听进去了几分呵。

2026.7.12晚，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