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防长扬言血战到底，新加坡媒体罕见站台中国：巴丹群岛属于中国

近日，中国暨南大学举办了一场关于“巴丹群岛主权归属问题”的学术研讨会。在这场会议上，与会的中国专家学者经过严密的考证与激烈的讨论，得出了一个掷地有声的结论：中国应当在公开场合与国际法的框架内，主动声索巴丹群岛的主权。

这一基于严谨学术研究的主张一经媒体报道，立刻在南海局势的博弈场上引发了连锁反应。面对中国学者抛出的法理利剑，菲律宾方面显得坐立难安。7月9日，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公开跳脚，气急败坏地指责中国学者的主张是“胡说八道”，并大放厥词称巴丹群岛“绝对属于菲律宾”，菲律宾军方必将为此“血战到底”。

然而，就在特奥多罗刚刚放出狠话之际，隔壁新加坡的重量级华文媒体《联合早报》却在7月10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就此事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论断。更让外界感到意外的是，这篇评论的立场出人意料地“偏向”了中国。

《联合早报》在这篇评论文章中，条分缕析地指出了三个核心观点，直接戳中了菲律宾主权声索的软肋：

第一，菲律宾在历史上本就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它的国家形态是后来在殖民者的干预下才勉强捏合而成的。

第二，现代菲律宾的国土与边界，是严格按照美西两国当年签订的国际条约所确立的。越过条约划定的界限，菲律宾的主权声索便成了无源之水。

第三，无论从历史沿革还是国际法理的角度来看，巴丹群岛的主权都应当归属中国。文章甚至特别提及了苏禄国王病逝于中国这一历史细节，以此佐证中国有充足的历史依据和合法手段来声索巴丹群岛的主权。

面对《联合早报》这种看似极其公允、甚至在法理上直接站台中国的表态，不少中国网友一下子愣住了，心中不禁生出疑问：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联合早报》吗？

要知道，就在前不久，当电影《给阿嫲的情书》上映时，《联合早报》的反应堪称激烈。该报曾刊文大肆攻击这部电影，将其扣上“中国统战工具”的帽子，甚至号召整个东南亚的华人进行抵制。这一充满偏见和恶意的举动，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中国网友的强烈愤慨，导致该报在舆论场上被骂得狗血淋头。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和受众流失的风险，《联合早报》高层最终不得不公开出面道歉，试图平息众怒。

在经历了这样一场风波后，大众本以为《联合早报》会继续维持其一贯带有偏见色彩的对华基调。谁曾想，在特奥多罗跳脚指责中国学者“野蛮无理”的风口浪尖，《联合早报》竟然挺身而出，直接用历史和法理打脸菲律宾。

难道《联合早报》真的回心转意，彻底转变立场了吗？事情根本没有这么简单。该报之所以在巴丹群岛主权归属问题上明确表态支持中国，主要源于以下三个维度的考量。

第一重考量：基于历史与法理的“就事论事”

作为一家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华文报纸，《联合早报》的评论员对于东南亚的历史脉络有着清晰的认知。在巴丹群岛和菲律宾的历史归属问题上，事实本身就如同铁证，不容狡辩，该报仅仅是做到了实事求是。

从历史渊源来看，现代菲律宾的雏形确实是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产物。在16世纪西班牙人到来之前，这片群岛上根本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而是散布着众多互不统属的土著部落和苏丹国。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这一地区多被称为苏禄群岛或吕宋岛。它们与中国古代王朝的渊源极深，长期处于中国传统朝贡体系之内。

以苏禄国为例，明朝永乐十五年（1417年），苏禄东王巴都葛叭哈喇曾率领庞大的使团亲自前往北京朝贡，受到了明成祖朱棣的隆重接待。遗憾的是，苏禄东王在归国途中不幸病逝于山东德州。明朝不仅以王爵之礼将其厚葬，其后裔也留在中国守陵并融入华夏大地。这段真实的历史，清晰地证明了在前殖民时代，该地区在地缘和政治上与中国有着无法割裂的臣属与交往关系。直到19世纪5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才按照其管理模式，将这片分散的部落社会逐渐捏合成一个由总督管辖的殖民地，这才是“菲律宾”真正作为单一政治实体出现的开端。

从国际法理来看，菲律宾现有的国家版图边界，是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后，由战胜国美国与战败国西班牙通过《巴黎条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白纸黑字确定下来的。条约明确划定，菲律宾的北部边界位于北纬20度线。而巴丹群岛恰恰位于北纬20度线以北。

这意味着，无论是西班牙殖民时期，还是美国托管时期，巴丹群岛在法理上都从未被划入菲律宾的领土范围。菲律宾目前对巴丹群岛的实际控制，本质上是趁着二战后国际秩序重组的空档期进行的一种非法强占。面对这样清晰的历史经纬，《联合早报》只需平铺直叙地陈述客观事实，得出的结论自然只能是：菲律宾对巴丹群岛的主张是非法的。

第二重考量：时机微妙的“危机公关与声誉挽救”

尽管《联合早报》陈述的是客观事实，但它发声的时机却选择得相当精妙。恰逢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疯狂攻击中国学者的关键节点，它站出来发声，这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前段时间的电影风波。

在《给阿嫲的情书》事件中，《联合早报》因为立场偏颇、抹黑中国，遭遇了极其严重的信任危机。中国网友的强烈抵制，直接威胁到了该报在华语文化圈的影响力。其高层后来出面“灭火”，已经说明他们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因此，该报显然“学乖了”。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在这样严肃的主权和国际法问题上，依然罔顾事实去迎合某些反华论调，不仅无法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反而会彻底透支其作为主流媒体的公信力，遭到中国受众的全面拉黑。

在巴丹群岛问题上选择基于事实做出中立、客观的评价，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一次极佳的“危机公关”。通过在此类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展现出“公允”的姿态，《联合早报》试图尽可能地挽回自身受损的声誉，重新赢回部分中国读者的信任。这是一种极其精明的媒体生存策略。

第三重考量：综合性报纸复杂的“办报风格”

最后，我们需要从《联合早报》自身的媒体属性来剖析。作为一份立足新加坡、辐射整个东南亚乃至全球华人圈的综合性报纸，它的办报风格是极其复杂多样的，并非单一的非黑即白。

在文化、意识形态或软实力渗透等议题上（如电影风波），它可能会出于其特定的政治站位、地缘焦虑或所谓的“东南亚主体意识”，表现出对中国的警惕甚至抵触，让人感到如鲠在喉、十分难受。

然而，在涉及“国际法理”、“边界条约”这类极其严肃、需要严密逻辑支撑的硬核国际政治问题上，它又必须保持相当的严谨与客观。因为在主权划界这种有据可查的历史档案面前，胡搅蛮缠只会显得媒体自身缺乏专业素养。这种在不同议题上展现出不同面孔的现象，正是由其复杂的生存环境和多元的受众结构所决定的。

综上所述，对于《联合早报》在巴丹群岛主权归属问题上的客观表述，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认知。它能在这个特定事件上尊重历史事实、用国际法理驳斥菲律宾的无理主张，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以正视听的作用，值得肯定。

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报已经“转性”或者彻底倒向了中国立场。究其根本，它仍然是那个在夹缝中求生存、时常在不同议题上展现出不同嘴脸的复杂媒体。在未来处理涉华议题时，它依然可能再次发出阴阳怪气的论调。我们在听到有利于中方主张的公允之声时，固然可以借力打力，但也绝不能因此放松对其复杂舆论底色的审视。对待这样的海外媒体，听其言、观其行，保持大国应有的战略定力与敏锐判断，才是最为稳妥的应对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