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玉武||刑罚权滥用：刑事辩护的第一性原理||比较法刑辩

刑罚权滥用：刑事辩护的第一性原理

——兼论国家追诉权的边界

内容摘要：

在当下的宏观经济与法治生态中，国家刑罚权正面临着一场深刻且隐蔽的“工具化”危机。从经济领域的“远洋捕捞”式逐利性执法、以刑化债，到商事治理中的股东内斗刑事化，再到基层行政中的以刑代管，国家追诉权正逐渐偏离惩罚犯罪、维护法秩序的初衷，异化为特定主体实现外部利益的强制工具。这种权力的异化不仅摧毁了公民的财产与企业的生机，更从根本上动摇了市场经济的法治根基。本文溯源刑罚权的正当性基础，以调查性与实证性的视角，深度解剖当下刑罚权滥用的全景病理，并引入德国、美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比较法控权经验。基于此，本文提出，在现代法治语境下，“比较法刑辩”应当成为重塑辩护理念的核心方法论，将“限制国家追诉权边界”确立为刑事辩护的“第一性原理”。

关键词：刑罚权滥用；国家追诉权；比较法刑辩；最后手段性；程序滥用阻却；涉企犯罪

第一章 导论：刑罚权工具化危机与法治的隐忧

第一节 刑罚权的本质与异化的“中国场域”

国家追诉权，作为现代国家机器中最具强制性、剥夺性与暴力色彩的权力，其天然使命在于惩治犯罪、维护法秩序。在社会契约论的经典叙事中，洛克与卢梭早已为这项权力划定了严格的正当性边界：人民让渡部分自由以构建利维坦，是为了换取生存的安全与权利的保障，而非制造一个可以肆意吞噬私有产权与人身自由的巨兽。

然而，审视当下的司法实践，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极具痛感的现实：在多重利益的驱动下，刑罚权正逐渐偏离法治的既定轨道。现象的表层，是各类令人扼腕的“奇案”频发——大型国有企业的供应链纠纷动辄演变为跨省抓捕的刑事大案；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权僵局通过抓捕对方高管而奇迹般地“破局”；纯粹的民事违约被层层包装为合同诈骗。而现象的深层，则是国家刑罚权的严重“工具化”。刑罚权最大的危险，并非在个案中对真正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过轻”，而在于其被泛化、私有化、利益化，沦为地方财政创收、行政强制管理或私人利益博弈的超级筹码。

第二节 刑事辩护的“第一性原理”

“第一性原理”（First Principles）意指在任何一个系统中，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或假设。在传统的语境中，刑事辩护的第一性原理似乎天然是“无罪推定”与基于卷宗的“事实之辩”。但在刑罚权被严重滥用的当代语境下，这一认知已不足以应对公权力的狂飙。

当指控本身并非出于维护法秩序，而是为了冻结账户以逼迫债务和解；当侦查手段并非为了查明真相，而是为了瘫痪竞争对手的商业网络时，辩护人如果仍然仅仅纠缠于局部的证据锁链（如印章真伪、流水走向），便会陷入控方用公权力资源预设的降维打击陷阱。因此，本文提出：防范刑罚权滥用，将无限扩张的国家追诉权死死框定在合法、正当与成比例的法治边界之内，才是现代刑事辩护真正的“第一性原理”。

第二章 刑罚权工具化（合法伤害权）的全景图鉴与病理解剖

要规制刑罚权，首要任务是运用显微镜与解剖刀，看清权力是如何在基层的幽暗处发生异化与越界的。在现有的司法生态中，刑罚权的滥用绝非孤立的个案，而是演化出了一套极具隐蔽性与破坏性的系统性病理。我们可以将其病理演化结构用如下逻辑模型概括：

基于此模型，本文将当下中国语境中刑罚权工具化的现象，深度解剖为以下五大重灾区。

第一节 经济利益场域：追诉权沦为“财富再分配”与“填补财政”的强制工具

在宏观经济承压与地方财政诉求的双重挤压下，刑罚权最触目惊心、对市场信心打击最大的滥用，体现在公权力对民营经济与合法财产的强行介入。

其一，“以刑逼民”与“以刑化债”：公权力背书的“超级催收”。

• 病理表现：在复杂的供应链金融、对赌协议或大宗商品贸易纠纷中，占据地方资源优势的债务人（甚至部分地方城投企业），为了逃避巨额的民事执行，通过“运作”地方公安机关立案。罪名通常被设定为“合同诈骗罪”或“虚开发票罪”。
• 深度解剖：其底层逻辑是对“先刑后民”原则的恶意利用。在我国现行诉讼法理中，“先刑后民”本意是为了防止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冲突。但在实践中，这一原则被异化为“刑事阻断权”。一旦公安机关以涉嫌犯罪为由立案，法院的民事审判和执行程序便会立刻中止。更可怕的是，公安机关随之启动的刑事拘留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彻底摧毁了当事人的心理防线。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极限施压下，看守所内签订的“刑事和解协议”（实质是放弃债权或低价转让资产）往往成了换取取保候审的唯一筹码。在这里，中立的国家机器彻底沦为了特定利益集团的免费且合法的“催收暴力”。

其二，“逐利性执法”（以刑逐利）与“远洋捕捞”（以刑谋财）：管辖权套利下的财产收割。

• 病理表现：这是近年来饱受诟病、令企业家群体风声鹤唳的现象。中西部或财政吃紧地区的部分侦查机关，跨越数千公里，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尤其是现金流充裕的互联网企业、上市企业）进行突击抓捕，并在第一时间超范围冻结企业数亿甚至数十亿的资金。
• 深度解剖：这种现象的病根在于“管辖权标准的模糊”与“罚没收入与地方财政返还的利益羁绊”。在网络犯罪中，公安机关往往通过人为制造极其微弱的连结点（如某位受害人偶然在该地注册、某台服务器的镜像节点在该地）来确立管辖权。在侦查初期，完全无视《刑事诉讼法》第116条规定的“与案件有关的财物”之限制，实施无差别、毁灭性的“超权限、超范围”查封扣押。对于大型企业（哪怕是具有国资背景的上市公司）而言，基本账户一旦被冻结，复杂的商业运转、庞大的上下游产业链会在一周内面临休克，银行会立刻抽贷。办案机关正是利用这种“企业等不起”的脆弱性，迫使企业主动缴纳天价“罚金”或“暂扣款”以换取解冻。这种行为的实质，是披着刑事追诉的外衣，利用公权力进行制度性的财富掠夺。

第二节 商事与公司治理场域：追诉权沦为“商战降维打击”的不正当武器

市场经济本应是平等的民商事主体在《公司法》与民法典框架下的自由博弈，但刑罚权的非正常介入，直接摧毁了这种商事治理的逻辑闭环。

其一，股东内斗的“刑事化”与控制权强夺。

• 病理表现：在公司陷入僵局、大股东与小股东发生严重利益冲突时，优势一方（往往是实际控制公章或与地方公安关系密切的一方）不通过公司法上的“股东代表诉讼”或“解散公司诉讼”来解决争议，而是直接向经侦部门报案，控告对方“职务侵占罪”或“挪用资金罪”。
• 深度解剖：这种操作的险恶之处在于利用侦查程序的“秘密性”与“强制性”。一旦经侦介入，办案机关可以合法地调取公司的全部核心财务账册、封存服务器、带走核心技术人员。原本势均力敌的商事谈判，瞬间变成了国家机器对个人的碾压。另一方高管一旦被采取强制措施，其在董事会的投票权实质上被剥夺，公司控制权瞬间易手。追诉权在此沦为了私人强夺公司控制权的“雇佣军”。

其二，商业竞争中的“精准爆破”与“以刑打竞”。

• 病理表现：在争夺市场份额或竞标关键项目（如政府招投标、大型国企采购）的关键节点，竞争对手突然遭遇公安机关以“侵犯商业秘密罪”或“串通投标罪”为由的突击搜查。
• 深度解剖：在“亲清”政商关系发生异化的地方，特定优势企业（通常是地方纳税大户或拥有深厚权力背景的企业）与地方侦查机关结成了事实上的利益同盟。商业竞争的胜负不再取决于产品质量和价格，而是取决于谁能更快地动用公权力资源瘫痪对手。这是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最具毁灭性的毒瘤，它向市场传递了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辛勤经营不如结交权力。

第三节 行政治理场域：追诉权沦为“逃避行政听证”的速效药

随着现代社会治理复杂度的增加，部分行政机关为了追求短平快的治理效果，产生了严重的“刑事依赖症”。

其一，“以刑代管”与“穿透式降格打击”。

• 病理表现：在环保整治、税务合规、市场准入等行政管理环节，行政机关为降低执法成本、规避繁琐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直接将涉嫌违规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刑事立案。
• 深度解剖：这种现象严重背离了法治的阶梯原则。现代法治要求，对于企业的合规瑕疵（如轻微的超范围经营、偶发的税务填报错误、环保设施的瞬时故障），应当首先适用《行政处罚法》进行罚款、限期整改或吊销执照。只有当行政处罚穷尽且行为人具有极大的反社会主观恶性时，刑罚权才能作为“最后手段”出场。但现实中，行政机关为了推诿监管责任或追求“严打”政绩，将一般行政违法无限拔高并拟制为“非法经营罪”或“污染环境罪”，导致刑法呈现出严重的“泛行政化”与“治安化”倾向。

其二，以刑控权与以刑报复。

在一些极端案例中，针对特定的监督者或异见表达者，个别掌权者通过启动刑事调查、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手段实施定点打击。它的法理本质是国家公权力彻底脱离了法律原则的约束，向人治化倒退的危险信号。

第四节 社会管控场域：追诉权沦为“压制诉求”的维稳工具

其一，“以刑维稳”“以刑化访”对诉讼法秩序的侵蚀。

• 病理表现：在面对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诉求、复杂的信访事件或劳资纠纷时，地方政府为追求“绝对秩序”与“快速平息事端”，直接祭出刑罚大旗，将上访者、维权者以“寻衅滋事罪”或“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定罪入狱。
• 深度解剖：这是公权力傲慢与基层治理能力退化的集中体现。信访与维权，本质上是民众在穷尽常规救济途径后的权利挣扎。地方政府不从解决权利受损的根源入手，而是利用刑罚的恐怖效应，从肉体上消灭“提出问题的人”。这种对“口袋罪”的滥用，实质上是将刑法降格为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加强版，彻底消解了刑罚的庄严感与谦抑性。

第五节 私权纠纷场域：追诉权沦为“民间博弈”的免费筹码

其一，刑事碰瓷与虚假报案的泛滥。

• 病理表现：在离婚财产分割、复杂的家族遗产继承等纯粹的家事及民事纠纷中，一方为了获取绝对的谈判优势，通过伪造证据、隐瞒真相，恶意启动刑事报案程序（如控告对方诈骗、隐匿会计凭证）。
• 深度解剖：其本质是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国家侦查资源的启动本应以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前提，并耗费巨大的税收成本。但恶意控告者几乎无需承担任何预付款，就能召唤强大的国家机器为自己服务。由于当前司法实践对“诬告陷害罪”的认定标准极为苛刻，导致恶意控告的违法成本极低，收益却极大，进一步诱发了民间纠纷“动辄报案”的恶性循环。

第三章 限制国家追诉权滥用的比较法治理范式

正如我国著名法律史学者所指出的，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构造在历史上深受特定历史时期的“大侦查”模式影响，长期存在着“强职权主义”的惯性。这种基因导致侦查权在启动和运行中，缺乏外部的实质性阻却机制。如何将脱缰的刑罚权重新拉回法治轨道？通过比较法视角的审视，各法治发达国家与地区在对抗公权力膨胀中沉淀下的控权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镜鉴。

第一节 实体防线：以“客观义务”与“最后手段性”遏制前端滥权

大陆法系为遏制侦查权的无序扩张，在诉讼理念上设置了严格的理论“防洪堤”。

其一，检察官的客观义务（Objektivitätspflicht）。

在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法理中，检察官的定位绝非单纯的“国家控诉机器”，而是“法秩序的守护者”。《德国刑事诉讼法》（StPO）第160条第2款明文规定：“检察院不仅要探明证明有罪的有关情况，而且还要探明证明无罪的有关情况。”同样，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2条第1款也明确要求：“实施刑事诉讼程序之公务员，就该管案件，应于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

这一制度设计要求检察官在面对涉企经济犯罪举报时，必须保持高度中立。他们负有法定义务去审查控告人是否存在商业报复、转嫁债务的恶意。如果发现案件系“以刑化债”，客观义务要求检察机关不仅不能批捕，还应主动撤销案件，从源头上斩断利益同盟。

其二，刑法最后手段原则（Ultima Ratio）。

德国刑法教义学泰斗克劳斯·罗克辛（Claus Roxin）反复强调，刑法是社会政策的最后一道防线。凡是能够通过民事违约责任（如违约金、损害赔偿）、行政处罚等手段予以有效规制的行为，刑罚权绝对禁止介入。这是对“以刑代管”与“泛行政化”最直接的理论否定。

第二节 程序防线：以“程序阻却”与“审查制裁”切断非法目的

英美法系在应对检警滥权时，发展出了极具威慑力和实操性的程序性阻却机制。

其一，程序滥用阻却教义（Abuse of Process Doctrine）。

该理论在英国普通法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在经典的R v Horseferry Road Magistrates' Court, ex parte Bennett案中，英国上议院确立了原则：如果行政机关或警方获取管辖权的方式或追诉目的严重违背了法治底线与司法尊严，法官无需费心审理被告人实体上是否有罪，有权直接行使法院的固有权力（Inherent Jurisdiction），颁布终止诉讼的命令（Stay of Proceedings）。只要权力启动非法，整个诉讼程序即告作废。

其二，报复性起诉与选择性起诉的司法惩戒。

在美国司法实践中，防范公权力夹带私利有一套严密的听证程序。在Blackledge v. Perry案与United States v. Armstrong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审查检警追诉动机的标准。一旦法院查明追诉行为夹带政治报复或经济私利，不仅刑事案件将被直接撤销，那些滥用权力的警官与检察官还将面临根据《美国法典》第42编第1983条提起的严厉民事侵权赔偿。这种“让滥权者付出倾家荡产代价”的机制，是遏制公权寻租的核武器。

第三节 司法防线：以“令状主义”制约强制处分

防止刑罚权“摧毁企业”的关键，在于控制财产查扣权与人身羁押权。

在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对企业大规模财产的查封、冻结，侦查机关无权自行决定。此类重大强制措施受“法官保留原则”（Richtervorbehalt）的严格约束，必须事前（或紧急情况下事后立即）经过中立侦查法官的实质性审查，并进行严格的比例原则测试。这种“以裁判权制约侦查权”的权力架构，使得趋利性执法的图谋在法官的独立审查面前失去操作空间。

第四章 “比较法刑辩”视域下的实战反制：刑事律师如何回应追诉权滥用

理念的觉醒必须落实为法庭上的抗辩武器。面对刑罚权滥用的严峻现实，刑事辩护绝不能固步自封。笔者倡导的“比较法刑辩”理念，旨在打破部门法的壁垒与本土司法惯性的束缚，将域外成熟的控权教义直接转化为本土实战的抗辩逻辑，从传统的“定性之辩”走向直击追诉权合法性边界的“控权之辩”。

第一节 穿透式属性辩护：破解“以刑逼民 / 以刑化债”

面对控方用精美的刑事术语包装的“合同诈骗”等重罪指控，辩护人切忌陷入控方以卷宗砌成的逻辑迷宫。必须引入“最后手段性”教义，运用深厚的民商法及公司法功底，对案件进行彻底的“剥洋葱”式审查。

辩护人必须穿透复杂的资金流水与虚假的刑事表象，深度还原底层的民商事法律关系。要向法庭雄辩地证明，本案的基础事实是股权代持、是对赌协议的失败、是供应链的正常违约，抑或是因宏观政策调整导致的不可能履行。通过严密的逻辑推演，论证纠纷完全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申请财产保全、行使代位权等途径获得充分救济。既然民事法律关系的闭环尚未打破，刑罚权就丧失了强行介入的合法性基础。通过这种跨部门法的“降维”论证，斩断国家追诉权的非正常延伸。

第二节 比例原则抗辩：破解“以刑夺产 / 远洋捕捞”

针对趋利性执法中动辄“冻结全部基本账户”的毁灭性办案方式，辩护人必须在第一时间高举强制处分比例原则（Proportionality）的旗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涉案财物的处置作出了诸多细化，明确禁止超权限、超范围查封。辩护人应当敏锐捕捉这一规范精神，主动出击：

1. 提交损害证据：向办案机关及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提交“查扣冻”行为对企业员工工资发放、上下游履约造成过度乃至毁灭性侵害的客观证据。
2. 提供替代方案：建设性地提出同等价值的非核心资产置换方案、设定共管账户，或引入第三方企业合规监管方案。

通过持续、高压的程序救济申请，迫使办案机关正视保全大型商事主体生命线的现实急迫性，阻断“以刑夺产”的利益变现链条。

第三节 目的违法与程序滥用阻却：破解“恶意控告 / 商业打击”

当案件明显系竞争对手恶意构陷，或侦查机关存在严重的趋利性跨省管辖时，传统的“无罪辩护”由于启动滞后，往往等法院判决无罪时，企业早已破产出局。

此时，辩护人必须借鉴英美法“滥用程序”的对抗思维，将辩护重心前移至侦查与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应当主动出击，全方位搜集控告人恶意串通、侦查机关存在利益驱动（如违反公安部《关于禁止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的规定》及异地管辖协作规定）的证据链。将这些揭示“启动目的违法”的证据，以正式的法律意见书形式，密集地向最高检、省检的立案监督部门提交。核心诉求直指“本案追诉权启动违法”，倒逼检察机关履行客观义务，以强制撤案或不起诉的非正常方式终结违法程序。

第四节 诉诸基本权利的宪S￥法化辩护：终极防线的坚守

在面对带有强权色彩的“以刑维稳”、“以刑控权”案件时，普通的部门法辩护空间被极度压缩，法律条文可能被肆意曲解。

此时，辩护人必须具有将个案上升至宪法高度的理论视野与勇气。直接引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保障公民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人格尊严与合法的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的根本条款。向法庭和历史陈词：刑罚权的无限扩张与异化，其实质是对宪法核心基本权利的野蛮剥夺。宪法不是沉睡的文本，而是约束国家暴力的最高准则。这种带有强烈对抗色彩的防守反击，是捍卫法治尊严的最后阵地。

第五章 我国国家追诉权边界的法治化重塑与结语

揭示病理、提出抗辩，终究是处于防御地位的被动补救。要从根本上治理刑罚权被滥用、被工具化的制度性顽疾，必须在立法与司法体制层面进行大刀阔斧的重塑，推动我国刑事诉讼从“职权侦查本位”向“司法审查本位”的实质性转型。

首先，破冰探索建立重大财产强制措施的“提级司法令状审查制”。

当前导致“远洋捕捞”泛滥的制度漏洞，在于侦查机关同时掌握着立案权与财产查扣权，形成了闭环。必须切断侦查机关随意支配涉企财产的单方权力，通过修法，将冻结企业基本账户、大规模查封企业核心资产的审批权收归中立的法院。在采取此类重大措施前，必须经过法官实质性听证，审查管辖权是否正当、查封是否符合比例原则，从根源上切除“办案创收”的利益毒瘤。

其次，做实做强检察机关的实质性立案监督与客观义务。

面对地方保护主义浓厚的“跨区域抓捕”、“插手经济纠纷”，上级检察机关应当建立强制性的提级监督机制。对于审查发现确属“以刑代管”、“以刑逼民”的案件，必须敢于亮剑，建立硬性的监督撤案与内部追责机制，让客观义务长出锋利的牙齿。

最后，建立对恶意控告与滥权执法的高压严惩及赔偿机制。

对于将国家刑罚权当做私人“打手”、恶意构陷竞争对手的主体，必须通过严格适用诬告陷害罪、虚假诉讼罪进行反坐，并建立惩罚性民事赔偿机制。而对于明知是经济纠纷仍徇私枉法、趋利执法的司法人员，必须彻底落实终身追责与国家赔偿的向个人追偿机制，让滥用公共权力者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

结语

人类法治文明的演进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不断尝试驯服国家暴力的历史。刑法，作为和平时期国家能够合法施加的最严厉惩罚，绝不是万能的社会治理工具，更不是少数人攫取经济利益、打压商业对手的“合法提款机”。

现代法治国家强大的标志，从来不是看其刑罚权有多么锋利、抓捕率有多高，而是看这个国家在面对巨大的地方财政诱惑与复杂的维稳压力时，能否保持极度的克制，能否让庞大的国家机器稳稳地停留在法治的边界之内。

确立限制追诉权边界为刑事辩护的第一性原理，就是让辩护人成为一面锃亮的法治之镜，时刻照出权力的越界与贪婪；成为一道坚固的防洪堤坝，死死守住公民自由与私有产权的底线。运用比较法的智慧捍卫法治边界，绝不是在削弱国家打击犯罪的能力，而是对市场经济与法治文明最深沉的保护。只有当刑法褪去工具化的外衣，真正退回到社会治理“最后防线”的位置时，市场的活力方能迸发，全社会的法治信仰也方能真正得以重建。

（全文完）

作者：

庄玉武律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学，在⿊龙江⼴播电视台历任⼤庆、牡丹江、齐齐哈尔记者站站长，前著名调查记者，曾在⼴东盛唐律师事务所执业；是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法律服务专业委员会刑事部副主任；曾是⿊龙江省海国龙油⽯化股份有限公司独⽴董事、微博法律频道嘉宾律师、哈尔滨市南岗区青联法律界别主任、黑龙江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法律专家顾问。正在或者曾担任中食农业发展公司、外资韩国丹富仕饲料公司、美国约翰迪尔农机公司、甘南县国税局、哈尔滨道外区征收服务中心、中国⼤地保险公司等法律顾问；曾为浙商资产公司、工大集团、工大后勤集团、深圳华控赛格公司、深圳时代装饰股份公司、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政府、哈尔滨市租车协会、深圳市福田区街道办等提供法律服务。

庄⽟武律师致力于为私权呐喊，公众号（视频号）“比较法刑辩”“徒法不能自行”主理人，并办理了大量重大热点案件、刑事无罪案件、征收补偿赔偿、撤销行政处罚等案件。

执业领域为高端经济刑事犯罪辩护，征地拆迁及行政处罚案行政诉讼，重⼤商事诉讼等。部分案件有：王某涉嫌四起敲诈勒索全部无罪案、昆明马某涉嫌请托型诈骗罪无罪案、新疆杜某涉嫌合同诈骗罪无罪案、刘某和季某敲诈勒索罪无罪辩护案、农垦系统维权型敲诈勒索无罪辩护案、哈尔滨杀警察案死刑被告人罪轻辩护、农垦系统曲某某涉嫌贷款诈骗罪无罪案、银行信贷经理高某骗取贷款罪共犯的无罪辩护案、“红通人员”孙某骗取贷款罪轻辩护案、小学生被奸杀案被害家属代理、某虚假房产证诈骗罪被害人代理、请托型诈骗罪被害人代理；深圳宝安区某厂房征收拆迁案、江西某公路数十家居民征收拆迁案、绥芬河某公司农民工保证金行政处罚违法被撤销案、深圳某上市公司违法建筑行政处罚违法被撤销案、黑龙江某地闲置土地处罚案、黑龙江某地城管局控制的违建控告案等；深圳某上市公司4 亿元股权纠纷案、贵州某拟上市公司股权协议纠纷案等。除此之外，还代理过大量其他的刑事案件减轻处罚、缓刑，或者刑事控告成功，或者行政拘留暂缓执行或减轻处罚等案件。

庄玉武律师获得的里程碑意义的成就有：获得中国第一个刑事律师调查令；创立“比较法刑辩”范式，推动中国刑事立法及刑事辩护实践进步（比如律师调查权、被告阅卷权等），并汇通全球刑事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