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补财政赤字五种途径的优劣分析之二

（学之智经济原创）

主权信用货币制度下，需要政府部门保持赤字，即税收不能超过财政支出。如何弥补财政赤字，前一篇文章分析了加税的方式，但这种方式仅仅在市场需求充足、经济出现过热苗头时可以谨慎采用，在大部分经济环境下不应该贸然采用。《债务密码》一书梳理了弥补财政赤字缺口的五种主要途径，本篇文章重点分析其中的第二种：动用历年结余。

动用历年财政结余来弥补赤字，从直观上看，似乎是花自己的积蓄最为稳妥、政治阻力最小的方式。既不涉及税制调整，也不增加政府债务，只需将国库中的历史盈余转化为当期支出，操作上直截了当。然而，它的实际效果却极为有限，且本质上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被动应对，其劣势远大于优势。从短期来看，若结余规模充裕且赤字缺口为临时性突发所致，如自然灾害急需紧急拨付，这种手段能迅速缓解流动性紧张；但从长期来看，其局限性与隐患却不容忽视。

动用历年财政结余存在一定的优势。

动用历年财政结余弥补赤字，无需经历税制改革的复杂立法程序，也无需触动利率或信贷条件影响市场融资环境，仅需将国库中过往沉淀的历史盈余按程序转化为当期支出即可。若结余规模充裕且赤字缺口属于临时性、偶发性事件，这种方式便能以最快速度缓解流动性紧张，使政府无需在紧急增税与仓促借债之间艰难抉择，既避免了增税可能对微观主体造成的即时冲击，也规避了借债所需的市场谈判与时间成本。

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优势的成立高度依赖两个前提：一是结余资金确有足够规模覆盖当期缺口，二是赤字本身确为短期现象而非长期结构性失衡。只有在这种特定条件下，动用结余才能成为一种既高效又不留后遗症的应急之策，为政府进一步谋划中长期改革赢得宝贵的时间窗口。

另一方面，这种方式存在显著的局限与隐患。

第一，结余规模十分有限。

动用历年财政结余弥补赤字，最直接的硬约束在于结余规模本身就十分有限。纵观全球，鲜有国家能连年维持财政盈余。事实上，财政赤字常态化才是多数国家的真实状态。数据显示，21世纪以来的二十余年间，除挪威（依托主权财富基金）、新加坡（依托城市型经济体的特殊税制结构）等极少数因独特制度安排而长期保持盈余的经济体外，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在内的主要发达经济体，以及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其实现年度财政盈余的年份占比普遍较低。

以美国为例，2000年至今仅有少数年份出现联邦财政盈余；日本更是自泡沫经济破裂后几乎从未实现过年度盈余；德国虽在2010年代中后期短暂出现盈余，但整体而言盈余年份依然稀缺。全球范围内，财政赤字常态化已非偶然，而是现代国家财政运行的结构性特征。

正因如此，各国国库中沉淀的历史结余资金本就蓄水不足，可动用的结余资金对于弥补动辄数万亿的赤字缺口而言，往往只是杯水车薪，甚至不及一个零头。结余资金只能作为应急垫，而非一座取之不竭的蓄水池，将其作为应对结构性赤字的主要依赖，无异于在干涸的河床中期望淘出洪流。

第二，治标不治本。

动用结余的核心局限，在于它只解决了当期资金从哪来的表层流量问题，却始终难以触及为什么年年都缺钱的深层结构性矛盾。这种操作如同将水从一只碗倒进另一只碗，碗中的水总量并未增加，甚至还会在转移过程中有所损耗。若支出端积弊不改，那么每一年的财政支出都会在新的起点上继续膨胀。收入端同样不容乐观，实体经济增速放缓导致传统税基增长乏力，新兴业态税收征管尚未完全覆盖，财政收入压力难减。

在这种格局下，即便动用结余填补了今年的亏空，到下一个预算年度，同样的缺口依然会原封不动地出现。结余耗尽只是时间问题，而时间窗口一旦关闭，届时不仅要面对更深的赤字深渊，还要承受因拖延改革而加剧的社会摩擦与调整阵痛。这正是治标不治本最致命之处，让决策者在短暂的安全感中失去了把握主动权的机会，待到危机真正爆发时，回旋余地早已被消耗殆尽。

第三，极易形成虚假安全感。

当账面上尚有一笔结余资金可供调遣时，地方政府或财政部门往往会不自觉地延缓本已迫在眉睫的结构性改革，错失优化支出结构与提升治理效率的最佳窗口期。财政结余的存在，容易在决策层形成一种还能撑得住的心理暗示，使本应推进的机构精简、项目清理、绩效预算改革等措施被一再搁置，甚至被排除在议事日程之外。这就好比一个病人因服用止痛药而暂时感觉不到疼痛，便误以为病灶已经自愈，不再去就医问药，直至病情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并且，结余资金终究是存量而非增量，是过往积累而非未来来源，其消耗速度往往比预期的更快。待到财政状况恶化到不得不调整时，改革便不再是从容主动的修修补补，而是危机倒逼下的仓促动刀。届时，既没有充裕的资源来缓冲改革阵痛，也缺乏足够的时间来精心设计和有序推进。甚至，每一步紧缩都可能加剧经济下行的压力，犹如许多地方政府债务化解面临的难题。由此付出的代价，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都将远超早期主动变革的成本。

第四，结余的使用相当于财政紧缩效应。

动用结余不是像赤字融资那样通过发行国债向市场注入新增购买力，而是将过去从经济体系中抽走的购买力重新释放出来。换句话说，结余资金是政府过去通过税收等方式从企业和居民手中收缴、沉淀于国库的存量购买力，动用它只是将这笔已存在的购买力重新投放，并未增加整个经济体系中的货币总量。动用结余则纯属存量消耗，不涉及任何新增信用创造。

在经济下行期间，这种纯粹消耗储蓄的行为非但不能刺激总需求，反而可能因政府储蓄的快速消耗而对市场信心形成反向压制。市场参与者会更加倾向于减少投资和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反而进一步削弱了本该被提振的有效需求。也就是说，动用结余的意图是为经济注入活水，实际效果却可能是在心理预期层面抽走市场的底气，使政策本欲托底的经济更加无力。

综上所述，动用历年结余作为一种弥补赤字的临时性策略，操作简便且不依赖外部市场，在应对短期、小规模流动性缺口时具有其适用性。但因其规模受限、不可持续且易掩盖深层矛盾，绝不能作为应对结构性赤字的长期依赖路径。正如一个家庭不能靠花光存款来维持日常开销一样，国家财政唯有通过优化支出结构、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以扩大税基，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平衡。结余资金至多是一种应急手段，而非财政健康的压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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