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80年时，秘书向余秋里建议能否从国家计委调任一位副主任到能源委员会，后来事情进展如何呢？
1980年春，中国国务院的一间小会议室里灯光略显昏黄，中央几位部长正围坐讨论一份新机构架构稿。这份稿子不到三页纸，却关乎煤炭、石油、水电三大部的统筹。有人记得，当晚余秋里在桌面轻敲节拍，“能源这摊事，分家管不灵，一定得拧绳。”一句话定调，国家能源委员会随即挂牌。
那年，副主任人选成了首道坎。最初的名单清一色来自三大行业，熟行规，懂细节，却缺乏宏观观念。会上，有人低声嘟囔：“井井有条，可就是各吹各的号。”余秋里没急于拍板，他把名单压在案头，让秘书组再去摸底。秘书雷厉跑了国家计委，发现一位擅长综合平衡的处长杨波。回京汇报时，雷厉只说了八个字：“人不高，眼界不小。”余秋里问：“能扛事？”雷厉答：“能，长期在计委做总量、平衡，懂全盘。”
协调并不简单。按照当时干部管理规定，副部级调动须副总理同意。余秋里约副总理姚依林小范围碰头，两人对着能源生产曲线图交换意见足足两个小时。会后，调任报告火速上行。不到半个月，杨波接到任命书，补位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能源委员会的班底从此多了一只“总账房”，部门之间的大单子先在他这里算清，再送主任拍板。
管理流程也在变化。余秋里提出文件三级审核：秘书筛选、司局把关、主任终审。有人觉得麻烦，他却坚持，“少一道核验，工程错了是十年，资金错了是上亿。”一次煤炭基建计划呈报，雷厉只看文字未核图纸，结果矿区坐标偏差十三公里。余秋里当即把文件摔在桌上，“雷厉，以后批示能不能先把尺子量足？”从那以后，秘书组多出一部红色坐标仪，每份规划先量距离再进呈。
三年里，能源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厚了三大卷，最醒目的一页是“产运销平衡表”，煤、油、电三列数据交叉校对，背后是多个深夜的推敲。值得一提的是，余秋里常让副主任轮流主持例会，自己坐在后排听。他说，“主位不一定最核心，坐后排能看见全场节奏。”这种做法后来慢慢影响了其他部委的议事风格。
1983年5月，余秋里回到江西吉安县老宅。傍晚进村，家家窗户透出微弱灯光。村支书介绍，电价攀升，农户舍不得长时间开灯。余秋里沉默良久，只留下一句：“灯不亮，脑子也难亮。”第二天，他把县、地两级干部叫到祠堂，摊开手绘简图，“山多田少，用水养电，用电养工，把小水电建起来。”有人担心资金缺口，他指着图纸，“电站落地，木材、板栗、矿石才运得出去，这账要算长远。”会议笔录后来传到省里，成为老区小水电试点的重要依据。
余秋里的严谨，也离不开秘书团队的磨合。雷厉一开始把文件带回家通宵批圈，结果第二天精神涣散，电话记录写错了接待时间，导致外宾在宾馆多等半小时。余秋里批评后，秘书处增设了“二十四小时值守本”，电话、访客、文件动向都必须即刻登记。此举看似小举措，却让能源委员会的办公秩序逐步摆脱人治走向流程化。
在中央机关，秘书给领导提人事建议并不常见。雷厉之所以敢开口，是因为余秋里多次强调“信息从基层来，意见从一线来”。事实证明，杨波到任后牵头的第一个项目——大型坑口电站与煤田捆绑开发——打破部门壁垒，签字页上集齐了八个单位的章。有人调侃，“以前开会像打擂台，现在像排合唱。”
值得注意的是，1982年秋，余秋里调往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能源委员会日常转由杨波主持。有人以为主帅离场，机构会松劲，结果恰恰相反：制度已成习惯，副主任们依章办事，秘书组照旧把第一份文件送到杨波案头，再按程序层层流转。机关里流传一句玩笑，“主任换得了，人换得了，流程换不得。”
回头看，这段时间没有铺陈激动人心的口号，也不见惊心动魄的政坛波折，却在文件、表格、协商里埋下改革种子。能源委员会之后几年接连推出输油管网统一规划、坑口电站打捆建设、南北电力互补调度，均可在当初那几本厚厚的会议记录里找到雏形。用余秋里的话讲，“国家经济这么大，步子得稳，但方向必须清。”
一位老干部后来回忆那场祠堂会议时说：“余老当时只要求两件事，账要算清，灯要点亮。”短短一句，既是对家乡的期盼，也是对能源体系的底线提示。多年以后，小水电在赣江支流落成，村民夜里不再惜灯如金，外人却很少知道，最初的推手来自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桌上一段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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