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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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静（青年与老年）

特别提示：本文作者刘仁静是党的“一大”代表，其简历已经过中央编辑出版社审核；其文章来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属于个人回忆类历史资料性质。敬请阅读时注意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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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刘仁静

刘仁静（1902—1987），湖北省应城市人，出身于一个开杂货店的家庭。父亲是清末秀才，在家里开私塾谋生，母亲是家庭主妇。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春，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和邓中夏创办并主编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同年9月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继又出席了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3年在上海任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委员长。1924年主编《政治生活》。1926年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参加托洛茨基派的活动。1929年8月回国后组织托派“十月社”。1929年11月因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出狱。1938年，参加三青团宣传处工作。1940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干四团教官等。

195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2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等著作，署名刘若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捕，1966～1978年被关押。1986年底，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国务院参事。

1987年8月5日，因车祸去世，终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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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五四”运动、

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和党的“一大”

（一九五七年四月）

刘仁静

一、关于“五四”运动的领导问题

“五四”运动是一次自发的爱国运动。因为巴黎和会要把山东划归日本势力范围，中国学生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坚决反对。北京学生在五月三日晚上开会，情绪非常激昂，主张第二天就进行请愿，制止军阀政府签订巴黎和约。但当时并没有预料到这种行动将会引起全国规模的运动。至于四日游行的具体议程，也没有谁在事先计划过。游行队伍到东交民巷，以后又去赵家楼、火烧曹汝霖的房子、殴打章宗祥等等行动，都是游行队伍出发以后，临时决定的。

“六三”罢工，同样没有预先的计划。

陈独秀在“五四”时，无论在名义上、在实际上，都可说是运动的领导人。在运动期中，曾经发生这样一回事：北大学生被捕后，陈独秀自己写传单，托人印好后，亲自到新世界楼上散发，当场被警察拘捕。由这一事实，也可看出当时在陈的周围，还没有什么组织，如有，他一定通过组织来做，进行的方法也可以高明一些。

李守常先生是个从国民党转变为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是反对辛亥革命后国民党的军事活动，主张救国从宣传新文化入手。“五四”时，他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反对文言文，宣传新文化。这时候，他还不擅长于实际工作，没有到下层去组织群众。他的影响，主要在北京，对全国的运动，没有研究。李守常先生同国民杂志社、新潮社以及少年中国学会有关系，是因为李先生当时是社会上知名之士，这些团体都同新文化运动有关，所以找上李先生。这几个团体在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

二、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情况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什么时候组成很难说。一九一八年时，没有这种组织。我是1920年冬天参加的。研究会的成员都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以北大学生为主，其他学校有个别进步分子参加。那时，大家正在寻找国家的出路，追求真理，对社会主义还没有明确的认识。研究会的几十个会员中，除部分相信马克思主义以外，有的相信基尔特社会主义，有的相信无政府主义。其实，在当时他们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没有什么研究，只是从杂志上看了一些有关宣传品，认为有道理，合乎自己的胃口，以后看见别的主张更好，有的也就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很崇拜自由，以为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纪律、妨碍自由，故退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如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陈德荣、陈友翠等，在研究会里只参加了一两次会就退出了。在他们退出研究会之前，研究会里并没有发生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争论。他们退出研究会之后，就去搞他们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了。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没有会长，干事等名称，没有章程和纲领，也没有一定的纪律。开会时，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发起者是几个北大学生，其中没有李守常先生。研究会开会，李先生也不参加，可能在背后指导。研究会开会多在北大第二院的教室，几十个人在一起，没有分组，可以说是半公开的。

研究会的活动：

1.请人作报告（有时是研究会内部人作报告），介绍马克思主义，这种会不定期举行。

2.一九二〇至二一年间，会员中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何孟雄、包惠僧等，在铁路工人中办“工人补习夜校”，这种夜校，长辛店有一个，南口也有一个。此外，同唐山的铁路工人也有联系。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里并不讨论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十月革命五周年，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开会，中国代表团中有一工人代表，就是长辛店的工人，姓王）。后来，交通部在铁路工人中有特派员，通过李守常先生的社会关系，何孟雄和包惠僧也当了特派员，在工人中进行工作。

3.指导学生联合会工作，李守常先生同学生中一些进步分子谈话以外，还给学生们讲演等等。

4.宣传工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里主要讨论如何开展宣传工作。

5.举行过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的纪念会，会上请人作报告。

研究会里，没有讨论过党纲。党章。也没有规定学习内容。

一九二一年时，共产国际的刊物《国际通讯》，每周三期，有英.法、德三种文字。

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其他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除人事上有些联络外，没有工作上的指示关系。记得一九二一年苏联召开远东民族会议时，我曾通知上海、济南、北京三个小组，选举出席会议的代表。

一九二〇年时，北京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没有什么外围组织。天津觉悟社可以说是它的外围组织，觉悟社是个进步青年的组织，同情马克思主义。周总理、邓颖超都是这个社的社员。

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一九二二年五月间正式成立的，以学生为主要工作对象，参加学潮。

三、第一次党代会的情况

第一次党代会的人数是十二人。包惠僧不是代表。

有的历史书上说，第一次党代会上有过反对“左”、右两种倾向的斗争，胡华的书说我是“左”派的代表，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并无其事。在“一大”上，没有什么“左”、右派，也没有什么“斗争”，就我的情形说，当时还很年轻，对共产主义懂得很少，不可能形成“左”的系统，成为一“派”，另一方面，毛主席在“一大”会上，很少发言，因为他刚离开湖南，对马克思主义知道得也不多，加上他很慎重，所以大会上，并没有什么“斗争”。大会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略有争论，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动摇、不可靠，在吸收他们入党时，应特别慎重，一般不容许他们入党。

“一大”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张国焘有过一些小组织活动，结果他认为应选上的人都被选上了，象李汉俊这样的人（在《星期评论》写文章，懂得马克思主义较多）却没有选上。

党内政治上的分歧，直至一九二三年第三次党代表会时，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才表现得比较明显。一方面是陈独秀，主张一切归国民党，国民革命应由国民党来领导，认为孙中山是天然的国民革命的领袖。另一方面，毛主席主张应该依靠工人、贫农，认为中农和富农是靠不住的，有工农联盟的思想。但毛主席在会上没有以自己的意见驳斥陈独秀的意见，会后曾同我谈起上述的主张。陈独秀的意见在会上占了统治地位。 毛主席的意见同陈独秀的意见间的矛盾，有如苏联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对陈独秀的错误思想没有看得很清楚，使革命受到损失。

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到中国来，对中国党的建立，作用较大。他曾参加过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对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还提过意见。他曾到桂林会见了孙中山，因觉得中国共产党力量太小，主张国共合作，他的这个意见得到了第三国际的同意。国共合作开始提出时，许多共产党员思想不通，经他说服后，才得实践。

（ 一九八〇年三月，又经刘仁静本人审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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