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回顾：难忘当年的公社文书老杨

知青岁月回顾：难忘当年的公社文书老杨

老杨，大名杨新华，是清油河公社的文书，在我们下乡插队时是负责管理全公社的下乡知青。老杨个头不高，爱说爱笑，是个性情随和的人，同我们知青都很熟。非常凑巧的是他也是西安人，自然同我们这些来自西安的学生很亲近，缘分使大家打成了一片。

说起老杨来可不简单，他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转业回来的老兵，据说是因为家庭成分高以及他本人的要求，自愿到这大山深处的公社当了一名文书，安营扎寨，就把家安在了我们三队所在的清油河街上。他去公社上班要路过我们门口，所以经常能碰到。开始我们叫他杨文书，后来他专门通告大家说:“就叫老杨，这样比较简单、上口。”知青们就都遵命执行了。

老杨的妻子大名解君颜，更是一个好脾气，不管见了谁都是不笑不说话，热情善良的天性展现无遗，她一边儿操持着家务一边儿带着几个孩子，支持着老杨一心一意干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待人真诚、容易交往的老杨性格里还有另外一面：做事很讲政策、讲原则，骨子里还有一股子文人特有的硬气，是那种又热情，又随意，又宁折不弯的汉子。

表现在对待我们知青方面，就很明显。他和大家几乎无话不谈，不见外，给我们亦师亦友的感觉，我们觉得心里踏实，有靠山。啥事儿都可以拿来商量，能办的，会尽力给你解决好。但同时又有明确的纪律，谁也不能违反规定。

比如知青外出要请假，不得无故旷工，不许打架斗殴，不能有偷鸡摸狗一类损害集体、损害知青名誉的事情发生。还定期在公社召集全体知青们开会，解决生活问题或思想问题。

总之，管的是挺严的，而知青们也都很争气，在当地留下了很好的口碑，许多同学至今还与当地人保持着联系和往来。

清油街街道不宽，若是要过一辆大卡车的话，旁边也就只能过一两个人的样子。路面沙石铺垫，还算平整，沿着河道弯弯曲曲向北一直通到七、八十里外的国营林场，也就是原始森林的封山口。

街道北头儿是公社所在地，距离我们的住地有一里多地吧。几间平房之间有一片儿空地，围着圈儿种着几棵树和一点儿花草。我们全体知青集体开会时就在这块儿集中。

我们每一天都忙着上工，做饭，挣工分，没有什么要去公社办的事情，也就不常去，在我的印象中那个院子里平时没有几个人，空落落的。

老杨的家务事可能干的不多，但他很重视对孩子们的管束和教育，在这方面比较花费心思。有一次他去公社时带着女儿，七、八岁的小孩子看着花长得好看，就高兴地摘了几朵，跑去让爸爸看。

结果叫老杨好一顿训斥，回到家了还不算完，用竹板子打手心，娃疼的又哭又叫，谁也不敢去拦，把妈妈心疼得在屋子里直转圈儿。这种严格的管教在生活的长途中逐渐显現出优势，子女们长大后在各行各业工作的都很出色，很给老杨家争气。

没有想到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在席卷全国各地的时候，也打碎了这一家人幸福宁静的生活。文化大革命中，正是因为老杨的认真负责和原则性强得罪过的一些人，翻出他的家庭成分问题无限上纲上线，又因为他刚直不阿的性格，给他造成了深深的伤害，想起来这些个磨难就叫人心痛不已。

在那个有着几分荒诞的年代，阶级斗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亢奋、狂热、混乱的大环境，使很多人失去了基本的认知，把粗野当成时尚，在当局响彻云霄的口号声中，年轻人心中的英雄主义情结盲目暴发，人性中的丑陋被以革命的名义激发出来，创造出了许许多多的人间惨剧和神话般的故事。

大革命的洪流无情的冲击着这片古老的大地，无处躲避，无处藏身，谁也不能幸免。先是清油河小学停课，大队、公社及区政府等等各机关层层动员，还有为了教你如何开展斗争的大串联，搧风点火，各单位按照串联学来的套路从写大字报、大批判、大揭发开始，轰轰烈烈的运动就搞起来了。小学的老师们，尤其是平时对学生管教比较严厉的老师，还有公社的一些大小干部们，开始被揭露出各种”罪行"。

一时间，大字报贴满了学校的前后院及通道，连门上都被大字报贴的像门帘一样，铺天盖地。

停课了比上课时还忙，老师们的工作就是接受批判，检讨自己一切不合时宜的言行，只能唯唯诺诺，低头认罪，师道尊严荡然无存。

学生们则一边儿忙着写大字报，开批判会，一边儿天天背诵领袖的各种语录，还有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这就是学生的全部学习内容，比赛看谁能背诵的多，以此为荣。

由于意见不合或者是因为斗争发展的需要，人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指挥部"，人多势众，主要由民兵、贫下中农组成，自认为是真正的革命组织，势力强大还有枪。而另一派主要是少数的农民和部分大队和公社干部组成，他们大都是昔日的管理者，掌握政策者。

两派互相揪斗对方有各类问题的人，借以显示自己组织的革命性。昔日敢于管理，坚持原则，爱讲真话的人就该倒霉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老杨就是其中一个。

有一天中午，一大群人向清油河小学蜂拥而来，其中有两个人被民兵押着。一时间小学的后院里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说是要开批斗会。其实就开不成会，人们挤成一团，混乱中一边有人喊口号，一边就有人动手打人。

被押着的两个人动弹不得，还被黑布蒙着眼睛，一个是粮站的陈龙，一个是小学教师李实。这些“指挥部”的人以身强力壮的民兵为主，带领着群众对两个“阶级敌人”拳打脚踢，现场一片口号声、漫骂声和惨叫声，血腥恐怖的气氛一时间笼罩了整个校园。

不知过了多久，所谓的批斗会就在这样的混乱中收场了，是打人的累了，解恨了? 还是被打者已无力呻吟了?人们逐渐散去。

没有人去问到底为什么打人?应该不应该打人?似乎只要是革命群众，就不应该去想这些，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不用温、良、恭、俭、让……”.

批斗会后，被打被批的两个人由于伤势较重，都被送去试马寨区上医院。又过了几个月，再见到陈龙，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显得苍老了许多，经常弯着腰，走不动路似的。

李实老师的伤也不轻，出院以后就很少出门了，再也见不到他昔日精神焕发的样子了。

老杨的情况能稍好一点儿，虽然有造反派也揪住他不放，不停地找他的麻烦，但也有一些群众暗中保护着他，没有遭到毒打。

但有一次在被押解去批斗会的途中，老杨被猛推过，一下子重重的跌倒，摔坏了左脚，虽然经过多次治疗，也没有大的改善，从此落下了终身的残疾，走路一跛一跛的，每到天阴时都会加重疼痛。

由于被强迫没日没夜的写检查，交待“罪行”，老杨还落下个头疼的毛病，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上一阵子。老杨对此经历却不以为然，到底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心胸豁达，对一生所遇到的许多不公正待遇想得开。

我曾经听他说过: 我是上过战场的人，生死都可以置之度外，只要我不害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点儿磨难算什么?

亦师亦友的老杨，我和他能谈得来。我从清油河招工到“商南铬矿”工作以后，我还利用倒班双休日去找过他几次，每次都是头天去，次日回。开始是清油河公社，后来一次是清泉公社，在河的下游不远处。

清泉公社是个小公社，比起清油河公社条件差得远了，是真正的深山老林。此时老杨的妻子解君颜也开始工作了，管理着公社的兽医站，有需要时就去给人家抓药，是个轻松活儿。

那环境要是放到现在，是真正的青山绿水，原生态。人们吃饱了饭想去深山探密，去那儿挺合适。高山峻岭，林深草密，泉水淙淙，只有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真是上坡儿下坡儿、曲里拐弯儿，每一步都得留神脚下的路。

从老杨家到公社很近，但也要走个十几分钟，因为小路很窄，凹凸不平不好走。公社设在一个很小的废庙里，大石板铺地，三间可以住人和办公的小房子。

社员们分布在周围的几个山沟里，零零散散，这里几户，那里几户。现在的山青水秀，当年只能叫穷山恶水，有计划经济管制着，社员们的生活很苦。曾经有过一个省上派出的医疗队来商南县巡诊，有一个医疗小组来过这里，他们惊讶在这么深的山里咋还住着人，怎么活得下去?他们给这里起了两个名子:“巴山沟”，“夹皮沟”。

但老杨毫不在乎这些，还是认认真真的工作，兴致勃勃的生活，高兴起来还带着我到他的辖区内各大队去转。真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不服不行。

晚上我和老杨同睡在他公社的办公室里，有谝不完的话题。我问过他，为什么非要来这么苦的地方?哪儿不比这儿强？

他则说: “我见不得老百姓的日子太苦，不知道也就罢了，看到了心里不舒服。虽然我只是个文书，力量有限，但愿意为他们做点儿事情，能做多少做多少，我想与他们同甘共苦。”

闲谝中我曾经问过他对我们知青的看法，尤其是我们同在三队的三个人，他是这样评价的:“总体上来说，你们六中的学生都是比较规矩的，听话的，可能与你们六中的教育有关，也可能与六中当年招生时的择优录取有关，能看出来都是爱学习的好娃。”

说到我们仨时他先问: “你们三个人是怎么走到一个队的?”我说可能是志趣相投，都爱锻炼身体，常在一块儿玩儿，再就是家庭都有些历史问题，出远门结成伴儿能一条心，也好相处。

我只能想到这些。老杨肯定了我的想法，而后应我的要求做了进一步分析，他说:

“你们三个人其实是有明显不同的，先说你吧，性情偏懦弱，并不是个很有主见的人，对事物的认知比较模糊，不敏感，说的难听一点儿就是思想简单懵懂，不大通世故，可能与你的家庭遭遇有关吧，做事缺乏自信，混日子为主，今天我只说你的缺点，不说优点，对不对?”

我想了一想觉得有道理，点头称是。他继续说:“潘维哲明显是你们三个人中最聪明的，脑子清楚、灵活，做啥事儿都差不了。”他突然问我：“你想过回西安吗? ”

我马上说“当然想，没有一天不想。但从铬矿调工作到西安，我没有能帮上忙的熟人，社会上也没有关系，家又不在西安，可能比登天还难?所以我不抱啥希望。”

老杨说，“你这样想是对的，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注意安全，像我一样随遇而安，不多奢求。留得青山在，有机会了抓住即可，不要在调回西安的事情上太费心力。”

我接着说: ”其实我对现在的工作挺滿意，虽然又苦又累又危险，但我不在乎这些，我有的是力气。我父母他们在合阳农村非常困难，我正需要这样的工作，工资高，口粮高。”

老杨又说: “我看你们三个人，可能潘维哲调回西安的机率最大。”他对李凯临的评价是：“比较能吃苦，有主见，社会经验多，比你们两个要成熟得多。”

对我们仨的最后结论是:“你们仨结合在一起来插队，应该算是绝配，在清油公社很显眼。交善者，可效其善，你能从他俩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再后来，我随工作部门的变动从商南县转移到汉中，结婚后有了孩子，又把妻子和刚刚七个月大的孩子一块儿从商县调到汉中我的单位，忙得狼狈不堪，顾此失彼，我与老杨也失去了联系。

2018年，我们下乡插队在商南的西安市六中同学开始发起写“下乡回忆录”，同学们积极参与，一些回忆录在自媒体平台陆续续发表。

没想到的是，连载的回忆录在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上发表后引发了系列反响，在国外的、国内的、省内的多位读者在回忆录中发现了自己家人的相关内容，欣喜万分，纷纷通过网站与作者联系。

多年的失联忽然重新连线，令人激动不已，也让我们见识了网络的神奇力量。

通过网站与作者联系的有老杨的小儿子杨卫宁，他从网上看到了我的回忆录中有一段专题是“老杨的故事”，写的正是他的父亲。他立即告诉了老杨家族的人，并与我建立了联系。

从异地他乡打给我的电话纷纷不断，在西安的则联系见面，围绕着老杨的故事，大家有说不完的话。

从老杨儿女们的口中，知道了更多老杨的故事。他在清油河干到1972年，后来又提出要去清泉公社，因为这个公社更贫困，社员们的生活更艰难，他想去有所作为，能凭着自己的一些努力多为贫苦的群众做点儿事情。

在努力工作之余，好学上进的老杨又自修了法律的全部课程，他一直认为，在中国，法律是个薄弱环节，他的梦想是做个法律工作者。

天遂人愿，1980年商南县人民法院要成立法律顾问处，从全县公职人员中公开招聘律师。功夫不负有心人，老杨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律师证，成了县法律顾问处的律师，也是当时商洛地区年龄最大的一名律师。

老杨非常珍惜自己的名誉和工作，凭着过硬的专业知识，如鱼得水一般把工作干的有声有色。除了正常的事情以外，他还经常给一些贫困山区的当事人以法律援助，尽心尽责地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力地捍卫了司法的公正和尊严，群众对他的信任与日俱增。

荣誉勋章

老杨的辛苦付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1993年，老杨获得了国家司法部颁发的二级金星荣誉章，也入了党。他的杰出表现大家有目共睹，一时间声名雀起，有一些人甚至为他起了外号“包青天”。

老杨家事

关于老杨要说的实在是太多了，下面听听老杨的三女儿说老杨。

“我叫杨丽虹，在家里六姊妹中排行老三，小时候由于脾气倔，胆子大，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敢说敢干的劲头儿，小伙伴们都叫我"杨三姐"。

还是从我爷爷开始说起吧。爷爷家住西安市东关，大新巷，在西安市第二中学当教师，虽然家庭成分不好，建国初期被划为地主，生活倒也一直没有大的风浪，平安无事。我是姊妹几个中比较幸运的，跟着爷爷奶奶在西安生活，条件自然要比跟着父母在商南县农村生活的两个姐姐要好一些。

灾难是从文革时期开始的。由于爷爷的成分不好，再加上他脾气倔强，教学认真，对学生的管束也严，第一批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罪名是“埋藏在教师队伍中的阶级敌人”，“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急先锋”。

爷爷被关在学校的‘牛棚’里，不许回家，也不许奶奶去送饭和见面，说是怕‘串通消息’。由此，送饭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可当年的我才四岁。这个事情我现在想起来还感到很自豪。别看我当时那么小，却正儿八经地为家人办过这么一件‘大事儿’。

爷爷脾气倔，受不了同事和学生们的折磨，想不通平时同在一块儿工作多年的老同事怎么会翻脸无情，更受不了平时他很看好的几个好学生对他的羞辱，有些天一心不想活了。

由于我的传递消息，家里人很担心，专门写了小纸条子，让我在送饭时偷着递给爷爷。红卫兵把"牛鬼蛇神"们看得很紧，来送饭的人都要经过检查，年龄小成了我的最大优势，他们不太在意我，使我每次都能胜利地完成任务。

值得骄傲的是，有时检查的严，捎带不成纸条，我就口头来回传达大人们的话，虽然有些话我并不完全理解，但却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过，传达到位。后来爷爷度过了难关，正常工作以后，常常夸奖我:‘要不是咱家杨三姐的带话和鼓励，爷爷怕是过不了那一关呢?’全家人都夸我，爷爷更是为我自豪，不用说，我也很得意，更加努力地想干好每一件事情。

爷爷恢复工作以后，工作也更上一层楼，不但重点带毕业班，还主管全校的卫生和绿化工作。这项工作自从爷爷接管后，年年被评为区上优秀校园，爷爷自己也年年是先进个人，出席碑林区、西安市的先进表彰大会。

该到上小学的时候了，我回到了商南县清油河公社，在清油河小学读书，跟父母住到一起了。我很快就发现，爸爸的脾气跟爷爷非常像，都是一个“倔”，还有一个，就是凡事爱“认真”。

在西安时我就听爷爷说过，父亲在参加工作的问题上与家人闹过别扭。父亲是初中毕业生，49年参军，那时他才15岁，家庭成分还未划定，而后即随部队38军去了朝鲜战场，在师部搞文化教育工作，上尉军衔。

复员回西安后，组织上要给他在西安安排工作，但父亲思想激进，向上级部门写了申请书，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不知情的爷爷先是托关系要把他安排到西安市莲湖区红十字会医院，但把父亲说不通，不去。

又想方设法把他安排到西安交警大队，没想到他还是不去，咋说都不行，一点儿也不让步。爷爷一生气，不管了。

结果是父亲写的申请书起了作用，最后由组织决定，他就带着妈妈去了大山深处的商南县清油河公社，当了文书。

在清油河公社工作时，几个孩子都小，妈妈就专职在家带孩子，搞家务。我父亲基本上不管家务，回到家里也总是爱看书或写东西，吃现成饭。妈妈也毫无怨言，毕竟全家的商品粮及一切开销都靠父亲的工资，担子也不轻。

父亲这一去，就是一辈子。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父亲在文革时期也遭遇了许多不公正对待。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爷爷与父亲的脾气及性格相似，由此带来的命运也是如此相似！

难道认真工作，敢于坚持原则，良心做人，这些都有错吗？其实，父亲的正直倔犟和不逢迎讨好上级的脾气给他增加了不少麻烦，据说他曾经不止一次与县上领导人为工作及政策发生过争执。他为此生气，还不听劝，不写申请书，把想介绍他入党的人都得罪了。

还好，粉碎‘四人帮’后，把颠倒的是非又颠倒过来了，真是不幸中之万幸，我家之幸，民族之幸，国家之幸！愿天下的百姓远离苦难，永远幸福地生活在和谐的社会中。

父辈们的事情讲的差不多了，该轮到说说我的事情了。

我快到八岁那年，全国各地、各单位，包括农村，到处都成立文艺宣传队，总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也积极参加了学校的宣传队，平时除了上课，业余时间都用来排练花样繁多的文艺节目。

什么唱歌、跳舞、快板、三句半……多了，啥都有，但必须是"革命的"内容，主要是歌颂伟大领袖和各种伟大成果的。除了业余时间，还经常挤出其它时间到田间地头去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还得提一下，我一直是宣传队的小小报幕员。

有一天，学校通知我做好准备，到区上去参加讲故事比赛。一问，才知道是商南县文化馆要组织一次全县范围的讲故事比赛，选手要从各个宣传队层层往上筛选，学校推荐了我，真荣幸！

我高兴的一夜没睡，背了一个晚上的故事。当时的革命形势是批林批孔，讲儒法斗争，为了配合形势，老师给我选的故事名子是《李自成》。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赶紧收拾收拾，跟着教我们音乐的杜老师出发了。区政府在试马寨，走公路大约有10华里，走小路能近一些，但要翻过几座大山，路很难走。

我鼓足勇气一刻不停地赶路，坡陡的地方杜老师就拉着我的手，尽管她也很累，但一路上还是尽量地照顾我。我们虽然是跌跌撞撞，但还是早早地到了区上，一边儿休息一边儿排练，给晚上的比赛做了充分准备。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获得了"儿童组"一等奖，又被推荐到县里再参加比赛，我兴奋不已，高兴坏了。

一周后，县上又通知我去报名参赛。我到了县文化馆吓了一跳，好家伙，那么多人！都是选拔到县里的讲故事高手，年龄最大的将近40岁，大部分都是20来岁，就我最小！

各人都带着自备的故事。我当时准备了两个，一个题目是:“我们的好班长——雷锋"，另一个是“拾金不昧风格高”，大家都磨拳擦掌，准备一决高下。我的表现很出色，讲完故事后台下一片掌声，都称赞我小小年纪有胆量，厉害，像个小英雄！成绩不错，拿了个二等奖，给学校也争了光，皆大欢喜。

时光匆匆，几十年过去了，但许多往事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父亲常常这样说我们:’先做人，后做事。’

并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从小给我们姊妹几个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我终身受益，一想到这些我就感慨万千，久久难以释怀。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祝各位岁月静好!”

丽虹的故事讲完了。她说得很好: 苦难的经历，欢乐的童年，还有严厉又慈爱的父母。老杨的故事讲完了，他的音容笑貌早已牢牢地扎根于我的心底，从来没有忘记。（感谢刘乐亮老师荐稿）

本文作者

作者简介 ：宋亚南，男，陕西西安人，1951年出生，西安市六中五年一贯制69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随学校安排到商南县清油河公社下乡插队，后招工到位于本县的“治金部商南铭矿”工作，年后随单位碾转在汉中“汉江钢铁厂”、西安“中钢西重"等企业的质保部门工作，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