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法律视角中的武松杀嫂罪罚

《水浒传》中武松杀嫂故事是有关复仇的经典文学叙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武松为兄长武大报仇，当众杀死潘金莲，赢得了百姓的同情，也为自己挣得了好汉的名号。当然，这只是道德评价，那么，国家法又是如何审视武松行为的呢？其实，从武松“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的下场，不难看出国家法律的立场。武松杀嫂的故事发生在北宋，下面，就让我们在宋朝法律框架下，探讨一下武松杀嫂行为的性质，以及为何连杀两人的武松能够免于一死的问题。

《荀子·正论》云：“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当然，荀子“杀人者死”的说法只是一般原则，实际的情形要复杂得多。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同样是杀人，也会有程度重轻、恶性大小的差异，不可不加区分，反映在刑律上，就有了“六杀”的罪名之制。以《宋刑统》为例，“六杀”分别是谋杀、故杀、斗杀、误杀、戏杀和过失杀，这是一个由重到轻的罪名体系，基本能够囊括所有可能的杀人情形，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刑事立法的严谨和精巧。

那么，武松杀嫂属于“六杀”中的哪一种情况呢？

首先，误杀、戏杀和过失杀很容易可以排除。《宋刑统·斗讼律》规定：“诸斗殴而误杀伤旁人者，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减一等。”又，“戏杀伤人者，谓以力共戏，因而杀伤人，减斗罪二等。”至于过失杀伤，律典释曰：“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共举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之属。”可见，误杀是指在斗殴过程中行为人发生打击错误，造成第三者的死亡；戏杀是在比赛、游戏、打闹过程中一方造成另一方死亡；过失杀是指由于某种人力之外的因素，一方的行为造成另一方的死亡。很明显，武松杀嫂不属于三者中的任何一种。

其次，武松杀嫂也不属于斗杀。关于斗杀，《宋刑统·斗讼律》规定：“斗殴者，元无杀心，因相斗殴而杀人者，绞。”可见，斗杀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杀人的故意；其二，客观上存在斗殴的行为。这两点武松杀嫂显然都不符合。注意，武松杀潘金莲前有“扯开胸脯衣裳”的动作，有人认为这是武松在营造互殴假象，以为自己脱罪创造有利条件，其实这是对这一故事细节的过度解读。且看武松杀人后对四家邻舍的说辞：“今去县里首告，休要管小人罪重，只替小人从实证一证。”可知武松并无为自己脱罪的想法。真相是，扯开胸脯衣裳不过是为了方便剜取心脏，或许武松还有对潘金莲进行“荡妇羞辱”的用意。倒是武松杀西门庆有几分斗杀的影子，因为在武松割下西门庆头颅之前，二人之间发生激烈的打斗。然而，武松杀气腾腾地寻到狮子楼，其要杀死西门庆的故意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武松杀西门庆仍然不能构成斗杀。进而言之，武松与西门庆之间其实不存在互殴，因为面对手提尖刀前来寻仇的武松，西门庆选择武力对抗，那不过是正当防卫罢了。

《宋刑统》书影

最后，武松杀嫂是谋杀而不是故杀。有观点认为武松杀嫂是故杀，不是谋杀，理由是“二人对议”谓之“谋”。（李小威《从宋律“六杀”看武松杀嫂案》，载《人民法院报》2021年1月29日06版）实际上，谋杀并不要求行为主体为复数。《宋刑统·贼盗律》中明白规定：“谋杀人者，谓二人以上。若事已彰露，欲杀不虚，虽独一人，亦同二人谋法，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可见，一人也能构成谋杀，在这一点上，古今刑法并无不同。谋杀与故杀的本质区别在于，谋杀须为处心积虑，即有杀人预谋，而故杀则是“初无杀意”，即临时起意。依此标准不难判定，武松构成谋杀罪，因为无论是杀潘金莲还是杀西门庆，武松都是事先盘算好的，并且制定了详尽的行动计划。总之，武松杀嫂属于谋杀，以国家法的视角观之，其与潘金莲毒死武大性质相同，正合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老传统。

复仇之举的伦理正当性会冲淡其行为的违法犯罪属性，当读者与武松一道快意恩仇之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行为的法律属性。读者也许不会意识到，与潘金莲毒死武大类似，武松杀嫂还是一种性质较普通谋杀更恶劣的逆伦重罪，只因武松与潘金莲之间存在特殊身份关系。中国古代立法者特别看重对亲属关系和家族伦理的保护，因而对亲属相犯尤其是以卑犯尊的行为加重治罪。体现在律典中，有所谓“十恶”重罪，其中的恶逆、不孝、不睦、内乱均为此而设。具体到本案，依五服制度，潘金莲于武松属小功尊长，这样一来，武松杀嫂不仅是谋杀，而且构成了十恶中的“不睦”。《宋刑统·贼盗律》规定：“谋杀缌麻以上尊长，流二千里；已伤者，绞；已杀者，皆斩。”依此规定，武松是要被处以斩刑的。

这样说来，武松杀嫂不是普通的谋杀，是以卑犯尊的不睦犯罪，依法是要处以极刑的，可为何最终却能免于死刑呢？这固然是因为武松杀人后有自首情节，更重要的是从县官到府尹都同情武松的复仇行为，因而“把这招稿卷宗都改得轻了”，即把谋杀改成了斗杀，这可以看作民间法对国家法的一种干预。

县官和府尹的操作构成故出人罪，严格说来属于枉法裁断。那么，武松杀嫂在国家法的坐标系上是否有出罪的空间？答案是有的。武松杀嫂构成不睦，这是以武松和潘金莲的叔嫂关系为前提的，可问题在于，潘金莲毒死了武大，夫妻恩断义绝，这就瓦解了潘金莲和武松的亲属关系基础。西汉景帝时有一个著名的子杀继母案例，依汉律当认定为大逆重罪，太子刘彻提出意见：“今继母无状，手杀其父，则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宜与杀人者同，不宜大逆论。”这提示我们，无论是继母子的关系，还是叔嫂关系，都具有相对性，都会因其前提亲属关系的消灭而消灭。这样一来，武松杀嫂又回归到普通的谋杀罪。

尽管“义绝”原则提供了理论上的出罪可能，但效果是有限的。或许正是这个缘故，在本案的实际判决中，官员们并未采纳这一路径，而是选择了更直接的“案情重述”。因此，武松的结局是古人在“天理、国法、人情”三者间妥协的产物。它既维护了法律“杀人者死”的表面权威，又通过精妙的司法技术满足了社会对血亲复仇的朴素期待，让一个好汉得以存活，继续在江湖中书写他的传奇。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