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岁丧偶男刚想亲热，她提3个要求，我扛不住了

那天晚上，屋里暖气烧得正旺。

我鼓足勇气凑过去，嘴唇还没碰上，她伸手抵住我胸口。

“老周，咱先把丑话说前头。”

她掰着手指头，一条一条往外蹦。

我听着听着，后背的汗就把秋衣洇湿了——这哪是搞对象，这是签生死状。

我叫周德顺，今年四十五，老婆走了三年。

儿子在深圳打工，一年回来一趟，待不了三天就走。

家里这套老房子，八十平，两室一厅，是九八年我跟前妻一块砖一块砖攒出来的。

墙角那个老挂钟，结婚那天买的，到现在还在走，滴答滴答的，走得我心里发慌。

前妻走后，我把电视从早开到晚。

不是看节目，就是听个响。

屋里得有点人声，不然安静得能听见自己心跳，咚咚咚的，像有人敲门，开门又没人。

厨房灶台上落了一层灰，我一个人懒得开火，顿顿面条馒头咸菜，对付一口是一口。

有时候半夜醒了，伸手一摸，那边被窝冰凉。

我就睁着眼躺到天亮，听楼上楼下邻居关门、咳嗽、冲马桶，觉得这楼里就我一个死人。

真他妈的难熬。

认识刘秀芹是在超市，她在那儿打零工，理货。

我去买挂面，她蹲在货架前头往上面码酱油瓶子，袖子撸起来，右手无名指上一个烟头烫的疤。

她看见我站那儿，站起来问：“大哥找啥？”

我说找挂面。

她领我过去，顺手把我篮子里的方便面拿出来，说：“这个牌子的不行，煮出来烂，那边那个好，便宜五毛还劲道。”

就这么认识了。

后来我老去那家超市，买瓶酱油能跟她唠半小时。

她比我小三岁，离异，有个闺女嫁到外省去了，也是一个人过。

她说她前夫喝酒，喝多了就动手，有一回拿烟头烫她手背，烫了三个泡，她愣是一声没吭。

我问咋不吭。

她说：“吭了也没用，越吭越打。”

我听着心里揪得慌。

有一回超市盘点，她加班到晚上九点，我去接她，骑我那辆破电动车。

她坐后座，手抓着我腰上的衣服，抓得紧紧的。

风呼呼的，我听见她在后头说：“老周，你是个好人。”

就这一句话，我差点掉眼泪。

前妻走后，没人跟我说过这话。

后来她隔三差五来我家，帮我收拾屋子，擦茶几，洗衣服。

茶几上那块茶渍是前妻留下的，好几年了我没擦掉，她拿洗洁精泡了半天，硬是擦干净了。

我看着那块干净的茶几面，心里又酸又暖。

她做饭好吃，炖的排骨汤，我喝了三碗。

那天晚上她系着围裙在厨房忙活，锅铲叮当响，油烟机嗡嗡转，屋里飘着香味。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听着厨房里的动静，突然觉得这屋子又活过来了。

有个女人在，真好。

就这么处了大半年，我觉得该往前迈一步了。

那天晚上，暖气烧得屋里热烘烘的，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挨着她坐下。

她身上有洗衣液的味儿，头发扎起来，后脖颈子露着，细细的绒毛。

我心跳得厉害，鼓足勇气凑过去。

然后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她伸手抵住我胸口，说：“老周，咱先把丑话说前头。”

掰着手指头，第一条：“每月给我两千块钱零花，我自己支配，不掺和家里的日常开销。”

第二条：“你儿子将来结婚生孩子，我不伺候月子，也不带孙子。”

说到第三条的时候，她顿了一下，右手下意识摸了摸左手无名指上那个烟头烫的疤。

“房产证上，得加上我的名字。”

我脑子嗡的一声。

她看着我说：“老周，你别多想。我不是图你房子。我是怕——万一你走我前头，你儿子回来，我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红了。

“我前夫把我赶出来那回，大冬天，我抱着闺女在马路边坐了一宿。老周，我四十二了，再被人赶一回，我真扛不住。”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站起来，把围裙叠好放在沙发上，说：“你想想吧，我不逼你。”

门轻轻关上了。

屋里又剩下我一个人，暖气管子咕噜咕噜响，电视里不知道在放什么，嘻嘻哈哈的。

我坐在那儿，看着茶几上那块被擦干净的地方，脑子里全是前妻的脸。

前妻叫王桂兰，跟我过了十九年。

她临走那半年，瘦得皮包骨，头发掉光了，躺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说：“德顺，房子留给儿子，你守好了。”

我说你放心，我守好。

现在刘秀芹要我加她名字。

两千块零花，不给家用——这钱不多，我一个月退休金四千多，加上打零工，能拿出来。

可不掺和家用是啥意思？她买菜做饭花我的，她那两千块全攒着？

不伺候月子不带孙子——儿子谈了对象，明年可能结婚，后年可能生孩子。

到时候儿媳妇坐月子，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能干啥？还不得指望她搭把手？

可她说得明明白白，不干。

这不是把我和儿子划成两拨人了吗？

最要命的是房子。

这套房子，前妻跟我在建筑队干了八年小工攒的钱买的。

交房那天她高兴得哭了，拿袖子擦门框上的灰，说：“德顺，咱有自己的窝了。”

墙上每一块砖，地上每一片瓷砖，都有她的影子。

墙角那个老挂钟，是她攒了三个月零花钱买的，说家里得有个钟，像个家的样子。

现在要把她的名字从房产证上抹了，换成另一个女人的。

我怎么跟地底下的她交代？

可我又怕。

怕一个人死屋里都没人知道。

前楼老孙头，去年脑溢血，倒在卫生间两天才被邻居发现。

我去帮着抬的，人已经硬了，眼睛还睁着。

我总想起那个画面。

半夜醒了，屋里黑漆漆的，我就想，要是我哪天也倒了，谁来管我？

儿子在深圳，打十个电话八个不接，接了也是“爸我忙着呢回头说”。

刘秀芹对我好，是真的好。

她给我炖排骨汤，给我洗衣裳，陪我说话，让我觉得这屋子里又有了热乎气。

可她提的这三个要求，像三把刀子，刀刀扎在要害上。

我拿起手机想给儿子打电话，拨出去又挂了。

怎么说？说你爹想找个伴，人家要加房产证名字？

儿子肯定炸。

我又点了一根烟，看着老挂钟，滴答滴答，一圈一圈地转。

茶几上那块茶渍没了，干干净净的，可我看着别扭。

那是前妻喝茶时不小心洒的，她拿抹布擦了半天没擦掉，说算了留着吧，反正自己家。

现在没了。

烟灰缸满了，天还没亮。

第三天，儿子电话打过来了。

不是我先打的，是刘秀芹那边有人传话。

我们这片有个老街坊，她闺女跟刘秀芹在同一个超市干活，话就这么传出去了——“老周家要娶媳妇了，女方要加房产证名字”。

传到我儿子耳朵里，他当天晚上就炸了。

电话一接通，连个“爸”都没叫，直接吼：“爸你脑子不清楚了是吧？”

我握着手机，半天没吭声。

他在那头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那女的什么人你知道吗？才认识几天就要房子？这不摆明了冲咱家底来的吗？我妈攒了一辈子的房子，你要往别人兜里送？”

我说：“她不是那种人。”

“哪种人？爸，你跟我说哪种人？好人能一开口就要房产证？你告诉我，哪个好人这么办事？”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儿子又说：“我明年结婚，小雨家要八万八彩礼，我跟人家商量降到六万六，还差两万没着落呢。你倒好，一出手就是半套房子。”

这话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儿子在深圳打工，一个月六千块，租房一千八，吃饭坐车，剩不下几个钱。

他对象小雨是个好姑娘，没要房没要车，就六万六彩礼，儿子都拿不出来。

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忙，现在还要把房子往外送。

电话那头儿子声音软下来了：“爸，我不是不让你找伴。你找个伴我高兴还来不及。但房子是我妈留给咱俩的，你不能……”

他没说完，嗓子哑了。

我听见他吸鼻子的声音。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墙角那个老挂钟。

滴答滴答，一圈一圈。

前妻的脸又浮出来了。

她临走前拉着我的手，瘦得皮包骨，手指头像干柴棍，硌得我手心疼。

她说：“德顺，房子留给儿子，你守好了。”

我说你放心，我守好。

她笑了笑，说：“你这人嘴笨，但说话算话，我放心。”

现在呢？

我说话还算不算话？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翻来覆去，脑子里两个小人在打架。

一个说：刘秀芹不是坏人，她吃过苦，怕老了没地方住，提这个要求不过分。你一个人孤零零的，死了都没人知道，有个伴不好吗？

另一个说：房子是前妻拿命攒的，是留给儿子的。你加了她名字，万一她翻脸，你连个窝都没了。到时候儿子怎么看你？地底下的桂兰怎么看你？

两个小人打了一宿，天亮了我还没分出胜负。

第四天，刘秀芹来了。

她拎了一兜橘子，站在门口，没往里进。

我说进来吧。

她摇摇头，说：“老周，我知道你为难。我今天来不是逼你的，是想跟你说清楚。”

她坐在门槛上，我也蹲下来。

楼道里有风，冷飕飕的。

她说：“我十八岁嫁人，嫁了个酒鬼。他喝完酒就打我，拿烟头烫我，拿皮带抽我。我忍了八年，最后他把我跟闺女赶出家门，大冬天，连件棉袄都没让我拿。”

她伸出右手，无名指上那个烟头烫的疤，在楼道灯光下特别明显。

“这个是他喝多了，嫌我炒菜咸了，按着我手烫的。我疼得浑身发抖，他坐在那儿笑。”

她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

“后来我离婚了，一个人带闺女，在餐馆刷过碗，在工地搬过砖，在超市理货，一块钱掰成两半花。闺女大了嫁人了，我想着总算熬出头了。”

她抬头看我，眼睛红了。

“老周，我不是图你房子。我是怕——怕再来一回。我怕哪天你走了，你儿子回来，把门一锁，我又得抱着东西坐马路牙子上去。”

“我四十二了，”她说，“再被人赶一回，我真扛不住。”

我蹲在那儿，嗓子眼像堵了块石头。

她说得都对。

她吃过苦，怕了，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可这条后路，得拿我前妻的房子铺。

她站起来，把橘子塞我手里，说：“你慢慢想，我不逼你。你要是觉得不行，咱就好聚好散，我不怨你。”

她走了，楼道里脚步声越来越远。

我蹲在门口，抱着那兜橘子，半天没动。

橘子凉冰冰的，跟我手心的汗混在一起。

接下来三天，她没来。

屋里又空了。

电视从早开到晚，还是听个响。

我试着做饭，下了碗面条，煮糊了，锅底黑了一片。

洗洁精擦半天擦不掉，跟前妻那块茶渍一样顽固。

我坐在茶几前，看着那块被刘秀芹擦干净的地方，心里乱成一团麻。

第五天晚上，隔壁老李来串门。

老李六十三了，老伴走了五年，一直一个人过。

他拎了瓶二锅头，我俩就着花生米喝。

喝了两杯，他说：“德顺，你的事我听说了。”

我没吭声。

他咂了口酒，说：“我给你说个事。前年我处了个老太太，跳广场舞认识的。人挺好，做饭好吃，对我也上心。处了三个月，她儿子找上门来了。”

“她儿子说，你俩要过就过，但房子得过户到我妈名下。”

老李把酒杯往桌上一顿，酒洒出来半杯。

“我说凭啥？他说不凭啥，就凭我妈伺候你。我说我用她伺候了？我自己有手有脚。他说那就别过了。”

“第二天她就走了，”老李说，“走之前跟我说，老李，我不图你房子，但我儿子不放心。”

他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有点亮光。

“德顺，你说句实话，她图不图你房子，你分得清吗？”

我说分不清。

“对啊，”他拍了下大腿，“谁都分不清。她自己可能都分不清。她觉得自己是怕老了没地方住，可她儿子觉得她就是图房子。你呢？你觉得她是对你好，可你能保证她不是冲着房子来的？”

我喝了一大口酒，辣得嗓子疼。

“那我咋办？”我问。

老李摇摇头：“不知道。我要知道咋办，我也不一个人过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我肩膀，说：“德顺，我走了。你自己掂量吧。但记住一句话——房子是你的根，根没了，你就真成浮萍了。”

他走了，门没关严，楼道风灌进来，冷飕飕的。

我坐在那儿，看着茶几上的酒瓶和花生壳。

浮萍。

老李说得对。

我一个四十五岁的半老头子，要啥没啥，就这套房子。

房子没了，我算个啥？

可另一个声音又在脑子里响：房子在，你一个人死屋里，房子有啥用？

我想起前楼老孙头，倒在卫生间两天才被发现。

眼睛睁着，嘴张着，手伸向门口。

他也有房子，房子没救他的命。

我又想起刘秀芹蹲在门槛上说的那些话。

她说她怕，怕再来一回。

我信她。

可我信她，不代表我能拿前妻的房子赌。

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

这是赌不赌得起的问题。

赌赢了，我晚年有个伴，有人给我炖排骨汤，有人陪我说话，我死的时候有人在旁边。

赌输了，房子没了，儿子翻脸，我鸡飞蛋打，啥也不剩。

我四十五了，还有几个四十五可以翻本？

烟一根接一根，烟灰缸满了，倒了一次又满了。

墙角老挂钟滴答滴答，走到半夜十二点，当当当敲了十二下。

每一下都像敲在我脑门上。

我拿起手机，想给刘秀芹打电话。

翻到她号码，手指悬在拨号键上，悬了半天，又放下了。

打过去说什么？

说行？我过不了前妻和儿子那关。

说不行？我过不了自己这关。

手机屏幕暗了，屋里又剩下我和老挂钟。

滴答滴答。

天快亮了，我心里还是一团乱麻。

第七天早上，刘秀芹发来一条短信。

就一句话：“老周，我想了想，第三个要求我可以退一步。”

我盯着屏幕，心跳得咚咚的。

紧接着她又发来一条：“房产证不加名字也行，但你得给我写个东西，公证一下——万一你走前头，我有权住到老。”

我攥着手机，手心全是汗。

她退了一步。

从“加名字”退到“居住权”。

可这退的一步，是真退，还是换个法子往前逼？

我还没想明白，儿子又打电话来了。

他说：“爸，小雨家催彩礼了，六万六，月底前得给。我这儿凑了四万，还差两万六。”

他顿了一下，声音低下去：“爸，你能不能……把家里存款先给我应应急？”

我脑子嗡的一声。

存款？

我存折上就三万块钱。

那是养老钱，是我在建筑队扛水泥、搬砖头，一块钱一块钱攒下来的。

给了儿子，我就真成光杆司令了。

不给，儿子结不成婚，我怎么跟地底下的桂兰交代？

我握着手机，左边是儿子的彩礼，右边是刘秀芹的居住权。

中间是我，一个四十五岁的半老头子，兜里三万块钱，一套老房子，和一个不知道该信谁的脑子。

窗外天亮了，麻雀在电线杆上叽叽喳喳。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老挂钟，看着茶几上那块被擦干净的地方，看着烟灰缸里满满的烟头。

手机屏幕又亮了，刘秀芹发来第三条短信：“老周，你回个话，行不行给个痛快。”

儿子在电话那头催：“爸，你说话啊，行不行？”

我张了张嘴，嗓子眼像堵了团棉花。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盯着两条短信，一个电话，脑子像被人拿棍子搅了一锅粥。

左边儿子要两万六，右边刘秀芹要居住权。

中间是我，兜里三万块钱，一套老房子，和一个不知道该信谁的脑子。

我站起来，走到墙角那个老挂钟跟前。

滴答滴答，它还在走。

十九年前，桂兰把它挂在墙上，说：“德顺，咱家有个钟了，像个家了。”

她拿袖子擦钟面上的灰，擦得锃亮。

现在钟还在，人不在了。

我伸手摸了摸钟面，凉冰冰的。

突然就想起一件事。

桂兰临走前半个月，有一天精神好点，让我扶她坐起来。

她靠着床头，看着墙角的老挂钟，说：“德顺，这钟跟了咱十九年，没停过。”

我说嗯。

她又说：“我走了以后，你别把它摘了。”

我说不摘。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要是再找一个，别找那种心眼多的。找个实在的，能给你做口热乎饭就行。”

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说你别瞎说，你好好的。

她笑了笑，没再说。

现在想起来，她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别找那种心眼多的”。

刘秀芹心眼多吗？

我不知道。

她跟我说她被前夫打，被赶出家门，大冬天抱着闺女坐马路牙子。

她手上的烟头疤我亲眼见过。

她蹲在门槛上说“我怕再来一回”的时候，眼睛红了，声音发抖。

那是装不出来的。

可她提的三个要求，一刀比一刀狠。

两千零花不掺家用，不伺候月子不带孙子，房产证加名字。

从“加名字”退到“居住权”，听起来是退了。

可居住权是啥？

我查了一下。

居住权一公证，就算房子是儿子的，她也能住到死。

儿子想卖房？卖不了。

想赶她走？赶不了。

这跟加名字有啥区别？

说白了，房子还是我的，但使用权分出去一半。

我死了以后，儿子继承一个空壳，她住在里面。

儿子怎么办？

他结婚要彩礼，要买房，要养孩子。

这套房子是他唯一的家底。

他妈临走前说“房子留给儿子”。

我要是把居住权给了刘秀芹，等于把儿子继承的东西打了个对折。

可要是不给呢？

刘秀芹说得明白——“行不行给个痛快”。

给个痛快。

我咋给？

给了痛快，要么失去她，要么对不起儿子。

哪个我都承受不起。

手机又响了。

儿子发来短信：“爸，小雨家说了，月底凑不齐六万六，这事就算了。爸，我求你了。”

我看着“求你了”三个字，手抖得厉害。

儿子从小到大没求过我。

他上初中那年，想要双球鞋，同学都有，他没有。

他站在鞋店橱窗外头看了半天，我拉他走，他一步三回头，但没开口求我买。

他知道家里穷，他妈吃药要花钱。

后来他初中毕业就去打工了，在工地上搬砖，一个月八百块，寄回来五百。

打电话回来只说：“爸，钱打回去了，给我妈买点好药。”

就这么个儿子，现在跟我说“求你了”。

我点了根烟，吸了两口，呛得直咳嗽。

咳完了，我拿起手机，给刘秀芹回了个电话。

响了五声，她接了。

“喂，老周。”

声音很平静，听不出情绪。

我说：“秀芹，我想跟你当面唠唠。”

她说行。

半小时后，她来了。

还是拎了一兜橘子，还是站在门口没往里进。

我说进来吧，这回别坐门槛了，坐沙发上说。

她进来，坐在沙发上，把橘子放在茶几上。

茶几上那块被擦干净的地方，她看了一眼，没说什么。

我坐在她对面，中间隔着茶几。

茶几上摆着她的橘子和我的烟灰缸。

我说：“秀芹，你提的三个要求，前两个我能答应。”

她眼睛亮了一下。

我接着说：“每月两千零花，我给。不伺候月子不带孙子，我不勉强你。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逢年过节，儿子儿媳妇回来，你做个饭，一家人坐一起吃顿饭，这总行吧？”

她想了想，点了点头：“行，这个我能做到。”

我说：“好。”

然后我顿住了。

她看着我，等着我说第三个要求。

我吸了口气，说：“房产证加名字，不行。”

她脸色变了。

我赶紧说：“居住权，也不行。”

她站起来，脸色煞白。

“老周，你……”

我摆摆手，让她坐下。

“你听我说完。”

她慢慢坐下来，手指绞在一起，右手无名指上那个烟头疤特别扎眼。

我说：“秀芹，我给你说个事。我前妻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说，房子留给儿子。我答应她了。”

“这套房子，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桂兰跟我一块砖一块砖攒出来的。墙角那个老挂钟，是她买的。茶几上那块茶渍，是她留下的。这屋子里，到处都是她的影子。”

“我不能把她的房子给别人。”

刘秀芹眼圈红了，嘴唇哆嗦着。

“那我呢？老周，万一你走前头，我怎么办？”

我看着她的眼睛，说：“我给你存一笔钱。”

她愣了一下。

我说：“我现在存折上有三万。儿子结婚要两万六，我给。剩四千，我再攒。从下个月开始，每月两千零花，你攒一千，我另外给你存一千。咱俩签个协议，五年为期。五年后，我要是还活着，咱继续过。我要是走了，那笔钱归你，不多，但够你租十年房子的。”

“你信我，就留下。不信，好聚好散。”

她坐在那儿，眼泪掉下来了。

一滴一滴，掉在她手上那个烟头疤上。

“老周，”她声音发抖，“你说话算话吗？”

我说：“我周德顺嘴笨，但说话算话。桂兰信我，你也信我一回。”

她低着头，半天没说话。

屋里安静得只剩老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擦了把眼泪。

“老周，你知道我为啥怕吗？”

我说知道。

“不，你不知道。”她摇摇头。

“我前夫把我赶出来那回，不光是因为他喝多了。是因为他在外头有人了，那个女人说，房子得归她。他就把我跟闺女赶出来了。”

“我跟他过了八年，给他洗衣做饭，给他生闺女，他拿烟头烫我我都没走。最后他为了一个女人，把我扫地出门。”

她看着我，眼睛红得像兔子。

“老周，我不是不信你。我是不信命。”

“我怕再来一回，我怕你儿子将来也为了一个女人把我赶出去。”

我说：“我儿子不是那种人。”

“你前夫跟你过八年，你能想到他把你赶出去吗？”

我哑口无言。

是啊。

谁能想到？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背对着我。

“老周，你是个好人。你说的那个方案，我想想。”

她拉开门，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橘子记得吃，别放坏了。”

门关上了。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那兜橘子。

橘子皮黄澄澄的，上头还带着叶子，新鲜得很。

她每回来都带橘子。

第一回是超市刚认识，她说这个品种甜，不酸。

第二回是她来帮我收拾屋子，带了橘子，剥好了递给我。

第三回是她炖排骨汤那天，橘子放在茶几上，跟那块茶渍挨着。

后来她把茶渍擦掉了，橘子还在。

现在橘子还在，她走了。

我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回来。

我拿起一个橘子，剥开，吃了一瓣。

真甜。

甜得我鼻子发酸。

手机响了。

儿子打来的。

“爸，我刚跟小雨商量了，彩礼降到五万八，我这儿凑了四万，差一万八。爸，你那儿……”

我说：“我给你两万。”

儿子在那头愣了。

“爸，你把存款给我了，你咋办？”

我说：“我有手有脚，还能挣。”

儿子沉默了一会儿，说：“爸，那个女的……你咋处理的？”

我说：“没咋处理，我跟她说清楚了，房子不加名，居住权也不给。我给她存笔钱，五年为期。”

儿子又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爸，你要是真觉得她人好，你俩就过吧。房子的事，我不说啥了。”

我鼻子一酸。

“你不怕她图咱家房子？”

儿子说：“怕。但我更怕你一个人死屋里没人知道。”

这句话像把刀子，扎在我心窝上。

我说不出话来。

儿子又说：“爸，我妈走了三年了。她在底下肯定也不想看你一个人熬着。你找个伴吧，只要人好，对你好，就行。”

我说：“你妈说，房子留给你。”

儿子说：“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爸，你要是为了房子把人气走了，回头你有个三长两短，我要房子有啥用？”

我攥着手机，眼泪掉下来了。

四十五岁的大老爷们儿，蹲在茶几边上，哭得像个孩子。

墙角老挂钟滴答滴答，一圈一圈地走。

茶几上那块被擦干净的地方，在灯光下反着光。

那兜橘子放在上头，黄澄澄的。

我挂了电话，给刘秀芹发了条短信。

“秀芹，你说的那个居住权，我给你。不是公证的那种，是我手写一份承诺书，签上名按上手印。我周德顺说话算话，我儿子也知道。你要是不信，明天咱俩去公证处。但我有个条件——咱俩好好过，你别把我当外人，我也不把你当外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短信发出去，我盯着屏幕。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

手机屏幕亮了。

她回了一条。

“明天几点？”

我笑了。

笑着笑着又哭了。

窗外天黑了，麻雀不叫了。

楼道里有邻居炒菜的声音，锅铲叮当响，油烟味飘进来。

我站起来，走到厨房，打开灶台。

灶台上落了一层灰，我拿抹布擦干净。

冰箱里有鸡蛋，有西红柿，有挂面。

我拿出两个鸡蛋，一个西红柿，一把挂面。

开火，倒油，炒鸡蛋。

油溅出来，烫了我手背一下，我缩了一下手，又伸回去。

鸡蛋炒好了，倒西红柿，加水，等水开。

水开了，下面条。

面条在锅里翻滚，热气腾腾的。

我把面条盛出来，端到茶几上。

一个人吃，但今天不想对付了。

墙角老挂钟当当当敲了七下。

我拿起筷子，夹了一筷子面条。

烫，但好吃。

比顿顿馒头咸菜强多了。

吃着吃着，手机又亮了。

刘秀芹发来第二条短信。

“老周，明天我去早市买排骨。晚上给你炖排骨汤。”

我看着这条短信，嘴里的面条还没咽下去。

眼泪又掉下来了，掉进碗里，咸的。

我回了一个字。

“好。”

窗外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照进来。

屋里电视还开着，这回不是听个响了。

我换了个台，正播新闻，说今年冬天比往年冷。

我看了看暖气，烧得正旺。

茶几上那兜橘子还在，我剥了第二个。

真甜。

老挂钟滴答滴答，一圈一圈地走。

明天她来，我得把茶几再擦一遍。

那块茶渍没了，但日子还得往下过。

桂兰，你要是看见了，别怪我。

我答应你守好房子，我守好了。

但我守不住自己。

一个人，真他妈的难熬。